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自直隶、奉天、山东三省为始，以及各省将军督抚，务当晓谕绅民，将以上各项，认真兴办。其旧有章程者，重加厘订。其未有章程者，妥议举行，先从省会办起，推之通省，行之各邑，速即照章举办，以期逐渐扩充。
诏书的剩余部分还是些老掉牙的劝诫之言，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封诏书中，我们不能确定慈禧太后本人是否清楚，放手组织训练乡勇团练有怎样的后果。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又是举棋不定，虽然没确凿证据，但这似乎证明了她当时采取行动时冲动鲁莽，没有做好充足的思考工作，对事态没有充足的了解，完全是受刚毅的影响。但是，随后事态越来越严重，几日后，慈禧就乡勇之事下发了第二道诏书，诏书陈述了训练乡勇以备国防的潜力，逐渐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太后对外国人依然心存怨恨，想要伺机报复，这种想法一直深藏在她的心中。诏书中有下面一段：
近因时事多艰，深官宵旰忧劳，无日不以教兵养民为念。迭次所颁谕旨，如训练兵勇，劝课水利蚕桑，兴办保甲团练积谷各事宜，无非为海宇策富强，为闾阎谋乐业。
重申了之前诏书的主旨，慈禧太后接着抱怨道：“向来各省，于奉旨饬办之件，并不认真遵办，不过由院发司，由司交府发县，一行了事，以致恩膏不能下逮，明诏皆若具文。”她承认这种对待诏书的敷衍态度及方式在大清朝非常普遍，乃是积习相沿，但是，她依然坚称这种陋习宜立即戒除，因此下令“以后所奉谕旨，一律刊刻誊黄，晓谕臣民，遐陬僻壤，务使周知。”
之后，慈禧太后又以忠义勉励臣民，向他们申明大义，希望他们尽职尽责，在公职中提高办事效率，建议当地官员与当地乡绅和长者保持密切联系，掌管乡勇训练的军官应该向老百姓阐明慈禧太后决定开展组织并训练乡勇的目的。在诏书的最后，慈禧如是说道：
平时勿怀畏难苟安之私，临事自获众志成城之效，于以固邦本而振国威，不负予谆谆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之后，慈禧以传统方式又发一道，劝诫军队要忠心爱国，但并没有受到军民重视，就像那些劝戒大臣尽职尽责，为民效力的诏书一样，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一些作家将这一时期慈禧下发的众多直言不讳的诏书作为慈禧确实是真心想要有效改革国家政治管理的证据，但是，对外国人甚至是宫闱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想要理解这些诏书所言的深层意义绝非易事。这些诏书之中多少不是因特定场合而需的冠冕堂皇之言，而又有多少不是传统的老调重弹，我们很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慈禧本人并没有做到以身作则，向世界展示出她的诚心诚意，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将紫禁城治理得井然有序，也没有戒掉宫廷之中那些臭名昭著、奢侈成风的恶习。
之后，老佛爷在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圣旨后，再一次谈及令她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即那个想要谋夺她的神圣权力，并想要加害于她的主谋康有为竟然成功逃跑一事，慈禧认为民众对康有为的罪行还不够了解，于是，就康有为的罪大恶极，她于十二月再次发布一道诏书详细描述。诏书内容如下：
昨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在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扁累牍，甚至称谭嗣同（已处决）为伯理玺（中华民国总统）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
前因康有为首倡邪说，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乱萌。嗣闻无知之徒，浮议纷纭，有谓该逆仅止意在变法者，试证以抄出函件，当知康有为大逆不道，确凿可据。凡属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践土之伦，应晓然于大义之所在，毋为该逆邪说所惑，以定国是而靖人心，将此通谕知之。
就这样，慈禧再次垂帘听政，重新掌握大清政权，但与此同时，她也播下了灾难的种子，不久之后，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动摇了整个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第16章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众多文字资料中皆有对义和团运动的详尽记载，包括运动的起源和暴发缘由，若继续在此事上赘述，则毫无意义。
下面为荣禄写给他的朋友——福建总督许应骙的一封信，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直隶省内拳乱暴发并蔓延的原因，也可以了解到慈禧太后最宠信的亲信兼顾问荣禄的性格特点、政治观点和政治手腕。这封信写于1900年7月，内容选译如下：
义和团起自山东冠县之十八村，旧名梅花拳。当时李秉衡任山东巡抚（1895年），并未禁止其发展蔓延，反而将其发展为地方团练。去年夏，拳民与清军屡发冲突，然而相关清军首领因此事被巡抚下令撤职，而所关拳民则悉数释放。那时，拳民首领公开承认自己乃明朝皇帝的后裔，名曰：李红灯，而女子拳民组团命名曰：红灯照。去年秋，受到巡抚鼓励，义和团运动扩散蔓延至直隶省。景州地方知县张贴告示警告民众说，义和团仅仅是白莲教的别名，切不可相信其宣扬的魔法妖术。此知县与法国传教士交好，巡抚听闻此事，稍作调查，即刻将此知县革职。我深感遗憾，王文韶与我分别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时就了解该人，且对其极为敬重。
去年九月底，直隶有拳民聚众公开打出旗帜，上书：“玉皇大帝助吾等除灭洋人，吾等邀请众百姓加入爱国团练。”某地拳民以一僧侣为首，率暴民滋事扰民，焚烧当地基督教堂。正当他们焚烧毁坏留坝教民房屋之际，知县出兵镇压。清军开火，拳民撤退，然其牧师首领被捕，且三、四十拳民中弹身亡。应将此晓谕臣民，义和团所称刀枪不入之说纯属荒谬之言。我军对付他们如同捉小鸡易如反掌。在那牧师首领身上发现了很多咒符，知县审讯过后，将其就地正法。
这件事的肇事者为直隶按察使廷雍？。我听说十日前他召集众属下至其衙门，劝其一齐信奉义和拳。宣化知县？恰经过此地，遂来访，见此情景，知县说道：“嘉庆皇帝统治年间，也有此类异端邪教，皇帝下令严查镇压。”廷雍听罢，回复道：“时过境迁，为何还要提起那个时代之事呢？”知县反驳道：“时过境迁，确实如此。然而，圣明之主所下谕旨及祖制原则是不可违背的啊。”廷雍听罢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相视，转了话题。
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下诏，令吾等将各省拳民收编为团练，称这些拳民忠贞爱国，且数量极多，应该在各省收编至团练。吾于次夜，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思量这件事，无法入眠，我左右辗转，心中喜忧参半。收编拳民为团练，用以抵御外国侵略军固然是一件好事。如若制定出严格的规定和原则，正确地领导，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益事。但若没能妥善处理，这些人难免会失去控制，贻害无穷。足下与我相知共事多年，定会和我一样深信，爱国激愤之心乃是激发拳民运动的动机。民众与皈依基督教的教民间，嫌隙很深，不可避免地，我们也被拉进了敌对的边缘。政府铤而走险，引敌入室，在京城城墙外决一死战，即使踏在剑尖之上也毫不退缩，此大业中丝毫不缺乏热情和执着之心。注释：① 这位官员作为义和团运动的肇始者之一，最终被联军斩首。② 慈禧太后西逃途中，经过此地，这位宣化知县得到慈禧太后提拔，得以升迁。
然而，运动之初，这些拳民不敢群集，恐清军将其袭击剿灭。由此一点，可知他们也存畏惧之心。因此，不可全然轻信这些拳民，但于我而言（尽管想法看似荒谬），可借其狂热激昂，以鼓舞我军之士气。然用之上战场御敌，万万不可。他们宣称拥有超自然之法力和魔法，或可虚张声势，挫败敌人的锐气。然若我等相信其荒谬之言，相信他们确实在战斗中能够因此受益，那么虽然不至于致命，但也是大错特错。即使这些所谓的魔法真能够显灵，也必定是异端邪术，足下通晓古今，定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类似记载，这些迷信之说最终大多都被用来反叛统治帝国了。足下最近致电，劝我不必太过焦急忧虑，因为足下认为拳民在六月二十日天津大沽与敌交战，表现英勇，大获全胜。我不甚相信，因为需要牢记的是，中国南北两方民众的作战能力以及脾气性情皆有很大的不同。南方民众喜好结成秘密革命社团，多是些盐贩或其他的亡命之徒，聚在一起极其易燃，只需要一点火星就随时能够发展成为暴乱之熊熊烈火。这些南方民众多为好赌之徒，不务正业，心中没有丝毫的爱国之心。如若将这些亡命之徒收编成军，就等于是纠结豺狼与虎相斗。结果肯定是老虎没有被打倒，无辜百姓却如同绵羊般受到殃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之相比，北方拳民则不是被抢夺杀戮的欲望所激励，而是被他们的宗教狂热煽动。现在，我们可知北方拳民迟钝顽固，而南方拳民精明狡猾，不足为信。由此，很难采取统一的政策将他们集中起来，采取行动，以达到目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南方军队由于他们懦弱善变的性格特点，在对抗倭寇时，意识到敌强我弱，视倭寇如豺狼猛虎，由是纷纷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军机大臣听说此事，异常愤怒。
义和团并非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们随时准备应战，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看到百姓勇气可嘉，同仇敌忾对抗外国军队，实在是令人倍感欣慰和惊喜。
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勇敢之人，就认为若举国上下全部效仿，中国就能够彻底摆脱洋人侵扰，那就大错特错了，结果也注定悲剧。我并非劝足下违背圣谕，也不确定这些建议是否就是万全之策，毫无风险，只是想要劝足下定要三思而后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圣谕成为拳民聚集闹事的借口。迫于忧思，吾信中内容定有许多仓促及混乱之处，务必请谅解，吾热盼赐复。
签名（荣禄）
§§§第17章景善日记
景善，满洲正黄旗人，生于1823年。于1863年，即同治二年，担任翰林院学士，尤以理学著名于世。同治三年，转任内务府官员。1869年，即同治八年，升任内务府副大臣。1879年，即光绪五年，升任内务府正大臣。他的父亲桂顺在道光统治期间担任都统，甚得皇帝信任。景善的家族与叶赫那拉氏族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联系，因此朝廷巨细，他详悉无遗。凡都中势要各官，无论满、汉，意向与行事，他全部了然于胸。
在内务府任职数年，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他退职居家。除此之外，他还曾经担任端王、澜公及惇亲王（道光皇帝第五子）儿子的师傅，因此同主持拳匪的首领交往密切。
观景善本身的境遇，极为悲苦。当时国家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数：中外开战，拳匪暴乱，甘肃拳勇烧杀抢掠，洋军入侵。景善家事也颇令其心酸：家庭境遇苦楚，妇女诟谇，儿子不孝，这些全部都详载于他的日记之中，阅之让人倍感酸辛，觉其境遇甚是悲惨。
至西历8月15号，联军入京，太后出走，景善的夫人、妾及子媳皆自尽，后来他也被长子恩珠推落井中。之后，恩珠收留藏匿携带兵器的拳匪，被英军抓捕枪毙。
此日记是本书作者于8月18日在景善家中发现的，当时日记差点被色克斯烧掉，幸而作者将其及时救出，才得以保存。
日记中多记载1900年正月至八月之事，其中也记载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以下摘录这些片段，因其反映了当年仲夏那场惨剧中慈禧太后意向何如，展现了她强硬的执政手腕和治术，也无情地抨击了努尔哈赤宗室王公的愚昧无知。需要指明的是，1894年离职的日记作者景善绝非1904年去世的敬信。
敬信也是满人，为慈禧太后青睐，京城中的外国人都听过他的大名。他担任过各种高职，甚至提升至军机大臣，太后西巡时，他依然留守北京，管理皇宫事务。正是此人在1900年9月陪同外国使团参观凄清的紫禁城大殿。熟识其人者皆对他极为敬重。
景善虽然也身居高位，在外国人中却不是很有名。中国秘书人员定期编纂的“京城及各地方高级官员名单”中，对其仕途生涯仅有简短的记载。
《景善日记》于1902年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为凯利和华尔士。日记选译如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澜公即载澜拜访我这个昔日的师傅，他和我谈了许多“爱国”团练（义和团）的事情，说义和团起于山东，受到巡抚毓贤大力支持。接着，他又谈到昨日觐见太后之事，说昨日太后除了接见了诸位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以及内务府大臣外，还接见了恭亲王、贝勒载瀛、载濂和端王。老佛爷宣布了她选立新帝的意向，说道：“今之上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而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害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新帝登基大典。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考虑光绪退位后，应该给予他何封号。此事于明朝已有前例，景泰帝时，其兄在蒙古被囚八年归国后复位，景泰帝降封为王。”太后语毕，大殿内一片默然，鸦雀无声。许久，军机大臣徐桐上奏，建议封光绪为“昏德公”，意为“道德困惑的亲王”，称元朝皇帝曾将这个封号赐予宋朝的退位皇帝。老佛爷同意了他的建议，又称已经决定了新帝人选，即端王的长子。
端王为人秉性忠诚，众所皆知。太后命令端王以后多来宫中，敦促新帝读书学习。这时，军机大臣孙家鼎获准力争，恳请太后不可废掉光绪皇帝，称若执意行之，南方恐怕有变，又称，选立新帝之权在太后，然太后需在万岁宾天之际（即现任皇帝死后）才可行之。太后听后勃然大怒，转向孙家鼎，说道：“此乃皇家会议，兼召汉臣，仅为体面而已。”又说道：“我已经将此意图告知了皇帝，其并无异议。”接着，太后命诸大臣全数前往勤政殿恭候其与皇帝驾到，一齐见证选立新帝的谕旨，正式宣布新帝登基之日推迟至正月初一。
于是，众大臣皆遵旨前往勤政殿，数分钟后，太后乘轿而至，诸人皆行三叩之礼，太后身边有数太监随驾，遵命等候在外。她命李莲英前去请圣上，接着皇帝也乘轿而至，到外门下轿，向太后行叩礼。太后此时已端坐于殿内宝座之上，召皇帝入殿，皇帝复行叩礼，其余群臣仍跪于殿外。太后说道：“起来，不用跪下。”她令皇帝坐下，接着召令诸王公大臣共约三十多人入殿。太后重述其意，皇帝仅曰：“太后所言极是，朕甚赞同。”此时，军机大臣荣禄将军机处草拟的谕旨呈递给太后阅览，看完，太后命立即发下。随后，群臣与太后商议选立新帝一事，并未与万岁谈及其被废一事。议定后，亲王皆退下，独留军机大臣留下候旨。因此，澜公不知后来发生之事。澜公称整个过程中皇帝神情恍惚，仿佛在梦中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