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最高司法长官张释之，在任职期间，执法严明，不畏权势的压力，坚持依法办案，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
张释之担任大汉帝国宫廷公车令时，一天，在工作检查期间，正好看到当朝候任皇帝太子与诸侯梁王一同乘车进入皇宫朝见皇太后，他们的车马经过宫廷司马门时，没有按照宫廷礼仪的要求下车行礼。张释之作为宫廷主管公车礼仪的长官，立刻上前拦住了太子梁王二人，告诉他们违反了宫廷的规定，不准他们二人进入宫廷的大门。张释之马上向皇帝报告了此事，指责太子梁王不在司马门按照规定下车，是犯了不敬罪，理应惩处。皇帝脱下帽子，向张释之谢罪说：
“这是我教育儿子不够严谨才会发生这样的过错。”
薄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派使者秉承诏令赦免了太子梁王的罪责，他们两人才得以进入皇宫的大门。
皇帝从此事看出张释之是与众不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名官员，不因执法对象权位的高低而变更执法的水准要求，心中欢喜，立即提拨任命张释之担任大汉帝国最高司法长官廷尉一职，负责帝国的司法工作。
一天，皇帝外出巡视经过帝国首都京城郊外的中渭桥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面跑出来，使皇帝乘车的马受到惊吓，差点使马车失控狂奔；经过驾车马夫的努力，最终没有让皇帝受伤。皇帝很生气，命令侍卫逮捕这个人，交给帝国司法机构审讯治罪。
张释之奉命审理此案。张释之审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呆在皇帝车马经过的桥下。嫌犯供述说：
“我是一名乡下人，从农村来到城里集市买东西，路过此地。恰逢皇帝出行要经过这里，官府对这里的道路实行戒严，禁止行人通行。我没有地方呆，只好躲藏在桥下面。我已经在桥下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以为皇帝的车马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正好遇到皇帝的车马路过，我心里害怕，赶紧就跑，被人捉住。”
张释之了解了嫌犯的情况后，觉得嫌犯是无心犯罪，不属于故意犯法，可以依法从轻量刑，就依照大汉帝国的法律规定，违反帝国清道戒严禁令者，处以罚金。
皇帝知道张释之对惊扰自己车马的罪犯量刑罚金后，生气得对他说：
“这个人乱跑惊扰了我的车马，差一点让马受惊摔伤我。幸亏我的马脾性温柔，才没有发生意外事故。理应对他进行严厉惩罚，可是你为何只对他判处罚金的处理判决？”
张释之答道：“帝国制定法律，目的是要皇帝官员和平民百姓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规定，违反清道戒严令者处以罚金。如果执法者不依照法律规定，随便对犯法者加重处罚，那么，帝国的法律就会失去权威，丧失维护社会公正的尺度作用，民众就不会敬畏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皇上把这个案件交付最高法院审理，我作为帝国最高司法长官，担负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帝国法律规定执法，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随心所欲量刑判决，给全国的执法者起到坏的榜样，那么，全国数万的执法工作者，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加重或者减轻犯罪者的罪责，进行惩罚。民众看到帝国的法律得不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将会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规范自己行为对与错的界限。希望皇上明察三思。”
张释之严谨工作作风，不屈从别人的压力亵渎帝国法律的尊严，最终让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对他说：
“帝国的司法长官，就应该这样严格执法，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公正判决，让民众敬畏法律。”
盗贼偷窃皇帝陵寝庙中神像前的玉环，被帝国警察缉拿归案。皇帝命令张释之亲自审理此案。
张释之审理查清事实后，依照帝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判决盗贼死刑，奏请皇帝核准。皇帝看到张释之的判决书后，发怒说道：
“这个盗贼胆大包天，竟敢偷先祖宗庙里的器物，理应治罪灭族。。可是，你却依据法律条文规定，判决盗贼死刑。这让我如何告慰先祖的在天之灵呢？”
张释之叩头谢罪辩解道：“按照帝国法律规定，盗贼偷窃皇帝陵寝器物，判决盗贼死罪，已经是按最重的刑罚规定处理。斩首和灭族同样是死罪，是以犯罪的轻重程度来区分的。现在，盗贼偷盗皇帝先祖宗庙中的器物，就诛杀盗贼的全族人。如果盗贼无知愚蠢，偷挖皇帝陵寝盗掘陵墓中的财物，那样，又该如何给盗墓贼定罪量刑呢？请皇上圣明。”
皇帝听了张释之的辩护，与太后进行商量后，批准了张释之对盗贼的死刑判决。
张释之作为大汉帝国最高司法长官，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不顾个人的性命安危前程官位，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让国家社会沿着法制的轨道前行，井然有序，受到帝国朝野的一致赞誉。帝国朝廷的高官中尉条侯周亚夫、山都侯王恬开等人，敬佩张释之的刚毅正直，大公无私，纷纷主动与他结交成为挚友。
司法公正，是全社会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的丧失，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后果，让人们无法判断是与非对与错的标准，社会的无序混乱就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