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墨迹较多，墨迹中楷书有《自书告身》，行书有《祭侄稿》《刘中使帖》，碑刻则有《争座位帖》《多宝塔碑》《东方画赞》《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中兴颂》《八关斋记》等；其文章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行世。
《祭侄稿》乃颜真卿为祭奠于“安史之乱”中就义的侄子颇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先后遇害。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命长侄往河北寻得季明首骨而归，于是挥泪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留芳千古的祭文。
《祭侄稿》因是祭文，是颜真卿有感而发的，故笔迹急促、匆忙，涂抹删补处随时可见；纵观全篇，悲愤慷慨之气、苍凉悲壮之情溢于笔端，至“贼臣不救，孤城圈逼”时，有百感交集之愤激，故其字于此狂涛倾泻，字形也变得时大时小，行距忽宽忽窄，用墨燥润相间，笔锋藏露并用；至“呜呼哀哉”时，情感顿达高潮，因而所书随情挥，其实是字由心发，神气所注，故而宛如天成，整篇皆从内心之流露。
《祭侄稿》为作者情之所致、无意作书，故写得起伏跌宕、神采飞扬，得自然之妙；且以真挚情感运于笔墨，悲壮哀伤注入其间，其字不计工拙、随意无拘，纵笔豪放，血笔交融而一气呵成，故得神来之笔，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代鲜于枢跋语谓：“《祭侄稿》，天下行书第二。”元代陈深说：“《祭侄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若天造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工耶？”
清代王项龄《跋》“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5）柳公权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工书，尤以楷书闻名。初学王羲之，后师颜真卿、欧阳询，用笔遒健，字体结构俊秀严紧、刚劲有力，尤以骨力胜人一筹，其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后人将他与书法家颜真卿并称为“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楷书，书体开展，中宫密集，重心偏高，而以撇、捺等加以支撑，给人以峻秀之感，法度极为森严；“柳体”起笔、收笔无法则可寻，顿挫提按也没有规矩可依；其笔大体均匀，且棱角分明。
柳公权学“颜体”，一变宽博丰润而为紧峭峻秀，化凝重端正为犀利遒健，偏重骨力，给人以“俊俏英伟”之感，故有“颜筋柳骨”之誉。北宋的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评其书云：“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
他博览群书，才华出群，出口成章，对答如流。一次陪文宗到未央宫，轿车刚停，文宗就令他以数十言颂之。公权一视，出口成章，左右逢源，言辞流利优美，无不惊叹。文宗又笑着说：“卿再吟诗三首，称颂太平。”公权毫无难色，慢步高歌，七步三首，文宗感叹地说：“曹子建七步成诗，卿七步诗三首，真乃奇才也。”
柳公权历经了唐朝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十代皇帝，官至太子太师、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咸通六年逝世，享年88岁，葬于耀县阿子乡让义村，墓前有清代乾隆陕西巡抚所立碑，上书“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墓”。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方正、沉着稳健，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开阔的典型风格。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清代孙承泽跋文说：“柳学士所书神策军纪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其体中宫紧密，四周疏放，笔书向内攒聚，向外辐射，擞高捺低，表现出静中有动的超逸姿态。
其书初学王羲之，后融北碑方笔于楷书，取“欧体”之密瘦硬险峻，又削减“颜体”之肥厚丰满；结体中宫紧缩，四角宽博开张；用笔瘦硬挺劲，骨峻气宏，自成一家，人称“柳体”。
柳公权的书法遒劲俊媚，用笔、结体都有其独到之处。他在用笔方面非常注重法度，讲究“精确干脆、一丝不苟”，尤其对笔画的始末笔端特别注重，方落、圆收，或方圆兼施，以求准确无误。其字短线浑厚有力，长线刚挺有质，似有弹性。挑、钩、折等用笔自如，锋出锐利，有“势不可挡”之态；此外，柳体运笔多用中锋，以腕力行之，故线条纯厚、质朴苍劲，可谓“笔正”之典范。
柳公权的书法尤以楷书为佳，其笔法、结构已达炉火纯青之地步，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书载，当时的公卿大臣家的碑刻墓志如不是“柳体”所书就以为不孝，足见其影响之大。
（6）张旭
张旭，唐朝大书法家。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擅长“狂草”，号称“草圣”。因其为人性格豪放，好饮酒，善写诗，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贺知章等人交往甚密，人称“酒中八仙”。唐人好以书饰壁，相传张旭往往大醉后呼叫狂走，然后挥笔狂写，故世人呼“张颠”。其草书“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意蕴超妙，行笔非凡。
张旭的书法，初学“二王”，端正谨严，规矩至极，传世《郎官石柱记》可见其楷法笔法；然而，最能代表其书法创造性成就的，则是他的狂草作品。其善于生活中观察体悟，据其自称，他的书法是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其意，大意谓“略甚狭窄而又势在必争，妙在主次揖让之间能违而不犯”（典出唐代李肇《国史补》），从而领悟到书法的结构布白“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度”的书法意境——此即所谓“担夫争道”之典故由来。后观公孙氏舞剑而得其神，自此书艺大进。
《肚痛帖》草书6行30字，笔墨纵横，一气呵成。《肚痛帖》是张旭狂草的代表作，此帖写得纵横飞扬，精灵跳跃，犹如灵兔奔走，疏狂的笔法使字形结体动荡，但通篇看去却很平稳。《古诗四帖》以其崭新、高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魂开雄伟壮闰之篇章。明代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时有“草圣”之誉。张旭嗜酒，旷达不羁，醉后呼叫狂走，乘兴挥毫，每成佳作。自称“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与李白、贺知章等称为“酒中八仙”。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冠军帖》《古诗四帖》等。
其迹楷书有《尚书省郎官石记》，草书有《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等。
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中赞云：“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杜甫亦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狂草，出乎天性，而力运自发，宛如天成。
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著称。他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楷书《郎官石柱记》，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楷书之精妙。
旧时，常熟城内曾建有“草圣祠”，祠内有一副楹联，云：“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可见其书法之精湛。
书法大家颜真卿曾向他请教笔法，怀紊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法，后以“狂草”得名，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雯剑舞并称为“三绝”。
唐代韩愈竭力推崇其书，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称：“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狂草，笔墨纵横，然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宣和书谱》云：“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此言或许最为恰当。
其书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超前代，颇具盛唐气象。传世书迹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还有草书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较为著名。
3.宋元时期
（1）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北宋书法家，擅篆、籀、楷、隶、行、草等体。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其书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温淳婉媚，为时人所重。
蔡襄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自书诗帖》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蔡襄虽追求古趣，但不是“泥古不化”的，敢于创新。
《东坡题跋》称：“‘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君谟工字学，大字矩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
传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著有《茶录》《荔枝谱》，及后人所辑《蔡忠惠公集》等。
蔡襄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卒谥“忠惠”。擅篆、籀、楷、隶、行、草等书体，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严，体格恢宏；行书得晋人风韵，潇洒简逸。论书应注重“神、气、韵”，崇尚古法。他上承唐代书法，下开宋代新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其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婉丽。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
在“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都以行草见长，而蔡襄却以楷书著称。其书法师从褚遂良、颜真卿，兼取晋人法则；其字端正沉着、雄伟遒丽。米芾、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对他的书法都十分推崇。
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
《蔡襄传》中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自书诗帖》是其行书代表作，整篇神气连贯，笔意温婉清隽，犹有王羲之的《兰亭》遗风。传世墨迹有《茶录》《牡丹谱》《与杜长官帖》，石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传世。
《自书诗帖》潇洒雅丽，为蔡书中难得之精品。卷内钤有“贾似道印”“武岳王图书”“石渠宝笈”“嘉庆御览”等印鉴，后有张正民、蒋璨、张雨、张枢、王文治等人跋记。
元代张雨跋称：“深得魏晋之意，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明代汪珂玉《珊瑚网》中曾著录，真迹后藏入清内府，有毕沅《经训堂帖》收刻。
（2）苏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闻名于世，世称“三苏”。他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又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因有人说他作诗讽刺“新法”，故有“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后被捕下狱，史称此事件为“乌台诗案”。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时年六十六岁。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东坡书如华岳山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又说：“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
存世书迹著名者，有《前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醑两赋合卷》此外，尚有《一夜帖》《久上人帖》《子由梦中诗帖》《与子厚书》《天际乌云帖》《董候帖》等；碑刻有《丰乐亭记》《司马温公碑》《表忠观碑》《苏子丹碑》（亦称《罗池庙迎送神辞碑》）《醉翁亭记》等。
另有，《与若虚帖》《答钱穆父诗帖》《付颖沙弥二帖》《遗过于帖》《次韵秦太虚诗帖》《与郭廷评书帖》《与宣猷丈帖》《渔父破子词帖》《武昌西山诗帖》《石恪画维摩赞帖》《鱼枕冠颂帖》《致道源四帖》等已收入《三希法帖》。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人称“玉局”“长公”“雪堂”，谥“文忠”，眉川（今属四川）人。嘉祜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礼部员外郎，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轼生平喜爱提拔后进，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等人均出其门下。
《前赤壁赋》将苏轼的旷达胸襟、高洁灵魂及超逸优游的心境体现了出来，故明代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云：“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
苏轼的书法，主要是行书和楷书，楷书也含有行书的韵味。其书法初学“二王”，后学李邕、徐浩，中年以后又学颜真卿、杨凝式，继而自成一格。其字特色，以“笔圆韵”胜，即丰肥而有气韵。他曾说过：“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其书集众家之长，开创“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后启“宋代尚意”的独特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称：“蜀人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
黄庭坚曾题字云：“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浩；至于酒酣放浪，能忘工拙时，瘦硬字乃似柳诚悬。中年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
其子苏过在《斜川集》中说：“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于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苏轼的著述宏丰，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为“宋四家”。其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3）米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