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
译文
孙子说：“勇怯，是‘形势’造成的，强弱，是由军事实力决定的。”又说：“水性是非常柔弱的，却能把冲走石块，这是由于水势强大的缘故。”
感悟人生
所谓的“势”，是一种气势，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勇敢与怯弱，彼此依存，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势”强者，“怯”可以化为“勇”，少能胜多、弱能胜强；“势”弱者，“勇”可以变成“怯”，虽有百万之众，也脆弱异常，不堪一击。在战场上，要战胜敌人，不仅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善于造成威猛难当、气盖山河的态势。许多时候，战争，不是因为实力的强大而战胜敌人，而是因为气势的强大而压倒敌人，也就是从心理上去压倒对方，从而达到击败对方的目的。
柏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战，有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吴国在经过6年的“疲楚”战略后，一举战胜多年的强敌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使吴国声威大振，为吴国进一步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军20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孙武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在这场战争中充分的挥发了他的军事才能，化不利为有利，以弱胜强，打败了兵力将近于自己七倍的楚国。
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间，罗马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一直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当时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在这场延续100多年的战争中，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或称汉尼拨战争，最为激烈和最具决定性的影响。
西汉末年，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危机四起。
外戚王莽抓住这一形势，玩弄权术，夺取政权，建立了新朝，为了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政权，王莽上台后进行“托古改制”，但是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导致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新莽的统治。一时间起义烈火燃遍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新莽王朝处于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境地。
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很多，其中尤以绿林、赤眉两支声势最为浩大。他们在军事上不断打击新莽势力，逐渐向王莽统治腹心地区推进。新莽王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拼凑力量进行最后的垂死反抗，农民起义于是进入了最后的进攻阶段。昆阳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初，绿林军各部趁王莽主力东攻赤眉，中原空虚之际，挥兵北上，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境）击灭王莽荆州兵甄阜、梁丘赐部。接着又在淯阳（今河南新野东北）击败严尤、陈茂的部队，势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农民军开始萌发了建立政权的要求，于是在二月间，推举汉室后裔刘玄为帝，恢复汉制，年号更始。
更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农民起义进入新的阶段，王莽在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日益陷入被动的地位。
更始政权建立以后，即带领主力北上，围攻战略要地宛城（今河南南阳），并将队伍开进到滍川一带。为了阻止王莽军的南下，保障主力展开行动，更始政权另派王凤、王常和刘秀等人统率部分兵力，趁敌严尤和陈茂军滞留于颍川郡一带之际，迅速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与围攻宛城的主力形成夹击之势。这为下一步进攻洛阳，与赤眉军会师以及经武关西入长安，消灭王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莽政权对更始农民起义军的战略动向十分不安，于是就慌忙改变军事部署，将主力由对付赤眉转而对付更始军。三月间，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奔赴洛阳，在那里征发各郡精兵42万，号称百万大军南进攻打更始军，企图以优势的兵力与农民军进行决战，一举而胜，以确保宛城，安定荆州，保障长安、洛阳的安全。
五月的时候，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在那里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并迫使先期进抵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的更始军刘秀部撤回昆阳。然后，率军继续前进，一步步向昆阳逼近。
当42万王莽军逼近昆阳的时候，昆阳城中的更始军只有八九千人。如何对付这群气势汹汹的强敌，更始农民军意见开始时并不统一。有的将领认为敌我兵力相差太悬殊，不容易取胜，因而主张避免决战，化整为零，先回根据地，再图后举。但刘秀反对这种消极的做法，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迟滞、消耗王邑军的兵力，掩护主力攻取宛城，然后寻找机会破敌。这时王邑的先头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在这紧急关头，诸将同意了刘秀的建议。决定由王凤、王常等率众坚守城邑，另派刘秀、李轶等率13骑乘夜出城，赶赴郾县、定陵一带调集援兵，支援昆阳。
王邑、王寻等人统率的新莽军蜂拥到达昆阳城下后，将昆阳城团团围困住。这时曾与绿林军交过手，深知其厉害的严尤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易守难攻，而且更始农民军主力正在宛城一带，我军应当绕过昆阳，迅速赶往宛城，先击败更始军在那里的主力，到时昆阳城就可以不战而下。然而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根本听不进严尤这一正确的建议，坚持先攻下昆阳，再进击更始农民军主力。于是调动全部兵力列营一百多座，不停地猛攻昆阳。”并傲慢地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
40余万王邑军轮番进攻昆阳城，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企图强攻取胜。昆阳守军路无可退，只有依靠城内人民的支持，同心合力抵抗，坚守危城，多次击退了王邑军的进攻，消耗了敌人的兵力，并给他们很大的挫折和打击。
昆阳城屡攻不下，而军心也日趋显得被动，严尤于是就再次向王邑建议：“围城必须网开一面，使城中守军逃出一部分到宛阳城下，去散布恐怖情绪，以动摇敌军的军心，瓦解敌军的士气。”可是刚愎自用的王邑听不进严尤的这些意见。
刘秀等人到达定陵、郾县后，说服了不愿出兵的诸营守将，在六月初一率领步骑一万多人支援昆阳。经过不断的战争，这个时候的王邑军已经很疲惫，锐气也早已经丧失殆尽，这就为更始军打败王邑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刘秀亲自率领千余名援军步骑作为前锋，在距王邑军二三公里处列成阵势，准备开战。王邑、王寻等人自恃兵力雄厚，骄妄轻敌，只派出数千人迎战。刘秀率众奋勇反抗，不断地猛烈冲击敌人，当场斩杀王邑军数十人，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这时候，更始起义军主力已攻占宛城三天，但捷报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全军的士气，动摇敌人的军心，便制造了攻克宛城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又故意将战报遗失，让王邑军拾去传播。这一消息一经散布，昆阳城中的守军士气更为高涨，守城的决心也更为坚决；而王邑军则由于久攻昆阳城不下，且听说宛城失陷，士气更加沮丧。形势开始有利于起义军这一边。
取得初战的胜利以后，刘秀又善于捕捉战机，抓住敌人士气沮丧和主帅狂妄轻敌的弱点，精心挑选勇士3000人，出其不意地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偷地涉过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极其猛烈的攻击。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王邑等人还是轻视汉军，不把刘秀放在眼里，同时又担心州郡兵失去控制，于是就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准擅自出兵，而由自己和王寻率领万人迎战刘秀的冲杀。然而，王邑这一做法却直接导致了最严重的恶果：在刘秀所率的精兵的猛烈进攻下，王邑手下的万余人马很快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阵势大乱。可诸将却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谁也不敢前去救援，致使王邑军败溃，王寻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敌军主帅已脱离部队，敌军阵势已乱，也乘势及时出击，内外夹攻，杀声震天动地，打得王邑全军一败涂地。王邑军的将卒们见大势已去，只得纷纷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这时又恰遇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剧涨，王邑军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使得滍水河的河水都无法流动，只有王邑、严尤等少数人狼狈逃脱，窜入洛阳。至北，更始起义军彻底歼灭了王莽军的主力，并尽获其全部装备和辎重，昆阳之战以农民起义军的辉煌胜利而结束。
在昆阳之战中，王莽军的兵力有42万人，而更始起义军守城和外援的总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2万人。然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竟能取得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归结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政治上反抗王莽暴政统治，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昆阳之战中起义军取胜的深厚政治根源。军事上，起义军实施了坚守昆阳，牵制敌人，调集兵力，积极反攻的正确做法，严重牵制了王邑军的行动，消耗了它的实力，将战场攻守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作战指导的具体运用方面，起义军勇敢拼杀，士气高昂，又善于抓住敌军的弱点，攻心打击和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积小胜为大胜；并且能够把握最佳的战机，选择敌军指挥部为首要进攻目标，将其一下子摧毁，使得敌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
所以，《反经》上说，用兵打仗有“三势”：即“气势”、“地势”和“因势”。将领勇猛轻蔑敌人，士卒奋力向前，三军上下，壮志激荡云天，豪气如同飘风，声音如同雷霆，这就是所说的“气势”。关山苍茫，长路狭险，峰高涧深，如龙蛇一样弯曲，如羊肠一样狭窄的山路，还有狗洞一样的山门，一人据险把守，千人难以通过，这就是所说的“地势”。要善于利用机会，因势进攻，如敌人疲倦迟缓，劳顿饥渴，被风波侵扰惊吓，将吏横暴，为所欲为，前面军队尚未扎营，后面的军队仍在涉水渡河，这就是所说的“因势”。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最会捕抓有利于我的形势。形势到来，郦食其劝说齐王田广，攻克了齐国七十余座城；谢安淝水一战，打垮了前秦百万大军。大势已去，项羽纵有拔山之力，也只能与虞姬相对而哭泣；田横纵有背负大海的壮志，最终还是会被迫自杀。
所以说，有胜利带来的威势，斗志会增加百倍。而败军的士卒，再难振奋。所以说，水性至柔至弱，却能冲走石块，这就是“势略”的要旨。
人生，也需要“势”去振奋你的精神，树立你的信心，增加你的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