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两年多的时间，龚合国就两级跳由办公室主任升任正局长，这很让教育局里几名一直觊觎着这个位置的副局长们，眼睛嫉妒得红红的，牙根恨得痒痒的。另有一帮科室主任们，则自恃有正规大学毕业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毕业，也很瞧不起他这个原来平起平坐的“大专毕业生”，在工作中不但不好好配合，还经常找他岔子，说怪话。
但不到一年，龚合国就把所有这些关系都理顺、摆平了。他所用的办法还是从部队老班长那里学来的“引蛇出洞”。不过，这回他不再是打着“整风”的旗号，而是用发扬“民主”的名义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关“教育方向”问题的大讨论，并在会议后半段号召局办人员和各校校长以及部分党员教师对局党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龚合国是军人出身，平时已经养成习惯，大凡站着或坐着，尤其与人谈话时，身板总是下意识地挺得笔直。但近来他发觉这种身姿已经越来越不能“与时俱进”。比如，在上司面前，别人的腰通常都是躬着的（至少也是微躬），你这时却挺胸收腹，屁股翘着（他因为身体发福，屁股也渐渐变得肥大起来）戳在那里，虽然少了些奴才像，却很可能会让领导觉得你是个犟头倔脑的刺儿头，很难管理。而以这种身姿见同僚和下级，则又显得过于倨傲或死板，既不够自然和放松，又缺乏亲和力。
为此，自当上局长后，他就给自己精心设计了一套惯常使用的仪容和姿态，其要领便是四个字“谦恭低调”，具体做法则是：“见人三分笑，点头微折腰。笑时略带憨，明白装傻帽”。当然，“谦恭”主要是对上司的，“低调”主要则是对同僚和下级的，而笑容有几分，装傻应该装到什么程度，则是要在遇到具体的情境和对象时灵活掌握的。这就好比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创立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原则，也要看是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决定是扰还是逃，是追还是打……“谦恭低调”的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却是“瞒天过海”，麻痹对手，“不让别人猜到你的心思”……必要时再“引蛇出洞”，并加以反击。
会议是暑假期间利用县一中礼堂召开的，会期十天，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讨论，晚上看电影或跳舞。
龚合国是个一经想明白和认识清楚，就会雷厉风行地执行和实施的人。所以，那些天，与会人员入场时，他一直都微笑着站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和大家握手，打招呼，遇到认识的也会亲切地叙谈几句……年长的，他请他们“多加指导”；年轻的，他告诉他们：“未来属于你们”；资深教师，他会坦诚地对他们说：“我是外行，搞教育还要靠你们。”专家、学者，他会说：“我是专门为你们服务的”……这样两三天下来，多半人的名字他竟然能够随口喊出来了，以至于人们普遍对这个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会议中心议题自然离不开有关“素质教育”和“升学教育”孰优孰劣的争论。
然而，人人心里都有数，严局长一直是主张“素质教育”的，并曾在全县范围内大力为中小学生“减负”（减少学生课外作业，缩短晚自修，增加学生文娱、体育和课外活动的时间）。未料才实行不到一年，家长们却不干了，纷纷吵上门，“……我们才不在乎你们搞不搞什么‘素质教育’呢，我们送孩子来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考进好大学。考不进好大学，将来出来找什么好工作啊！……”
所以，会议开到一半，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依然很茫然，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当会议进行到给局党委提意见和建议的阶段时，小组讨论的气氛却分外活跃起来。只是许多批评意见都渐渐集中到已去职的老局长身上，说他书生意气，独断专行，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瞎指挥，穷折腾，既弄得升学率逐年下降，又使得学校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渐渐地，也就有人影射他龚合国是靠“裙带关系”上台的。更有人提出，教育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不能由一个不学无术的“兵痞”来“外行领导内行”……听到这些，他脸上很难看，心里却窃喜——因为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火力侦察”，终于让目标一个个暴露，从而可以从容地加以反击了。但他没有公开地去和这些“牛鬼蛇神”作“路线斗争”，而是悄悄地让心腹们（他在每个小组都安排了这样的人）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而会议尚未结束，他就赶紧将相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向县委分管文教的李副书记作了汇报。李副书记和严局长私交甚笃，且也是行伍出身，听到“兵痞”和“外行领导内行”的指责，竟然动了雷霆之怒，霍地站起身，骂骂咧咧地道：“奶奶的，要说兵痞，老子也算得上一个。这样，你回去，给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好好整顿一番，我就不信，外行不能领导他们这些所谓的内行！”
有了李副书记的尚方宝剑，龚合国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便将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和各乡镇中心学校校长来了个大换班。该下乡的下乡了，该进城的进城了，该提拔的提拔了，该削职的削职了，该重用的重用了，该冷藏的冷藏了。虽说不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少也是“顺我者上，逆我者下”。接下来，教育局员工宿舍楼落成，分房过程中，龚合国坚持先人后己，先下后上，也很得了一些民心。而对于教育大方向的把握，他则一方面“萧规曹随”，处处按严局长的“既定方针”办，讲话、报告、座谈时处处突出“素质教育第一”，另一方面，私下里却大念起“升学考试第一”的经。
“说穿了，这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如今四处走一遭，看看有谁不是这样干的？但从正面想，这也是中国特色，可以说是‘第三十七计’……”有时，他到各校视察时，会这样向自己的心腹作“路线交底”。
有一段时间，他也潜心重读了一些书，包括《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这些书他在部队时就曾熟读过），以及书摊上经常看到的《厚黑学》《攻心计》《御人术》《古今谋略大全》，还有一些从海外流入的有关开国领袖们的“野史”或“秘史”等。
有一天，他忽然想：都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佛三家。可这三家如今还有人真心信奉和继承吗？看看儒家吧，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儒家早已被弄得声名狼藉，元气大伤了。尽管现如今党和政府已经为孔子“平反昭雪”，又在海外到处开设孔子学院，大张旗鼓地尊孔，一次他去曲阜参加祭孔大典，甚至还看到祭桌上摆放着整头整只的白白胖胖的猪和羊作为牺牲……但他总觉得即便如此，孔子那些有关仁义、道德的说教，还是无法和“四个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因此，儒家思想尽管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再要有人想“半部论语治天下”，肯定也是痴人说梦。至于道家和佛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一种学说，也许还有专家和学者在进行研究，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早被贴上“迷信”和“邪教”的标签了。这年头，无论谁在那里倡导“真、善、美”，周围的人一定会投以怀疑和不屑的目光。你想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在说假话，都在造假货，都在昧着良心坑蒙拐骗，你怎么可能出污泥而不染呢？所以一定是假的，是虚伪的，是“邪教”。至于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知足常乐之类的说教，就更反动了，它不仅与“利润挂帅”、“发家致富光荣”、“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样的基本国策从根本上发生冲突，而且，在一个人人都在想着升官、发财的社会里，你用这些去影响他们，摆明了就是在挡他们的宦途，堵他们的财路……所以，真要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最值得继承、发扬和光大的可能还是法家、兵家、纵横家或者阴谋家的文化……瞅瞅身边吧，如今官场的人，有几个不在潜心研读《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鬼谷子》《资治通鉴》《三十六计》？便是商场，最受青睐的也一定是《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东周列国与企业外交》《三国演义与经营战略》一类的书。听说在国外，只有高级军事将领们或者军校的学员们才读“兵书”，可我们呢，却是全民读“兵书”啊。不读不行啊，你不读怎么知道别人会怎样造假，会怎样行骗，会怎样使“阴功”，会怎样出“怪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啊……为此，他也对环绕在他身边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并得出结论：当今之世，真有“士”的风骨，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以说已是凤毛麟角；而注重自己名节，不肯“随波逐流”的也已寥若晨星；但挖空心思“出名”和“敛财”的却比比皆是。
考虑到这样一种现状，为了更好地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他除了在不断地提高教职员工队伍的政治待遇和荣誉感（经常性地评比优秀教师、新长征突击手、教育标兵、模范校长等）上做文章外，还主持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或措施，鼓励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并默认他们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开办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或补习班捞钱（当然，这股歪风后来被上面刹住了）。他知道，别看这些教师们平时有多么清高和孤傲，又多么喜欢批评时政，调侃或讽刺领导，但只要他的鱼钩上总是有“金钱”和“财富”挂着，就不怕他们不上钩。而只要他们开始满心思虑着挣钱和发财，也就不可能不使出浑身的招数去提高升学率，怪话和牢骚自然也就少了，整个教育界的形势也就稳定了……这对大家可都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果然，不出两年，他便做出骄人的实绩——升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全县教师们的荷包也迅速鼓胀起来。以至于他无论去哪个学校，都会听到一片歌功颂德声……这让他重新感受到了在部队时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春风得意的时光，嘴里熬不住会经常哼唱起一首他十分喜爱的港台小曲，“是一个春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我俩漫步青青草原地……”
只是偶尔他到下面学校去视察，看到学生们一个个都老气横秋，眼镜的度数越来越深，书包里的书本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一个个都热衷于当小队长、中队长或者大队长，为此不惜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甚至还给老师塞“红包”行贿时，他心里才稍稍有些不安。
但他很快又安慰自己，“我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大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