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爱
七月的香水
世人很少提她的名字，他们提起她的男人她的至爱，那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如雪地里的鸿痕，悄然无息地被掩盖。可男人永离人世时，她的痛并不少于在男人最后岁月里常伴他身边的女人。
1891年，年方十九的她遇到了他。她出身贫寒，被他的才华和革命理想打动，立志与他共赴中华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之后，她跟随男人，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无怨无悔。男人的朋友曾题诗咏她——“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那时，他的长子才出世，他已有了名分上的妻。那时，还未出现后世人们赞颂的另一段他和别家女子的爱情。那段峥嵘岁月或许是她最耀眼的日子，她与他为革命奔走，相濡以沫。他流亡到日本时她是他的联络员，为他洗衣做饭、传递密函、运送军火。她对他的感情是乱世里坚韧的盘石。
跟随她生命中的男人辗转十余年，她患了肺结核。她担心会传染给他，于是她选择默默地离开。
这一离别让两人的关系再也没有世俗地亲密过，男人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世人猜测她的隐退，她道：“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愿望已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她告别亲友只身前往南洋，隐居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椰风棕影，可会探听到她的忧伤。她的躬身谢幕是生命里低缓而有力的留白，她已经过了他的人生。
她一直做孙中山身后无名分的女人，原名香菱，又叫瑞芬，排行第四，人称“陈四姑”。他的家族后人始终尊敬她，她在南洋的岁月当地侨界人士同样称她“孙夫人”。名分和富贵在她眼里如过眼繁花，在男人的第二次婚礼隆重上演时，她静静地说：“中山娶了宋夫人后有了贤内助，诸事顺利了，应当为他们祝福。”
她云淡风轻的表情和话语里沉匿了多少烽火岁月里累积的真情，她对他始终无怨。她跟随他的14年光阴，是她最美好的季节。是甘愿，就不怕难；不甘愿，才放声哭喊。他的一只珍贵怀表，上面有他的名字“M，SUN”，只赠与她。岁月将爱情渐渐洗去光华的影子，爱情的信物藏下了她一生的情感。
他是伟人，她只是平凡女子，他需要被人仰望，于是，她选择被人遗忘。人间世俗的情感与革命的理想本无冲突，伦常之理却将她的感情深深掩埋。岁月将她嬗变成沧桑老妇，她在世人的遗忘里更显安详。1960年，在瑟瑟秋风中，她的生命安静地画了一个句号。这个淡泊宽容的女子葬于香港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享年87岁。
人生需要记取与遗忘的东西一样多。她与他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仿佛黑暗的天幕抖落一地的碎钻，镶嵌于她荣枯的岁月，让她一世珍藏。他告别人世后，她是他不经意散落人世的遗物，她低调的人生令很多世人不知道她曾经来过，不知道她曾经如火如荼地与他恋过一场。
从“寡妇班”考进北大
薛涌/文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的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我住在花园村时，跑到家后面农地看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让世界记得我。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知：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刚刚“觉醒”的我意识到，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喜欢的就是文史。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3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文革”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是个“混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3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一个教师。我远远望去，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我发现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答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来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知道考得408分。妈妈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个位置。主管人员翻了一下档案，然后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分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400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对于报考什么学校，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被车撞死……
股神巴菲特的童年
［美］罗杰·洛文斯坦/文顾宇杰鲁政朱艺/编译
几乎从波拉德医生将他在这个世界上惊醒的那一天起，6磅重而且早产了5周的沃伦·巴菲特就对数字情有独钟。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和伙伴鲍勃·拉塞尔在拉塞尔家的前廊里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观察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变化的数字，仿佛他们找到了“欧式范数”之谜的答案。
沃伦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白皙的肤色和粉红的下颌。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数字，而是金钱。他拥有的第一份财产是艾丽斯姑妈在圣诞节时送给他的镀镍钱包，他总是自豪地把它拴在自己的皮带上。在他还只有5岁的时候，沃伦就在家里的过道上摆了一个卖口香糖的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后来，他开始卖柠檬汁——这回可不是在巴菲特家那条僻静的街上，而是在拉塞尔家前面，那里是繁华市区。
9岁时，沃伦和拉塞尔在拉塞尔家对面的加油站数着从苏打水机器里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举动，而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橘汁的杯子有多少？可乐和无酒精饮料有多少？两个小男孩把这些瓶盖运到货车上，然后把它们在沃伦家的地下室里成堆地贮集起来。他们想知道：哪一种品牌销售量最大？谁的生意最红火？
当大多数孩子都还对商业一无所知时，沃伦就从他那做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里搞到成卷的股票行情机纸带，他把它们铺在地上，用父亲的标准普尔指数来解决这些报价符号。他还在当地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上寻找用过的但还可以出售的高尔夫球。他也曾来到赛马场，在满是锯末的地板上四处搜寻，把那些被撕破丢弃的存根翻过来，他有时还能发现一些中了奖但又不小心被扔掉的票券。在内布拉斯加炎热的夏季，沃伦和拉塞尔跑去给“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大款们扛高尔夫球棍，然后挣得3美元的报酬。傍晚时分，美国中西部笼罩在宁静的暮色中，他们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滑车上摇来晃去。这个时候，车流和电车发出的叮当响声在沃伦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主意。看到许多刚好开过拉塞尔家门前的车，沃伦会说“要是有办法从它们身上赚点儿钱就好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一切的根源呢？
在家中的5个孩子中，沃伦排行老二，是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来自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是一位身材娇小性情活泼的妇女。她是个贤内助，同时还有“很好的数字头脑”。沃伦的父亲既严肃又和蔼，他对沃伦的一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在沃伦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股票和债券的世界，并种下了未来发展的种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沃伦从如此富有教养、舒适安逸的家里出来——在赛马场的地上爬来爬去？究竟又是什么，使得他在多年以后能施展绝技：他能在头脑中计算大量数据，而且可以像记得阿克伦的人口那样易如反掌地记住浩瀚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商界的同事们？沃伦的妹妹罗贝塔断言道：“那一定是基因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还有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给他的影响和指导。
父亲霍华德一直表现出对沃伦充满信心，同时对沃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沃伦继承了母亲那种乐天性格，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围绕着他的父亲。
身高6英尺的霍华德，不论在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以勤奋的工作来挣钱养家。他不仅有佣金收入，还拥有来自奥马哈屠宰场的一家小企业——南奥马哈饲养公司的收入。
霍华德认为罗斯福正在使美元贬值，于是发给孩子们金币，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陈设，不仅有水晶吊灯，纯银的盘碟，还有东方韵味的挂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他的观点，有形的财产比美元更好一些。他甚至还囤积了罐头食品，买了一个农场，目的是在极度的通货膨胀中为家庭找到一个避难的场所。
霍华德十分强调养成独立思考习惯这一原则，他让孩子们聚到身边，给他们背诵着埃默森的一段名言：
最伟大的人，是在嘈杂人群中完美地保持独立人格的人。
霍华德还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价值观，但依旧使用的是一种世俗的教育方式。几乎没有哪周他不提醒孩子们要记住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上帝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他总爱对他们说：“我并不要求你们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你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的那份责任。”
如果有人告诉他某种社会弊病时，他会对对方说：“您确实是个好公民。那么，您将为此做些什么呢？”
“父亲坚持所有这些高尚的原则，”罗贝塔回忆道，“这让你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个好人。”沃伦最崇拜父亲，也和父亲很亲密。
像其他孩子迷上新型飞机一样，沃伦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常常跑到霍华德日益兴隆的股票交易所去。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沃伦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收藏在印着烫金字专柜里的股票和债券单据。在沃伦眼里，它们具有某种神奇的诱惑。
回到家里，沃伦便开始自己动手画股价图，观察它的涨跌态势，由此引发了他想解释这些态势的念头。在11岁的时候，他在每股38美元的价位上，果断地买进了3股城市设施优先股股票，还给姐姐多丽丝也买了3股。然而，城市设施股的股价跌到了27美元。当股价又回升到40美元时，沃伦抛出股票，扣除佣金之后，第一次在股市上获得5美元的纯利，结果他的股票出手不久，股价升到了200美元。这也是他耐心不够而受到的第一个教训。
沃伦在跟踪信息方面做得很出色。受到输赢决定中数学原理的启发，他和拉塞尔开发了一套供跑马者使用的信息系统。几天以后，他们便发现系统有效用，于是他们在“马仔的选择”的标题下写出自己选出的号码，然后带着一大堆复印件来到阿克·萨·本跑马场。用拉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卖出一些。我们四处挥舞着它们，叫喊着‘买份马仔的选择’。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执照，所以生意很快就被停止了。”
沃伦的业绩都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他对数字的信任超过一切。相比之下，他不赞成家族流传下来的那些信条，甚至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显得太数学化，太逻辑化。
童年的沃伦曾坐在玫瑰山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胀的迹象（用拉塞尔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他的帽子始终大小合适”），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命运多蹇的莱蒙托夫
周庆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