章惇说：“按礼仪，庶出则应该立年龄最大的为皇帝，以按年长则应该立申王。”
向氏也不同意，找了个借口说：“申王有病，不可立。”其实皇太后向氏想立端王赵佶，章惇则认为端王赵佶为人轻佻，没有君王的气质，君臣二人意见不合，章惇所提的候选人，向氏全都一口回绝。
向氏否决了申王当皇帝的提议后，章惇还想说什么，这时，知枢密院事曾布乘机发难，呵斥章惇说：“章惇，听从太后的处理，你不用多管闲事！”
见曾布支持自己，皇太后向氏便声色俱厉地说：“老身以为，端王聪颖过人，应该继承皇位。”皇太后懿旨一下，其余大臣也都不敢再反对，章惇也没有办法。就这样，端王赵佶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宋徽宗当上皇帝后，很快就下诏让蔡京以瑞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太原知府。这时，皇太后向氏发下话来，说：“让蔡京修完国史，再行赴任。”蔡京虽然暂时留在了京城，但往日的威风却一点也没有了。谏官陈瓘乘机弹劾蔡京，说他与内侍太监来往密切，徽宗大怒，将蔡京贬为江宁知府。蔡京很不愿意去，在京城拖延了数月，才不得不去任上。
当徽宗听说蔡京没有马上去江宁赴任，而是还滞留在京城时，当下龙颜大怒，便下诏说：“追夺蔡京官职，让他到洞霄官做提举。”
接到圣旨的蔡京，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再也不敢在京城停留，连夜南下，去任洞霄宫提举。洞霄宫是位于杭州的一处离宫，蔡京到此后很伤感，就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但他却还抱有着希望，等待着有一天能够再出人头地。
在中国历史上，宋徽宗可以算得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喜欢吟诗作赋，尤以书画见长，宋代人就评说他文采风流胜过李后主百倍。宋徽宗在玩乐方面有莫大的兴趣，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乃至于蹴踘游戏、谐谑浪语等等，无不喜好。凡是能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的大臣、宫廷显宦，还是市井流浪之人，都会得到提拔重用。宋徽宗亲政之后，便在杭州设立明金局，专门负责搜罗民间书画和奇巧之物，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负责明金局的日常管理，经常住在杭州。
为了能够重新回到朝廷，蔡京就用力讨好童贯，每当童贵来到杭州，便陪他日夜玩乐，并将自己画的屏风、扇面和写的条幅奉送给童贯，让他献给徽宗。童贯很欣赏察京的字画，就每天派使者送一幅到京城给皇上，并附上一些吹捧之词，看得宋徽宗龙颜大悦，对蔡京很是赞赏。蔡京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便投其所好，日夜不停地书写、作画，真可以说得上是用心良苦，费尽心机。
当蔡京一味讨好童贯，用字画讨好宋徽宗的时候，朝廷中的权力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曾布为了打击韩忠彦，想让蔡京入朝，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当时恰逢宋徽宗的皇后为了排遣空虚寂寞，一时竟迷恋上道士作法。于是，太常博士范致虚把自己的至交、道士徐神翁推荐给徽宗的皇后，这样一来，徐神翁便可以经常出入后宫。范致虚又按照曾布的意思，让徐神翁借作法之机，在后宫为蔡京多说好话，并散布没有蔡京作宰相朝廷就不会有所作为的言论，徐神翁全部按他的意思去做。过了不久，后宫嫔妃乃至于宫女，都在宋徽宗面前夸赞蔡京。宫中宦官则在童贯的影响下，也纷纷说蔡京的好话。宋徽宗在嫔妃、宦官的言语蛊惑下，再加上他又非常赏识蔡京的字画，于是，决定重新起用蔡京，提拔蔡京做了定州知州。
后来，在曾布和邓洵武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改变了以往调和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做法，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追崇熙宁新法，并于崇宁元年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左相一职。曾布将韩忠彦排斥出朝廷，目的在于独揽朝政，不料，宋徽宗又把蔡京召回，并拜为尚书左丞。蔡京在曾布的眼里，不过是驱逐韩忠彦的一个棋子，达到目的后就没了利用价值，却料不到弄假成真，反而引狼入室。曾布与蔡京实质上只是暂时的盟友，他们一旦失去共同的敌人，就会为了争权夺利而斗争。
蔡京经历了几次起落，比曾布更加狡猾无耻，所以他一到朝廷，就投徽宗所好，经常进奉自己的字画博取徽宗欢心。蔡京并不会仅仅满足于尚书左丞，他有更大的野心，眼睛早就盯住了宰相的宝座上。这样，曾布又成了蔡京向上爬的绊脚石，无时不在寻找挪开这块绊脚石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很快就让蔡京找到了。
崇宁元年闰六月，曾布的儿女亲家陈佑甫想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当时正好户部侍郎一职空缺。曾布便上奏说：“陛下，户部侍郎一职现在空缺，陈佑甫为人忠厚，臣请旨让他担任此职”。
蔡京听说后，认为这是抓住曾布把柄的机会，心中很高兴，乘机上奏道：“陛下，陈佑甫乃曾布的儿女亲家。爵禄者，陛下的爵禄，作为宰相，怎能以陛下的爵禄去奉送自己的亲戚呢？”
听了蔡京上奏的那些话，曾布知道他想和自己过不去，便很生气地与他争辩起来。就这样，堂堂大宋王朝的宰相和大宋王朝的尚书左丞，竟然在朝堂之上像泼妇那样对骂起来。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坐在龙位上的宋徽宗，也被二人吵骂的话语惊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制止。曾布气愤不过，便大声骂道：“蔡京，你这个无耻小人，也不想想自己如何回到朝廷的！不是我曾布，你岂能有今天？真乃虎豹豺狼，不知道报恩，反而还恩将仇报。”
朝中有个叫温益的大臣，看不下去蔡京与曾布的这种行为，便怒斥道：“曾布，你贵为宰相，岂能在陛下面前如此无礼！”
曾布听了，顿时很惊惧，赶忙对宋徽宗说：“恕臣失礼！”
宋徽宗很震怒，气呼呼地只说了一句：“免你无罪！”随即罢朝而去。殿中侍御史钱遹见曾布失势，便乘机弹劾他。就这样，蔡京入朝不到两个月，曾布就被罢免了宰相的职位，降为观文殿的大学士。
曾布被解除相职，排斥出中央政府之后，宰相一位便空缺下来，蔡京急切地盼望自己能爬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一天，宋徽宗对朝中大臣说：“朕昨夜梦见蔡京作了宰相。”那些善于奉承巴结的大臣，为了讨好皇上，便立即表示祝贺，蔡京高兴得不得了。
崇宁元年的时候，宋徽宗下诏拜蔡京为右相。下诏之日，宋徽宗在延和殿宴请蔡京，并亲切地说：“自先圣神宗创法立制以来，先帝哲宗继承先圣新法。中间发生了两次变更，国事到今天还没有安定下来。朕欲绍述父兄之志，扬我大宋国威，蔡爱卿有什么好的对策呢？”
见皇上如此重视自己，蔡京觉得受宠若惊。所以一听见徽宗问自己，便赶忙起身离席，跪在一旁，磕起头来，口中说道：“谢陛下知遇之恩，臣愿尽死效力。”宋徽宗听他说得诚恳，心中很高兴，从此以后也越发看重蔡京。
虽然曾布已经被贬官，但蔡京对他还是不放心，害怕他有一天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势。于是，蔡京便诬陷曾布贪赃受贿，命令开封知府吕嘉问拘捕曾布的儿子们，用酷刑逼他们招供。曾布的几个儿子虽然吃尽了苦头，却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曾经贪赃受贿的事实。蔡京看实在没有办法，就施展卑鄙伎俩让自己的心腹之人假装证人，将曾布贪赃受贿之事草草定案了事。在蔡京的诬陷之下，曾布被一次又一次地贬官，始终没有回朝任职，后来就死在了谪贬的地方。
除去了曾布这个最大的对手和眼中钉之后，蔡京就开始放心地独揽朝中的大权，被宋徽宗拜为左相后，蔡京成为真正的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但是，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却进入到历史上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亡国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
蔡京从—个一次又一次被谪贬的小官吏，一跃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的心中止不住的得意。但是，作为一个心存奸巧的人，他的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蔡京当政不久，便开始了又一次野心勃勃地争夺权利的斗争。
于是蔡京向宋徽宗上奏说：“陛下欲继承父兄之志，臣恳请按照熙宁制度，设立部省讲议司，以完成陛下心愿。”
蔡京的这个建议，其实是想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特意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专门主持变法事宜，有很大的权限，甚至凌驾于宰相之上。蔡京奏请设立的“部省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不相上下。他提出这个建议，并非是为了完成皇帝的心愿，只是为了他自己得到更大的权力，可是，宋徽宗并没有看穿蔡京的险恶用心，看了奏折，反面夸奖蔡京是“王安石再世”！于是，宋徽宗下诏设立“都省讲议司”，并把这方面的事务交给蔡京负责。
“部省讲议司”设立以后，蔡京便将心腹吴居厚、王汉之等人安插进来，彻底把持了朝政。从此，朝中官吏的任免、国家财政的收支以及宗室事务，都先由“部省讲议司”决定，然后才奏请宋徽宗批准了事。除此之外，蔡京还以“部省讲议司”作为幌子，声称不但要恢复熙宁之法，而且还要将宋神宗想改变但还未来得及实施的事情也做到。结果，熙宁新法被蔡京弄得面目全非，完全变了模样：“名为道用熙宁新法，却未有一事合乎新法。”实际上，所谓新法，对于蔡京来说，只不过是他借来利用的手段而已，他的骨子里充满的是邪恶和阴谋，是无上的权力，他怎么可能有心思去变法呢？
屯里员外郎孙馨和蔡京是很好的朋友，因此他对蔡京很了解。有一次，孙馨对蔡京说：“蔡相公，你的确是大富大贵之人，然而你的德行比不上你的才华，恐怕会给天下带来祸事。”
蔡京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现在被圣上重用，贵为宰相，希望你能够来帮助我！”
孙馨见蔡京并不听从自己的劝告，只得叹了口气，怀着良好的愿望说：“相公如果确实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确的言论辅佐人主，让文武百官崇尚节俭，绝口不提兵战之事，那将是大宋王朝的幸运。”
对于孙馨的直言，蔡京并没有生气，却也没有再说什么，二人很不高兴地告别了。
手握大权的蔡京，心里一直怀恨守旧派大臣，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当时大部分已经死去。果如孙馨所言，蔡京有才无德，他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做利剑，斩向守旧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蔡京拜右相还不到两个月，便上奏徽宗说：“陛下，司马光等人破坏先圣之法，应该把他们视为奸党，免其官爵，方才符合陛下细述先圣之法。”
别有用心的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苏武等三十五人，秦观等四十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总共一百零九位大臣以他们的所谓罪状一列出并呈报宋徽宗，上奏说：“请陛下御书刻石，以示后人。”
书法造诣很深的宋徽宗欣然提笔，写下了“元祐党籍碑”五个大字，让石匠刻好之后立于文德殿端礼门。
此后，蔡京又不断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陷害他人。宋哲宗元符末年，曾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当时朝中的官员见天出异象，都认为是变法所致。时隔几年之后，蔡京却将这件旧事重新提起，竟牵连了五百多人，并奏请宋徽宗将这些人列为“邪类”，以罢免他们的官职来责罚他们。
崇宁三年的时候，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祐党人以及后来所定的邪类，合为一籍，认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东壁，并下令让蔡京书写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
蔡京按照皇上的吩咐写好之后，又上奏道：“臣奉陛下诏书用写元祐奸党姓名。陛下御书刻石，已立于朝堂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书之，将以颂之天下。臣为扬陛下美意，仰承陛下绍述先圣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同文本一起奏于陛下，恳请陛下阅之。”
由于宋徽宗很赞常蔡京的书法，于是就把它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的做法，引起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人士的反对。在当时的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官府请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去刻字，他推辞说：“草民是愚昧之人，本不知立碑之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怎么忍心去将他的名字刻上。”
听了这个匠人的话，永兴军的官员十分恼怒，想定他的罪，安民哭泣着请求：“官府的差使，草民不敢再推辞，只请求在碑石之本不刻写草民的贱名，因为草民害怕留下名字会被后世的人唾骂。”
永兴军的官员听了安民的请求，见他也有些骨气，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为了彻底消除守旧派在舆论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臣怕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
宋徽宗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立即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鑑》、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全部焚毁。”幸亏有一些诗文被民间的百姓保留了下来，否则的话，今天的我们，恐怕是看不到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鼓舞人心的词句了！
蔡京一方面打击报复守旧派，另一方面也想着法地迫害变法派内的一些人，以显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党籍”，受了很多摧残。
在宋徽宗继承皇位的问题上，章惇曾经持反对意见，蔡家为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便上奏说：“陛下，章惇是奸邪之辈，目中无君，不恭不敬，请陛下把他也列为奸党。”宋徽宗没有明确表态。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张，将章惇当做奸党对待，并将他的子孙也牵连进去，一同治罪。
经过宋神宗熙宁变法以后，北宋王朝的国库钱粮充盈，表面上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宋徽宗为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蔡京摸透了宋徽宗的心理，便挖空心思去满足宋徽宗的一切嗜好。君臣二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过起了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为了能够更好地享受，宋徽宗在杭州设立造作局，专门制造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供朝廷享用。蔡京为了满足宋徽宗对花石的特别嗜好，就对自己在钱塘时认识的大商人朱冲之子朱勔说：“当今圣上对花石特别钟情，你可以给你父亲写信，让他悄悄搜集浙江一带的奇花异石，进奉朝廷，圣上一定会很高兴，皇上高兴了，富贵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朱勔于是就按照蔡京的吩咐，向宋徽宗进献了一些奇花异石，徽宗看了果然很高兴。于是越来越多的奇花异石被运到京城，宫廷之中已无法容纳，蔡京便乘机上奏说：“启奏陛下，江南花石，日积月累，宫室已嫌狭小，难以容纳，应该另建新宫，以安放花石。”在蔡京的鼓动下，宋徽宗下诏在宜城之北兴建延福宫，让宦官童贯等五人负责处理这件事。这五个宦官在各自主持的区域之中，竞相比赛谁修得最豪华壮丽，修成后的延福宫富丽堂皇，耗资不菲。不仅殿阁亭台鳞次栉比，凿地为海，疏泉为湖，而且还修建了鹤庄、鹿砦、文禽、奇兽、孔翠诸栅，豢养各种奇兽珍禽，至于那些用嘉木名花及怪石堆砌而成的大大小小的假山，更是多得数也没法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