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合国开天辟地第一回变瘦了，白瓷给他称了称，体重足足减了有五公斤。他的记忆力也渐渐出了问题，这表现为在单位里常常喊错别人的名字。偶尔陪白瓷去“肯德基”吃饭（她特别喜欢那里的炸鸡翅和鸡腿），他总是将鸡翅叫成鸡腿，鸡腿叫成鸡翅。他也常常心不在焉，秘书拿给他批阅的文件，有时忽然发现被他当成废纸随意扔在字纸篓里。
他也常常会神经质地在家里的台灯底座上、茶几下方东摸摸，西看看。有几次，他还拿了手电筒，爬到床底下去反复察看。
“你这是找什么呀？就像掉了魂似的。”邬红梅忍不住相问。“你不懂啊，这现代科技真是太恐怖了。这么丁点儿，”他撅着肥大的屁股，从床底下艰难地钻出来，比画了一下自己的大拇指指甲，“一个小玩意，就能把你我的声音都录下来，多可怕啊。你想想，我们有多少秘密，还不是在这床上说的？”
“不至于吧。不是都没事了吗？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的，也把别人弄得六神不安。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呀！”邬红梅说。
“什么？我怎么自己吓唬自己了？真是妇人之见！我可告诉你，我要是出事，有一多半都是你害的！”他忽然莫名其妙地动起雷霆之怒。
邬红梅见状，也就识相地走过一旁去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坐在床前的地上发呆。
他有时也觉察到了自己身上这些异常，会对红梅或白瓷忧心忡忡地说：“我的注意力好像越来越不能集中了，情绪也常常失控，总是弄不清‘频道’……”
其实，何止是弄不清“频道”，他的“频道”还经常性地紊乱。有一次，他一人坐在沙发里发呆，眼珠上翻，办公室主任走过去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却不住地摇头，然后语出惊人地说：“发展不是硬道理。”
主任很糊涂，两眼木木地瞪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半晌，才听他喃喃自语地说：“大便才是硬道理。”主任便以为那几天他便秘的毛病又复发或者加重了。然而，让他觉得奇怪的是，龚合国并没有像通常那样频繁地去厕所，而且一进去就半天不出来，相反，神色还显得很轻松，颇像是“顿悟”了。于是，主任就赔着笑脸，很小心地说：“局长，大便可不是硬道理，而是软道理。”
“为什么？”龚合国扭过头，目光咄咄逼人地望着他。“很简单嘛，只有软了才能顺利排出来……”龚合国一愣，马上斥道：“放屁，软了也是硬道理！”
主任这才开始怀疑起他的顶头上司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至少，照他的想法，局长的“频道”大概已经开始“乱频”。
龚合国自己似乎也渐渐意识到了这点，于是越来越恢复和加大了脑袋摆动的频率和幅度，希望能够借助身体的不断“耳提面命”，让思维维持在一种“常态”。但效果似乎总不佳。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听说他睡眠不好，他们就给他开了一些安眠药和镇定剂。然而，吃了这些药，平时讲话、作报告总是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他，竟变得有些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起来。
有一次，他在开会说到要“坚持党性”时，忽然莫名其妙地怪笑起来，“当然，那个‘性’也要坚持的，和党性并不矛盾。”
会场里的人都愣住了，他却得意地晃起脑袋，目光四处巡视，最后落到人事股一个新婚不久的女干部身上，问：“小崔，你说是不是呀？”
那女干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却不依不饶，继续追问：“告诉我，你更喜欢坚持哪个‘性’呀？”
忽然，不待那女干部反应，他又面孔一板，话锋一转，对着会场里所有的人疾言厉色地说：“不管党性，还是什么其他的‘性’，只要遇到‘性’，我请诸位都要认真对待，就地解决好。不然就会影响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家庭的稳定……所以，啊啊，你们要记住：稳定压倒一切。”有时，他讲着讲着，忽然就打住了，脑袋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里，很像是“僵频”。而更多的时候，他不仅脑袋僵立在那里，甚至连坐姿半天也没有一丁点变化，又很像是“死频”。然而，你说他是“死频”，他常常又会冷不丁地蹦出一句——“大便才是硬道理！”
渐渐地，他的怪诞的行为传遍全城。尤其他后来看到和他同级甚至高一点的官员们，都不再尊称他们的职务，而是直呼“大便”，例如“张大便”、“李大便”、“陈大便”、“姚大便”……有时还半真半假地威胁说，“妈妈的，总有一天，我要通了你们这些‘大便’。你们不通，我这里的，”他两手撸撸肚皮，“也就出不去。”弄得全城的官员都很紧张，害怕真有一天，他会把大家都当“大便”“通”（或者捅）出去。
于是，不断有人汇报和反映到县领导那儿去，说龚合国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应该把他送去精神病院。
任县长不同意，因为医生的诊断只说是“轻度精神抑郁”。但人心惶惶的各级领导均认定他已经“精神失常”，丧失了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已深深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于是，开始有人联名上书县委，提出：“送不送龚合国同志去精神病院治疗，是关乎我县‘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在眉睫的重大政治问题……”但因为任县长和高书记有矛盾，总不能统一意见，最后，为此事据说是开了三次常委会，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才做出决策，并由县委、县政法委、县政协（龚是政协常委）、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联合发文，同时征得家属的同意，将龚合国送到市精神病院去“疗养”。但龚合国自始至终也没有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然而，这成了他是精神病的唯一确凿的证据。因为据说，高书记有一次发话了：“没有一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的，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哪一个肯说自己醉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龚合国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体现在他不再总是威胁着说要“通了你们这些大便”的疯话了，而改成唠唠叨叨地自言自语：“……奶奶的，我就不信谁敢说我龚合国腐败，谁敢说我一肚子男盗女娼……老子就是……你们说说，就冲我这名字，是可以随便‘打倒’的么？……”但说着说着，他似乎又感到特别委屈，眼泪也挂在脸上，嘴里于是又情不自禁地咕哝着，“妈妈抱抱，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于是，邬红梅和父亲就请了市里一位说话很有分量的熟悉的老干部，出面向县委提出，将龚合国接回家中疗养。县委考虑到他对社会（当然，主要是干部队伍）的危害性已不大，也就同意了。这样，从医院接出来后，他先是在城里小住了几天，后来又搬到乡下。因为医生说，乡下的空气比较新鲜，环境也比较安静，适合他养病。
所以，现在的龚合国，按照季怀成的说法，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人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除了常听他一个人在那里默念“妈妈抱抱，妈妈抱抱……”外，有时，一天都很难得听到他说一句话。当然，也有例外——那通常是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厮混和嬉戏的时候。
人们经常看到他心甘情愿地趴在自家院子里的泥地上，让小孩子们轮流当马骑。
“你叫什么？”孩子们通常会一手揪着他的耳朵，一手挥舞着一根细树枝，并高高地举过头顶，对他喝问。
“妈妈抱抱。”他多数时候会这样回答。“不对，重说！”
“龚合国。”“那，你是不是‘黑暗的旧社会’？”“是，我是。”他愉快地点着头。
“不行，‘共和国’怎么会是‘黑暗的旧社会’？反动！该打！”于是，他们就抡起树枝，在他高高撅起的屁股上装模作样地抽打几下。
他就“哎哟哎呦”地叫起来，同时抬起脏手往脸上抹一把，让黑脸变得更黑，然后说：“我是乌干达，乌干达‘共和国’，还不行么？”
“也不行，是‘共和国’就不能说是‘黑暗的旧社会’！”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那，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呢？”“啊？反动，更反动，太反动了！快，给他戴高帽子，游街！”于是，早有几个孩子将一顶破旧的尖头的斗笠强按到他头上，接着拉他站起来，又用草绳绑住他的两只手，牵牛一样将他朝院子外面拖出去。同时，也有一个岁数大些的孩子，提一面不知从哪儿搜罗来的破铜盆走在前面，一边“当当”地敲，一边快活地喊：“游街啰，游街啰！快来看，龚合国游街啰……”
鹤立鸡群的他，此时跻身于一大堆只到他齐腰高的孩子们中间，看上去也分外地快活，脑袋还不停地摇来摆去……“现在几‘频道’？”有孩子问。“五频道。”“五频道是什么频道？”“专门直播游街的频道。”“哈哈……”
“哈哈……”
敲破铜盆似乎是孩子们最感快意的一桩事，通常都是要每人轮一遍的。但也有任谁都觉得手敲累了，胳膊拎酸了的时候。这时，他们就会解开龚合国双手的草绳，改系到他腰间，然后，把破铜盆和敲破铜盆的棍子往他怀里一扔，大声命令：“自己敲！”
他就弯下腰，很感恩地赶紧抱住那破铜盆和棍子，然后擎在手中，一边“当当”地敲，一边十分快活地喊起来：“龚合国是‘黑暗的旧社会’，龚合国是‘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他们会对他圆瞪起双眼。他于是马上改口“：不，不，我是‘黑暗的旧社会’，我是‘万恶的旧社会’……”“哈哈……”孩子们就十分地高兴起来。
“哈哈……”他于是也十二分地快活起来，“宝船嘴”上的胡子飞蛾振翅般颤个不停。但忽然，他又耍赖皮似的往地上一坐或者一躺，嗲声嗲气、可怜巴巴地嚷嚷着：“妈妈抱抱！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于是，一群孩子便又将他团团围住，有的抱大腿，有的抱腰际，有的拉皮带，有的捧他的脸，同时七嘴八舌地换了一个“频道”训他：“乖，听话！不听话打屁股！”
妻子邬红梅开始时每每见到这情景，总有些心酸，眼泪更止不住要扑簌扑簌地落下来。但后来见他很快乐和开心的样子，也就渐渐不以为意了。但她还是忍不住要问来给他复查的医生：“你看他这样，还会好起来吗？”
“应该……也许吧，总不能说没有希望……不过，真能好也是奇迹了。然而，也未可知……”医生总这样模棱两可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