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急剧上升，民众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国际社会也对中国予以同情。而且中国已名义上结束分裂、完成统一，抗日形势一片大好。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矛盾丛生、纷争不断、内讧激烈。1931年，蒋胡矛盾引发宁粤对立，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双方几乎兵戎相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虽然表示要和解，但当年12月，国民党“四大”仍分别在上海、南京、广州各自召开。******也在内外冲击下于12月15日二次下野，足见内部之混乱不堪。
早在1929年，******就提到治理国家无非“攘外安内”。这时安内对象是反蒋的冯、阎、桂等新军阀。中原大战后，大军阀不存在了，但各地如两广、西南诸省、山东、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依然把持一方，国民政府政令不畅，影响十分有限。李敖曾把这时的******戏称为“五省联防司令”。
以此同时，老对手共产党正在“作乱”并日渐坐大，拥有十几块根据地和30多万红军。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在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打倒国民党，而且实际的经验将告诉他们，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帝国主义做彻底的斗争。……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士兵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因此，****不但拒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而命令“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步队，……尽可能地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事变后红军追击撤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9月21日******已经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扩大了苏区，并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内与国民党**********者大有人在。许多党派及民众不满于国民党********专政，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民主改革、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运动跌荡起伏。
1931年7月1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称“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这时，******安内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反对派。
在内忧外患两重威胁下，******在多次讲话中对攘外安内关系做了阐述。1931年11月30日，蒋在任命顾维钧署理外交部长的训词中说：“攘外必先安内，一统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一统而能取胜于外者。”1932年1月底至2月初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攻打江西赣州。******为上海抗战，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纹丝不动；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因此1932年6月9日，******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时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932年12月14日，******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攘外定要先安内”。1934年7月，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国民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是“抗日来攘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最早出自春秋时期，面对外部戎狄侵扰，内部王室衰微、诸侯相争，春秋五霸之第一霸齐桓公就提出口号“尊王攘夷”——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
西汉时期，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鼓励农耕、致力本业和守边备塞以及削藩上。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北宋初年，面对国内未平和辽国威胁，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南宋时，面对金国的入侵和南宋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兵乱、匪患，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进讨由乱兵啸聚为匪的曹成所部时，就曾上书宋高宗：“臣窃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垒，何以服远。比年群盗竞作，朝廷务广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在岳飞看来，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先清除内乱，则无法全力抗金、收复中原。
明朝中前期，面对蒙古瓦剌人的进扰，名臣于谦在《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明末时期，明朝面对关外清军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开始时是内外并攘，但是关内刚迫使农民军招安，关外清军就开始进扰，农民军复又反叛。明军在松山之战惨败后，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书崇祯皇帝，要求与关外清朝议和，先安内对付农民军，崇祯也有此意，但又不愿承担“议和”的名声，命令陈新甲秘密从事。但陈新甲做事不周泄密，朝臣上书反对，崇祯不敢担当，于是杀陈新甲，罢议和事。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次延缓危机的机会。两年后，明朝就在两线作战中亡于李自成，后人多认为这是没能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例。明末清初抗清殉国名臣夏允彝称：“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与英法联军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清政府曾坚决地同时“攘外”和“安内”，结果内乱未平却两度招致外敌兵临津京的惨祸，不得不“借师助剿”，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于在废立皇帝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加上担心“丧失民心”祸起肘腋，盲目利用“义和团”，发动排外主义运动，欲“藉攘外以安内”，结果几乎招致亡国之祸。这给其后的中国统治阶级以巨大的震撼，从此，近现代中国统治阶级再也不敢盲目排外轻言牺牲了。
******以明朝覆亡的故事为鉴，把“攘外必先安内”立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安内”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后，于1937年8月中旬，******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宣告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