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国，资产主义经济有民族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很多种，参与救国的只是民族资本主义，也有的说还有少部分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体现在抗战期间以及国共内战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多是持批判的态度去看待，所以以后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词，在中国就专指“民族资本主义”，先说一下以免出错。民族工业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通用的一次，两者所指相同。
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的很早，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其中著名的是广东继昌隆缫丝厂、上海发昌机器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之前在洋务运动的时候产生了一批官办民用企业，有人容易把这俩者相互混淆，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好区分的：光看企业的名字就ok了。大家先想想官办民用企业都是起的些什么名字：什么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和现在国企央企的名字一样，基本上都是带着地名的，听着非常气派；然后再看看现在民族工业的企业：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和现在的中小企业的名字差不多。企业起名都是这道理，你说那些中小企业能直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省市地区么？他们的名字能直接叫XX（地名）XX（行业名）厂么？举个例子，我在济南搭个戏台子叫山东剧院，这就不行，政府机关不给你注册啊。真的山东剧院在济南的文化西路呢，我这“山东剧院”建好了戏剧票友不去青年西路了都来我这看戏，这也不成啊！但由于这些企业规模较小，甚至事故频发（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据说毁于机器爆炸）而不被时人所熟知接受。而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则不早不晚，根据《马关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于是大清也就没理由再不让国人自己开厂置财了，反而鼓励人民开厂，于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而当时最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莫过于张謇张状元！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甲午年（1894年）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一职。当时只要科举考入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日后就是前途无量啊，在晚清历史上像曾国藩、李鸿章等高官皆出自翰林院，日后他们也都是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大清的宰相。现在张謇高中状元并入职翰林院，只要在官场不犯大错，日后必会入军机、为殿阁。但张謇偏偏放弃了这荣华富贵，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正好一年后他借着服父丧的机会，决定下海经商创办实业救国去了。那时候可没有现在公务员“停薪留职”的待遇，弃官就只能再考，可以说张謇的这种行为在中国实属别具一格，甚至离经叛道，但他很快也用行动向人们解释，实业救国是条路子！
官员下海有一个最大的便利之处就在于他曾经在官场的人际关系！张謇当年在过场时与张之洞交情甚佳，于是在1896年，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张謇则借机想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卖字”一时成为新闻。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就这样大生纱厂也于1899年建成了。
由于当时人民对机器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关于“机器可以开动的巨大动静会扰乱风水，机器会弄伤人”的传闻很多，所以没有什么人愿意出纱厂做工。对此张謇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还自己亲自使用机器纺出了一匹纱布，攻破了谣言，人们便开始来大生纱厂做工了。由于用机器纺出来的纱便宜又结实，大生纱厂销路畅通，不仅在南通城站住了脚，还连续每年盈利十余万两白银。张謇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又陆续创办了垦牧公司、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公司等企业。民族工业也就完成了他的初步发展。
民族工业初步发展的持续时间很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论其原因则是清政府放宽限制、实业家救国之心、以及民众的救国望成就了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而正是因为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为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有了这个经济基础才有了日后资产阶级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