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那边。”杰米抬手一指，大厅的一角有个巨大的玻璃柜，里面塑着一尊圣母玛利亚像，底座上摆满了亮闪闪的首饰和挂表，旁边围着一圈燃烧的蜡烛。只是……为什么塑像的眼睛里一直在流出红色的液体呢？这是血液吗？这尊圣母玛利亚塑像跟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尊都不一样，我感到惊悚，不敢多话。
杰米掏出钱来给那个女人，表示要捐赠，女人的脸顿时变了，她非常生气，“不要钱！”她把我们往外赶，我赶紧跑出房子。回去的车上，我小声地问杰米：“这是什么？”
“这是流血的玛利亚。”他说。
从那个房子出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生病，隔壁房间的两个德国女孩病了很多天了，我怀疑自己跟她们一样吃坏了肚子。
我病恹恹的，听得阳台上有人在大声辩论，英国人斯科特在商店里挨了宰，花5000卢比买了张纸画，他付了1000卢比定金后就后悔了，跑了回来，有人在给他出主意，教他如何去演戏拿回他的定金。杰米反对：“你不要为了这1000卢比撒谎，他们是混蛋，但是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你觉得贵的话，就不要去买那张画了，也不要试图去要回1000卢比，因为你去，你必定要撒谎。”
“可是这样他就失去了1000卢比！”那个人叫道。
“他只不过少了1000卢比，他什么都没有失去。”杰米说。我觉得杰米说的是对的。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一个荷兰女孩端来了牛奶和土豆泥给我吃。杰米咚咚地敲门，他手拿《圣经》，跟我说怀疑我生病是因为“邪恶的力量”，他在我的床头跪下，手按着我的额头，翻开《圣经》开始念祈祷文，杰米离开后，我继续昏睡，当我醒来时，烧退去了。
我在科钦堡已经停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沿海的餐厅出售60卢比一份的塔利（thali，印度传统套餐）。我在印度别的城市吃的塔利都辣得难以入口，但是科钦堡上的塔利十分地美味。
岛上到处是精致的洋房，玫瑰街上还有瓦斯科·达·伽马的旧居，这个伟大的航海家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线，最后事业未竟，卒于科钦，葬在圣法兰西斯教堂。我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道下一站去哪。
杰米给我看了一部叫《最后的嬉皮时代》的纪录短片，拍于20世纪70年代的果阿，片中的人在海滩跳舞和冥想，赤身裸体。金钱消失了，他们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我甚至在片中看到了披头士乐队的成员！
“当时我也在那里，曾经我也是个嬉皮士。”杰米轻描淡写地说。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未曾想到生活也可以是这样子的，我艳羡杰米曾经经历过那么辉煌的时刻，恨自己生不逢时，然后就动了去果阿的念头。
“如果你期待看见片子里的场景，你就会失望，果阿完全不一样了。”
杰米说。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为什么不去加尔各答呢？”“我听说那里乱糟糟的。”“你知道加尔各答的垂死者之家吗？”“知道一点……”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那里做义工，我曾见过特蕾莎修女本人。”“好吧，我可能会试试。”“你是个冷漠的人，加尔各答会对你有帮助。”
我沉默不语。“璐璐，爱和奉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杰米说。
夜色里，我看见杰米的眼睛里闪着亮光。我想起我之前的生活，想起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似乎谁都没有眼前这个叫杰米的老头教我的多。我的学校只传授一些枯燥的知识，我的家人只希望我找一份好工作，我的朋友们迷恋于物质生活，他们只讨论衣服车子房子，每个人都想着挣钱，每个人都陷在现实里挣扎。没有人教我怎么看待金钱，而这应该是人生中重要的一课，也没有人会跟我说“所有的罪恶都源于自私，只有分享才会让这世界更美好”这样的话。我看着眼前这个白头发的老头，我确信他是我来印度后碰到的第一个导师。
最疯狂的火车之旅
我决心去加尔各答。我先坐火车到了马杜赖，匆匆参观了“手持鱼眼的女神创造的宇宙”神庙，在马杜赖火车站，人们告诉我没有直接到加尔各答的火车，我必须在钦奈转车。我坐了一夜火车在清晨赶到钦奈，不料钦奈有三个火车站，在我从一个火车站赶往另一个火车站的途中，发往加尔各答的那趟火车开走了。“你们帮帮我。”我在钦奈的火车站的经理室央求着。“没有办法帮你！三天内都没有票了！”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三天，一心只想去加尔各答，我感觉加尔各答在召唤着我。终于，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胖女人给了我一张无座票，我是等候名单第219号，她在票上写了几个数字，粗鲁地塞给我：“拿着这个！你会有一个座位！”这是当晚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我还是要在钦奈滞留一个白天，我非常疲倦，火车站里又热又闷，连候车大厅的铁椅都是烫的。钦奈的火车站非常特别，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物，铁轨一直铺到了候车大厅，火车鸣着笛轰隆隆地开进来，发出巨大的噪音。
我知道印度的每个火车站都会设有女性专用的休息室，我摸上火车站的二楼找了过去。一个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满了。”
我盯着她后面的那扇门。等她一走开，我过去推门看，里面有很多空位，一个女人走过来把我往外推：“你不能住这里，你是外国人，很麻烦。”我不想跟他们争论这种话题，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进去，我就睡在门口。我往地上一躺，把包往头后一枕，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
我才躺了五分钟，那个善良的女人打开了门：“进来吧。”这是我进印度后住过的最舒服的地方，一个大房间隔成了几个独立小间，洁净的床单，床头灯，风扇，空调嘶嘶地送着冷气，我洗了个热水澡，感觉像重生了一般。
钦奈到加尔各答，真是一段漫长的旅途，白天，铁皮车厢被太阳晒得酷热难耐，汗水和灰尘裹在一起，各种臭味交杂；夜晚，鼾声此起彼伏。我期待能看见一张背包客的脸，但是满满的车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甚至连女人也少见。为了防盗，我一刻都不敢离开自己的背包，就算上厕所也要背着去，因此我只能尽量少喝水。小贩上来叫卖食物，我不敢吃，只靠一点饼干充饥，有人友好地递给我一杯奶茶，也被我婉言谢绝。我形单影只，陌生人的食物绝不能碰。在这难熬的时刻，我几乎怨念般地咒骂起了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省钱，为什么不坐空调车厢，这样的苦行会有意义吗？
火车行驶了一天两夜，我从逼仄的车厢里跳出来，活像一条晒在阴雨天里的咸鱼干。从马杜赖到加尔各答，我挤在二等车厢里，在路上整整赶了两天三夜，这真是疯狂的旅途，我对自己发誓以后永不会再这么做。此刻，连豪拉火车站那灰尘弥漫又刺鼻的空气都显得如此好闻，我来到了加尔各答。
我在豪拉火车站寻找公交车去萨德街，我掏出10卢比递给售票员，他把5卢比放进票盒，剩下的5卢比镇定自若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清晨，我嗅到空气中有一股腐烂的气息。雾气还没有散去，我穿过一条大路，街道两边是小山似的垃圾堆，发出强烈的臭味，无数的乌鸦发出嘎嘎的声音，在垃圾堆里啄食，在头顶盘旋。就在这些垃圾堆中间，在肮脏墙角和惨败的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衣衫褴褛的人们，一块纸板或破布遮着干瘦的身躯，他们看起来憔悴不堪，毫无尊严又毫无顾忌，好像他们就是垃圾堆的一部分，只不过还能呼吸。
一只干瘦如柴的狗张着大嘴逼近，饥饿地用凶狠的眼神打量着我，我们对峙了足有三分钟，我把手中拿着的指南书举起，准备它一扑过来就砸过去，这时，一个睡在垃圾堆旁的人爬了起来，呀呀叫着朝狗丢了两块石头，它便跑走了。
为了摆脱萨德街上的旅馆掮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企图索要小费的老头紧紧跟随着我，我被他的耐心所折服，他总是在我进旅馆询价之前就跑进去，这样我就变成了他带过去的“客人”，我要为此支付双倍的房费，我当然不干，我们斗智斗勇了一个小时，他终于被我打败了，失望地空手离去。
我在帕拉贡旅馆找了个120卢比的床位，这是个简陋又热闹的地方，墙上绘满了各种涂鸦，地上污水横流，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特蕾莎修女之家
一安顿下来，我就着急地赶去特蕾莎修女之家，它是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每周一三五的义工报名会在下午三点钟开始，我不想迟到。
加尔各答熙熙攘攘的街上，摩托车、汽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各种车挤成一团，发出巨大的噪音和热量，赤脚的人力车夫挥汗如雨地奔跑，疯狂的三轮车鸣着喇叭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各种动物，野狗黄牛挤在人群中间，在这里，走路也是件危险的事情，你随时都需要保持警惕。我跨过马路，看见老式的有轨电车从路的尽头驶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电车，这个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物居然运营至今。
穿过两边挤满菜摊的小巷走上一条大路，路边一个不起眼的黄色小牌上标着：特蕾莎修女之家。报名在修女会所设的儿童之家的大厅里进行，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已经黑压压坐了一片人，亚洲面孔占了多数，原来现在正值暑期，很多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学生组团来这里报名做义工。两个穿白袍子的修女在一张长桌前忙碌着，我在长椅上等待了很久，终于，修女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整了整衣襟，坐到她跟前。这是一个美国修女，她面带笑容，看起来和蔼可亲。
“你好。”她用中文跟我打招呼。“你好，修女。”我也用中文回答。“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回答不出来，我学的专业在此毫无用处，我想病人不会需要我帮他们设计衣服、搭配颜色，也不会需要我帮他们煮咖啡，调饮料，我知道这里最需要的是医生和护士，但我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内心感到愧疚。“你会剪头发吗？”修女问。
“不会，但是……我可以试试。”“噢，我们可不会让你试的。”修女笑着说。我的脸马上红了，懊恼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期待着能和修女进行一场高尚的对话，猜测她会问我一些高深的问题，比如为何要来这里做义工，不料修女问的问题如此简单，而我一直在闹乌龙。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去垂死者之家（khlighat，仁爱修女会下属很多收容机构，垂死者之家只是其中一个）了，你介意换个地方吗？”
“我不介意，修女。”“你愿意去残疾人之家（premdan）吗？”“当然愿意。”
修女低头工整地写好我的义工卡，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递给我，说：“谢谢你来到这里，璐璐。”
死亡是很轻的
清晨六点半我就起来了，从萨德街步行至修女会的总部需要15分钟，7点钟是义工的早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义工会在总部集合，早餐很简单，就是饼干、香蕉和奶茶。吃过早餐后还会有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然后大家就匆匆赶往各自做义工的不同的收容机构，每个机构都在不同的地点。这里的义工流动性非常大，早餐会结束后，老的义工都会举着写有不同机构名字的牌子，大家各自找到组织，由老义工带路去服务地点。
这是一个大院子，盖了几幢简单的二层水泥楼房。我以为这里只是残疾人之家，后来才发现垂死者之家也在这个院子里。原来的垂死者之家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使用，政府这几年一直许诺修女们会修缮屋顶，却迟迟不见动工，于是垂死者之家的全部病人只能搬到了这里来。在门口的小房间里存好随身物品，系上围裙，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洗衣服。一个义工拿着皮管捏成水枪状，冲洗着地上的一堆床单和衣服，我看到这些衣物上沾满了污物和粪便，甚至还有血渍，感到一阵恶心。冲完的衣服要放到盛有消毒水的大桶里浸泡，再扔进水槽，用清水清洗三遍。每次洗衣服都会变成唠嗑大会，一堆义工围在水槽边上说说笑笑，倒也干得很开心。
擦床。每张床垫要用抹布擦两遍，先用消毒水擦，再用清水擦洗。床垫上也总会有一些病人的粪便残留物。
搬床。把铁床一张张摆好，再搬床垫，铺上床单和塑料布——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大小便失禁，这个活并不比洗衣服轻松。一个西班牙女义工铺床单非常专业，她每次铺床我都在旁边观摩，她铺的床平整得可以摆到星级酒店里去，相比之下，我铺的床看起来就很智力低下，总是皱巴巴的。
给病人分饭。有些病人因为残疾而无法自己进食，就要一勺一勺地喂，等他们吃好饭后把饭盘收拢，装在大水盆里拉到水槽去洗。
只有极少数病人可以在义工的搀扶下自己走路去厕所，大多数的病人的下肢都没有活动能力，需要义工推轮椅或者抱着他们去上厕所。一开始，我总是逃避做这个事情，不想碰触病人的身体，有些义工会给病人擦护肤乳、按摩和剪指甲，我连这个也做不到，我总觉得这些即将死去的枯萎的躯体上充满了病菌。
既然我害怕接触病人的身体，那么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只为了来拿一张义工证吗？只为了让它有朝一日变成我的一个高尚的谈资吗？只为了有一天跟朋友们聊天时可以炫耀地说“我在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之家做过义工，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有爱心的人”吗？我觉得自己非常地虚伪，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中午，病人们都会集体在门厅里的椅子上坐好。我给一个病人喂饭，她的两只手都蜷缩成了一团，她吃到一半，身体前后晃动起来，嘴里啊啊地叫着。旁边的修女说：“她要去上厕所。”我环顾了周围一圈，每个人都在忙，这个是我的病人，这次我没有借口可以逃掉。
我拖着椅子往厕所去，所谓的厕所就是一个空房间，房间里摆了几张塑料椅，椅子上凿了个洞，把病人抱到椅子上，排泄物就顺着洞口落到地面。也就是说，当你进到厕所，你所站的地方就是粪坑。我双手环过她的腋下，试图把她抱起来。她太重了，我的力气太小，她的头无力地垂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嘴巴张开，口里的污秽物和黄色的黏液顺着我左侧的脖子滴滴答答地流下。我努力把头别到一边去，使出吃奶的劲，把她臃肿又瘫软的身躯挪到了椅子上，她拉出一坨稀屎，又嗯嗯啊啊地叫，原来印度人是用手洗下体的，她的手已经蜷缩了，没有办法洗，难道她想叫我帮她洗下体？
我傻了，愣在那里不动，站在门口的一个台湾女孩走过来说：“我来。”她淡定地拿起水瓢，一边倒水，一边麻利地用手帮她搓洗着下体。干完活，她走过来问我：“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连手套都没有戴……”“没有办法啊，不然能怎么办？”她笑了笑。我知道我跟她比起来太渺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