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序言
我到达中国开始在《香港孖剌西报》的工作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顶峰了。从外国记者和中国沿海居民的口中，我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慈禧太后是个嗜杀成性的老泼妇”或“慈禧太后是一个杀人女魔王”的话语。
时代在不断变革中前进。近年来，我常常从美国人口中听到对慈禧的赞美。美国人毫不吝啬地给予慈禧太后以热情的赞美，我承认，我并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缘由，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欧洲人对慈禧太后的厌恶。
在那些抨击慈禧太后的作品中，作者们毫不掩饰他们对她的偏见。然而，在1902年至1908年间，慈禧太后的转变却让一些人对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当时，慈禧太后开始支持义和团，并宣称赞成改革。尽管慈禧这一转变吸引了所有西方人的眼球，让他们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给予慈禧太后一个绝对的评判。
就如本书的最后一段所描述，我努力客观地陈述每一个事实，并尽量避免对她做一个绝对的定论。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为慈禧太后写这一本传记。我常在思考，在别人看来，我写这本传记会不会过于轻率，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汉学家，通过我书中人名的拼写便可轻易看出来。但是，我写这本传记的动机是单纯的，我只是想让我的读者从中获益。作为一本传记而非语言学专业的书，在语言上我认为只要做到通俗易懂就好。
在此，我想对帕克教授、贾尔斯教授、港英政府辅政司骆克先生以及威海卫高级专员给我帮助予以真诚的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出的各种古怪刁钻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答。还有现在在威海卫的R. F. 约翰斯通先生，他不仅告诉一些迄今为止我不能复制的慈禧太后时期的艺术经典，还告诉我很多与中国传统习俗有关的事物，这些传统习俗激发了我对中国的极大的兴致；《香港孖剌西报》的承包人——D. 华莱士·史密斯先生，允许我查阅了他在伦敦办公室里存放的相关文件资料；《香港孖剌西报》的前经理——阿尔弗雷德·坎宁安先生，慷慨地借给我李鸿章的签名照以及康有为的照片；雷恩斯女士热心地把她私人所有的两个慈禧太后的印章给予我进行摹拓。
菲利普
1910年9月，伦敦
§§§第1章慈禧身世之谜
叶赫那拉·杏贞，即我们熟知的慈禧太后，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并闻名于世的女人。她于1835年下半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被欧洲人称为“鞑靼城”的地方。
慈禧的父亲惠征是一名满族军官，他从属于娜拉氏族（一个存续了两百多年的满族氏族）。除了叶赫那拉·杏贞，他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这使得他的生活非常穷困。他同其他满族人一样，属于“八旗”子弟，即使整天无所事事，每月也能拿到固定的俸禄和口粮。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惠征身份高贵，相当于西方的中将。但事实倘若如此，我们肯定能够搜集到更多关于他的资料，而不仅仅是只有他的名字。
我们说过，惠征的女儿叶赫那拉·杏贞将会是未来的皇太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叶赫那拉·杏贞的身世传闻。
民间对此有很多版本流传。有一个版本说慈禧太后是一位广东姑娘（因此，她是汉人，而不是满人）。小时候，她被父母当做奴隶卖到北京，最后却阴差阳错被选入后宫。这个版本被很多欧洲学者接受，并多次出现在各国关于她的讣告中。
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不容置疑的：对于那些被选入后宫的女子们的血统，清王朝有极为严格的要求。这是由清王朝的极端排外决定的。
还有一个版本认为，慈禧太后是一个被满族旗人收养的汉族女孩。但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首先，在当时的中国，收养小孩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其次，满人只可能收养具有满族血统的小孩；再次，对于她被选入后宫这一事实仍存在很多疑点。
传言说慈禧太后是汉人，这就如同说她的爷爷是欧洲人一样荒谬。但可笑的是，仍然有很多人对这些传闻深信不疑。
慈禧太后身上有太多特质不像人们所熟知的满族人，因此很多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去寻找慈禧太后有外来血统的证据。不管是汉族血统亦或欧洲血统，只要能满足他们猎奇的心态就可以。
如今（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满族人被认为是放荡、无知、游手好闲的城里人，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祖先那种在户外狩猎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特征。而之前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们祖先能够把通古斯鞑靼氏族从满洲吉林地区南迁，最终建立清朝（说到此，让人联想到了她的丈夫咸丰帝——乾隆帝的曾孙。乾隆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有威望，甚至是最好的君主，只有他配得上“最高大威严的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样的称谓。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提出“一个衰退的民族不能产生能人”这样的主张真是非常草率）。
还有人口出痴言，说慈禧太后充满异域特征的容貌出卖了她。在她的脸上能够看到欧洲人的容貌特征，而且可以肯定没有丝毫满族人的特征。但还有人认为，单看慈禧太后的容貌特征就可以明显看出她是一个典型的满族女性。
不管外界传言传得如何天花乱坠，慈禧太后始终是满族军官惠征的女儿。慈禧太后的本名是叶赫那拉·杏贞（叶赫那拉这个姓氏接下来我们会经常看到，慈禧太后的侄女以及光绪帝的妻子都姓叶赫那拉）。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叶赫那拉·杏贞的童年生活。在此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当时在北京生活的满族孩子，即使家庭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也比同龄的汉族姐妹们更独立、更自由。早在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在中国之前，就能看到无人看护的小孩在街上玩，有时他们甚至会独自步行上街购物。因此，慈禧小时候能够有不一样的生活便不足为奇了，例如从小在那个被欧洲人称为“鞑靼城”的街道上尽情玩耍，背着小弟弟小妹妹游荡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慈禧的父亲营造了一种平民生活的氛围，慈禧太后有机会接触了许多穷人家的日常家务。因此，即使在她的身份变得尊贵，拥有无数宫女和太监跪在膝下任由使唤时，她也仍能够对平民家庭的一切家务事谙熟于心。
也可能正是这样的出身，让孩童时期的慈禧清楚地认识到强健体魄、磨砺心智的重要性。据说在她十六七岁，刚刚被选入后宫的时候，几乎目不识丁。如果非要说她读过什么书的话，那就只有孔子的《孝经》（一本中国人十分敬畏的名著，然而《孝经》却被西方评论家认为是一本非常差劲的、毫无特别之处的书，其他所谓的节略版的经典名著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不过为研究当时儿童的教育提供资料罢了）。然而进入皇宫之后，她刻苦专研、不断学习，最终成为一个有学识、有内涵的人。
尽管我们期盼在第一章中能更多了解中国这位伟大的皇太后，但很令人失望，关于慈禧早年的资料实在太少了。直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始直接对话（当然，其中不乏暴力），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当慈禧第一次知道大清王朝之外还有“野蛮人”存在时，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吧。
西方国家开始与中国往来，而慈禧注定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她的丈夫咸丰帝携家眷逃离北京避难之前，她对这些“野蛮人”有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清朝日渐衰落的那段时期，政府的无知程度让人惊讶。甚至连作为皇位继承人母亲的慈禧，都对大洋彼岸的人们一无所知。
在慈禧晚年时，她喜欢接见欧洲和美国女性，并与她们进行亲切交谈，但在谈话中，她从未提及她对外国人的最初印象。在中国人看来，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是不应该涉及“对别人的印象”之类的话题的。也许正是年轻时候形成的这种想法，使得慈禧对此绝口不提。此前中国皇帝曾经这样说：“西方野蛮人犹如野兽，他们不像老百姓那样能够被同样的条条框框束缚。”这后来成为朝廷对待西方人的准则之一。
在慈禧出生前（按照中国对寿命计算的一种方法，一个人的生命应以怀孕之时为始，因此慈禧的生日应在1834年9月），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虽然此事发生在慈禧出生之前，但对慈禧却影响深远，因为这个1834年出生的小孩，将来要代表清朝处理这件事埋下的祸根。
自十七世纪中期大清王朝建立以来，道光帝作为入关后第六个皇帝，在1834年时，已经统治大清十四个年头了。道光帝是乾隆帝之孙，嘉庆帝之子。他继位时正是大清走向衰落的开始。道光帝在39岁的时候顺利登基。在登基后不久，他开始着力治理嘉庆帝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朝野上下的腐败问题。道光帝的一生，厄运始终伴随着他。先是他的皇后早逝，接着大儿子在二十岁时由于过量吸食鸦片，早早地离开了他，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持续不休，朝野外叛乱此起彼伏。
从慈禧呱呱落地那年开始，外国势力便不断挑衅大清，可谓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此时的英国。
查理一世在两百年前颁发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使它在与中英贸易中取得垄断地位，收益巨大。1834年4月，该特许状期满，英国政府嗅到其中巨大的商机后，决定取代东印度公司在中英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广州作为清政府唯一开放的口岸，在与欧洲的贸易交往中意义重大。1834年7月，纳皮尔勋爵被任命为中英贸易皇家委员会总督察，他途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前往广东。根据帕默斯顿勋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查清除了广州口岸，大清其他口岸是否也能够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第二，是否能够与清政府进行直接对话。此外，帕默斯顿勋爵还交代：“不要与清政府有任何冲突，而是让清政府切实感受到威廉四世（时任英国国王）想与其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挚的愿望，希望两国能够携手并进，共同创造两国美好的未来。”
英国政府制定了无数错误的对华政策，这只是一个开始。英国政府没有站在清政府的立场考虑，它不了解清政府盲目自大、愚昧无知到什么程度。在纳皮尔勋爵到达广东海域之前，清政府并不知道关于他任命的任何信息，也不知道中英贸易皇家委员会总督察已经由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并将取代东印度公司继续进行垄断贸易。
自纳皮尔勋爵接受任命的那一刻，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即将而至的困难。关于中英贸易皇家委员会总督察的任命，英国政府早就应该把相关信息告诉清政府，至少也应该提前告知两广总督。但是，帕默斯顿勋爵仅仅让纳皮尔勋爵自己写了一封信告知两广总督此事。
当然，想要把此事郑重其事地告知清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盲目自大、自我孤立的清政府根本不关心外面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不过，最先让两广总督知晓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失效，英国政府取而代之一事，是英国政府决策的一个极大失误。
两广（即广西、广东地区）总督卢坤，被纳皮尔嘲笑为“狂妄的野人”。其实，他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国官员罢了，他与其他官员一样骄傲、顽固、极端保守，把其他国家都看做是天朝的属国。他认为纳皮尔勋爵由英国政府任命来广东任职一事之前没有先例，因此他派遣公行（即在广东成立的进出口行商组织）代表他到澳门与纳皮尔会面，并告知如果他没有取得进入广东的许可，他只能止步于此。
可惜公行代表团迟了一步，纳皮尔已经到达洋行所在地——沙面岛，他正准备写信告知总督此事。但是卢坤不愿意接受此事，他向中国商人发出布告称，与这些外来的“野蛮人”进行贸易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拒绝接受纳皮尔的来信，还下令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往来。
此时的纳皮尔处境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承认失误，这将无疑把所有在广东的外国人推向风口浪尖，使他们命悬一线。正如纳皮尔所说，从这件事来看，卢坤确实是一个不开化的野人。纳皮尔将英文转换为中文，同样以张贴布告的方式谴责卢坤封闭珠江、切断中英贸易。接着，卢坤以加强对中英贸易以及纳皮尔本人的抵制作为报复。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两艘英国军舰从珠江驶向黄浦江，沿路攻打城墙。一支大清船队也扬帆起航，加强对沿岸的守卫。
此时，纳皮尔勋爵已被这场争战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九月底回到澳门，十月十一号便去世了。实际上，纳皮尔勋爵是两个民族交往磨合期的牺牲品，遗憾的是，直至他去世，二者也没能达成共识。纳皮尔勋爵的中国之旅是失败的，他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甚至在他去世时，想呈交给总督卢坤的信件也没有机会送出。
纳皮尔勋爵狼狈地离开广东后，总督卢坤声称称此事是关于一个属国国王的来信，但由于其无视天朝规矩，最终吃了闭门羹，并将此作为一个外交成功的典范而欢天喜地地进行庆祝。此后，卢坤又“慷慨地”重新开放了中英贸易口岸。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纳皮尔的来访根本不值一提。
不论是北京朝廷还是两广总督，没有谁对此事再作进一步思考。然而，此事却为大清朝将来的痛苦、耻辱以及旧理念的打破埋下了伏笔，最终让外国列强撬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大门。
§§§第2章鸦片战争——中西方间的博弈
如果说慈禧出生前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篇，那么接下来中国将要面临的危机便可想而知了。虽然一开始人们对此无法预见，但这注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此时，清朝正经历着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被迫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约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三、在关税方面，中国收取的英商进出口货物关税由两国商定；四、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上述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可与地方官公文往来，享受与中国官员同等待遇；五、清政府向英国赔偿2100万银元。
这场战争于1839年年底从广州开始，1842年8月在南京结束，这便是我们熟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而言，这个称谓十分形象。虽然《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鸦片问题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于抵制鸦片贸易是没有意义的。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时，鸦片对其而言更像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