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中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会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
她又揣测：“那个青年自杀了——他是怀着宝贵的中心而纵身一跃的吗？”
然后她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如果现在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弗吉尼亚原来的构思是让克拉丽莎自杀，后来改由赛普蒂默斯一个人承担这个命运。但她后来在《海浪》中还是让书中的女主人公之一罗达自杀了，罗达溶进了弗吉尼亚本人的重要体验。罗达从童年起就被死亡意念缠绕着，中年时她又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最后终于如伯纳德所报道的那样走上了自杀之路。这仿佛是弗吉尼亚本人生命结局的纤语。但死亡对罗达来说已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她投向大海时就像是在向孕育生命的自然母体回归。
而小说男主人公伯纳德最后的独白更表明了弗吉尼亚对待死亡的态度：
在我的心中也涌起了浪涛。它高涨着，耸起背脊。我又一次觉察到了一种新的欲望，有什么东西从我心底涌起，就像一匹骄傲的骏马，它背上的骑手先用马刺踢着它，然后又把它向后勒住。现在，正当我骑在你的背上伫立着，在最后一段跑道上跃跃欲试时，我们究竟望见了什么样的敌人正在向我们迎面扑来呢？这就是死亡。这敌人就是死亡。我正在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着风向后飘拂，就像一个年轻人，就像当年驰骋在印度的波西弗（英国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最后见到了骑士们艰难寻找的“圣杯”——传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的杯子，后来盛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流下的血，象征着基督教理想和人类救赎的希望。弗吉尼亚让伯纳德在想象中模仿波西弗策马奔驰的身姿，暗示人类对生命的信念和对死亡挑战的勇气。）那样。我用马刺踢着马。我要纵身猛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用不屈服，啊，死亡！11940年，德国空军对英国连续实施“海狮”行动和“月光奏鸣曲”行动，共投弹15万吨，伤亡数万之众。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是犹太人，他深知英国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时，他们像蛾子一般骚动不安，设想过自焚，也设想过服毒。1941年3月28日，59岁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跳入乌斯河的激流，印证了她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诗人是神话世界里的精灵，他们在梦的世界里为人们制造美梦，制造幸福，自己却在生死场中苦吟，在地狱和天堂间徘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最后的创作才更显得艰难和弥足珍贵。
2．最后一次创作
诗人的神话思维使诗人的生活的艺术化和诗的生活化，从而在亦真亦幻中神游，因此他们的生命和创作须臾不能分离，当他们最终选择主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尽管是那样的突然的和出乎人们的预料，但实际上是精心安排的最后一次完全艺术化的创作行为。这也许是诗人写下的他生命乐章的最后的一个休止符，也许是诗人为他的人生的故事写下的最后的1参阅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第267页。
结局，也许是诗人为他终结的神话划上的一个句号，也许是诗人给生者留下的最后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谜海明威说过：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这难道是一句偈语？创造神话的诗人和诗人创造的神话注定要以死终结！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何等的疯狂、残酷和惨烈！但对诗人来说这却是一次自然的选择，一次经过了艰难的精神跋涉向生命顶点的最后一次冲刺，是生命与死亡的最后一次搏杀，即诗人以生命为代价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创作。诗人的最后一次创作依然显示了他们创作的一贯风格，不管是平和的还是刚烈的，不管是澹泊的还是深沉的，都祈望以绝美的姿态离世，而似乎又含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普拉斯是一个把死亡神话化的诗人，她把自己放在神话的中心，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1953年她差点自杀成功，她在《撒拉路夫人中》歌颂了那次未遂的自杀和“复活”。诗中的女主人公曾三次企图自杀，并且每次自杀都感到骄傲，对能活下来也感到骄傲。虽然死亡那样恐怖，她却深深迷恋着它：“我又尝试了一次。/我十年/尝试一次”她觉得她“像猫一样有九条生命”。她谈论自杀时带着满不在乎的平静：
死
是一门艺术，一切全都如此。
我做得尤为出色
我做了，所以它犹如地狱。
我做了，所以它感觉真实。
这是普拉斯最着名的一句诗，她最后也果然实践了它。
1962年10月，普拉斯与有了外遇的丈夫英国诗人休斯离婚，她写信给她的母亲，说他们正准备办离婚手续，并表示决心要重新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显然是为了让母亲放心的安慰之辞。在《事件》一诗中，普拉斯发出了去意已绝的信息：
爱不能到达此处。
黑色的深沟将自己暴露。
自杀，美女诗人完美地谢幕1963年2月11日早晨，彻夜失眠的普拉斯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给两个还在睡觉的孩子准备好牛奶和面包，在纸条上给新雇的澳大利亚女佣写下霍德医生的电话号码，并注明：“请给霍德大夫打电话”。她把纸条贴在儿童车上，平静地走进厨房，用毛巾尽可能将窗户的隙缝堵得严严实实，叠了一块布放在煤气灶上，把头枕在了冰冷的煤气灶旁，从容地扭开了煤气开关。渐渐地死神溶入她的黑色长袍之中。这一次她彻底失去了像猫一样再死一次的机会，因为她在《边缘》——精神崩溃或自杀之死亡边缘——一诗的开头就已经指出：
这女子已臻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对于普拉斯的完美谢幕，塞克斯顿感到非常嫉妒，她觉得普拉斯通过自杀获得了不朽。对渴望获得不朽的塞克斯顿来说，死亡是情人、是母亲、是安慰，还能使她永恒，被人永远怀念。因此普拉斯自杀后，她便开始设计自己死后的声誉。1964年她在创作《渴望死》期间，对自杀已有了明确的想法，尤其是用什么方式经过了深思熟虑。她非常佩服海明威的方式，但担心自己没有那样的勇气，她觉得用酒加安眠药的方式比较适合女人，因为这样不会引起强烈的恐惧感，死亡就如同一个朋友一样。普拉斯用煤气自杀的方式对她是一个启发，她不愿意以任何自己感到恐惧的方式去死，她要步好朋友普拉斯的后尘，要死得完整，因为死时肉体的完整能给她一种像“睡美人”一样完美的感觉，而她和普拉斯生前都是美丽迷人的女诗人。10年后塞克斯顿采用了类似普拉斯的方式，她把自杀的日子选在黑色星期五，10月4日。星期四她结束在古彻尔学院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后乘飞机飞回波士顿为她在波士顿的诗歌班上课，那天她在课堂上兴致很高，返回的路上也是谈笑风生。第二天上午10点，她按规定的时间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她带上了一首为心理医生施瓦茨而作的《绿色的房间》的诗，诗的题目暗示塞克斯顿希望施瓦茨读一部名为《一位患精神分裂症姑娘的自传》的书，书中讲了一位女精神分析医生如何成功地治疗一个年轻的女患者的故事。这天上午塞克斯顿显得非常平静。中午她和她的经纪人玛克辛·库明共进午餐，她们在一起读诗集《庄重地划向上帝》的清样，这部诗集将于1975年3月出版。下午1点30分她们读完清样，依依不舍地分手。塞克斯顿开车回到家里，喝了几杯伏特加，打了一个改变约会时间的电话，然后取下手上的戒指放在包里，打开衣柜取出母亲的皮大衣穿上，她每次穿上它就感到很像自己的母亲。她端了一杯伏特加，走进车库，关上门，钻进轿车里，她打开了收音机，在觉得一切准备就绪后她打开了发火装置，永远的追随她的好朋友普拉斯去了。塞克斯顿17年写下了不下20首的自杀诗，这是她用生命的行为艺术完成的最后一首自杀诗。
真实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的。“你这个伪善者啊！”人们会这样声叱我。随你怎样声斥吧。我珍惜地保留着我的隐私权，这是神圣的权利。我自己割下我的舌头来。
这是徐迟在读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论隐私权》之后写下的，因此我们对徐迟突然间撒手人寰“跨鹤西去”的“猜想”或许都是徒劳的，他的主动辞世充满悲壮的气息。1991年夏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道，“人不能工作了就该离去，如马克思的女儿和Lafargue（拉法格）就很好么！”（同上，第69页）但人们看到的徐迟似乎没有任何准备离去的迹象：他生理上的小病正在好起来，家里已安装了燃油暖气，他很满意，准备休息一阵去海南岛过冬，甚至在枕边剃须刀还在充电，准备早晨净面用一切正常。然而，人们完全忽略了他在病房里望着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所说的一句话：
“外面的灯火多么美！飞出去也是美的。”星夜中点点闪亮的灯光，就如苍穹中的星座，吸引着诗人。在那样一个宁静而晴朗的午夜，诗人从六楼的窗口一跃而下，无知无痛地仰面倒在冬青树上，头与四肢竟然完好无损，像进入梦乡一般，许是天意吧。而此时正是中国作家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诗人写下了“午夜飞翔”的绝唱，为人们留下了他的最后一个永远的“猜想”。
这些别出心裁的最后创作让人回味无穷，其实诗人都未留下只字遗书。
他们正如追求完美死亡的川端康成所说过的：“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话。”
当然也有留下遗书的，只不过诗人留下遗书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人们无端的猜测而已，似乎是表明他们最后一次创作的意图。
奥地利着名作家茨威格为了使后人理解他提前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在我自愿和神智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一项最后的义务逼使我要去完成：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它对我是那样善良，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这是他临死前披露的心声，其实这已是他的第二次遗书了。他的第一次遗书写于1914年6月。当时他正在比利时，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使他不得不中断访问，匆匆返回奥地利，积极参加反战活动。他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我在写我的遗嘱德国人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践踏了法国国土，又向巴黎推进，这种行为究竟是天才抑或神经错乱？世界从未如此疯狂，此刻，我感到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儿童嬉戏，我只能在昏睡中消磨时光，什么都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经历，这是我至今度过的最可怕的日子。”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茨威格与海涅等犹太进步作家一样，备受法西斯势力的迫害，无奈之下，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英国，以后又转辗来到巴西。长年的战火动乱和漂泊异国他乡，茨威格的心灵深受折磨和伤害。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进一步在亚洲、美洲蔓延。茨威格对此深为忧虑，战争不知何时能结束？家园不知何日能返回？就在这忧心如焚的日子里，1942年2月中旬，又传来了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消息。茨威格再也接受不了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他已经无法忍受对他一生追求的和平、自由、人道的永无止境的等待了，而他的创作又是与此紧密相连的，他对人生前途感到完全绝望了。
他在离世前给前妻的信中发出了即将离去的信息，并写下了公开的遗言。4月22日中午，茨威格与他的爱妻夏绿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一道吞服了一种名为佛罗那的安眠药，安详地悄然辞别了人间，去得那样的完美：茨威格衣着整齐，双目紧闭，嘴微微张开，仰卧在床，他的爱妻身穿花衬衣，左手紧紧搂着他的胸部，依偎在他的身旁，如同酣睡一样。这是怎样的杰作？
与茨威格的安详离世相比，海子显得颇为壮烈，虽然他也写有遗书。
1989年3月24日夜里，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的海子认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上帝要召他回天堂，他的大脑处于暂时性的“紊乱”状态，但并没有达到“疯狂”的临界值状态，他安排了自己的“死”。他开始写封遗书，二十五日夜里，同事被他的大叫声“我活着没意义了”吵醒。海子实在太痛苦了，他觉得与其这样痛苦地活下去，还不如到自己构建的另一个天堂——太阳中去。只有结束人世间的生存了，海子决定乘着天梯（铁道）去上帝（太阳）那儿去报到。他接着继续写起了遗书，他要他的死让家人、好友、学校知晓。从几封遗书可以看出，诗人已经精神崩溃了，他已经和死神携手。1989年3月26日一大早，海子穿着一件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在校园里来回溜了几圈，改乘汽车来到了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这是个寓意天地结合的地方。诗人停留在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旁，在那里上下徘徊、逗留了好长时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霞光即将消失，海子从墙壁上撕下一块纸片，用铅笔使劲地写下：“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把随身携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摆到一边，然后慢慢把身子躺在铁轨上，腰部紧挨着轨道。一列货车呼啸而来，海子遁入太阳，完成了生与死的精彩一幕。这一天既是他的祭日，也是他的生日。（参阅《海子传》）这留给人们多少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