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被黑云压住，隐于黑云，太阳终究欲图冲破黑云，驱散黑云，重放光明。孔子退出政治，不是消失于世。所谓孔子之隐，是身隐心不隐，退出直接的政治活动，但并非淡漠天下，而依然心怀天下。删诗书，定礼乐，赓续周代道统，传递精神薪火；授道学，施教化，培养经纬之才，待时拯救天下。退隐不是放弃，可以说是“曲线”救国。以政治“直线”救国看来不可能，故孔子走了一条以传文授徒的曲线道路。但曲线毕竟是曲线，走曲线道路培养人才，无论人才多么杰出，时势也不会自然好转，故终得有部分士君子走直线道路，甚至更需要在“邦无道”的境遇下出仕，从事政治，借政治改变政治，改变无道之邦为有道之邦。若邦无道就不仕，邦无道不就不可能转化成邦有道了吗？
先秦诸家，孔孟荀及老庄，都讲“俟时”。士君子从政，需待时而动，即需要有时势。“时”指什么样的时势？是举贤授能的时势吗？若是，这种时势能自己到来吗？若不能，又如何能到来？太公钓鱼，以待文王，这一方面昭示了隐世不等于出世，同时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文王，太公岂不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没世而名不称？如果贤君明主久久不出现，天下之士君子岂不淹没殆尽？更进一步，若天下之士君子都等待，时势怎么能到来？天下又如何能从无道转向有道？士君子岂非终不免于“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即便“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贤而不用，又如之何？抑或随意而用，随意而废，又如之何？
时势既不可坐而待之，又不甘心大道颓废，所以，应该追问：是“俟时”还是“造时”？怎么办？
孔子从直线转向曲线拯救天下，是因为时命大谬而做的无奈的退却。这种退却，是委曲求全。一旦委曲求全，即便是暂时的退却，也毕竟是退却。退却，本身便意味着丧失或颓废——因道的颓废而导致人的颓废以及道与人的相互颓废，“道丧世矣，世丧道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
是退还是进？是进亦忧退亦忧。进，又如何两全其美，既不杀身，又能成仁，生与义兼得太阳之？这难道仅仅是夫子遭遇的困境？“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进退之间，更让人牵心的乃是慎终追远而涌动的不可断绝之幽思：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究竟在哪里？
孔子的文化生存与承传意识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几个弟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被困于匡地，生命安全遇到严重威胁。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出了上面这段震人心魄的话。丝毫不见面临危难的惶恐焦虑，有的却是乐天知命的从容自信。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个人的生死已与“斯文”的存亡紧密相连，文化生存的悲情已与个体生命的感受合而为一，维持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有学者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如果说孔子的一生，是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竭尽全力的一生，则不为过分。作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他对于文化生存发展问题的看法，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都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
什么是“斯文”？“斯文”就是文化。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唐虞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所谓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此即孔子所谓“斯文”。
提到“斯文”，人们往往只想到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诗书礼乐只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并非孔子所谓“斯文”的全部和本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并非就是几本古代典籍和几种古代礼仪器物，而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于诗书礼乐等文化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
“文化”这个概念，本来就很复杂，加之当今市场上“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乃至于“厕所文化”纷纷面世之际，文化的本质更是如坠烟云，面目不清了。要而言之，文化应当是一定的人群（通常为一民族）共有的、社会承传着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文化当然包括各种实用的知识，如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等，但体现一种文化特质的，则是其行为标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世界观和信仰等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包括现实关心和终极关心两个层面。所谓现实关心，即关于政治、经济等现实性事务，而所谓终极关心，则是一个民族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目标、方向、信仰等共同信念。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之为深层文化精神。笔者认为，孔子所欲承传的“斯文”，核心就是这样一种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仁”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
“斯文”所标示的深层文化精神价值，是超越的而非现世的，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是高尚的而非鄙俗的，是文雅的而非野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往往易于被世俗之人所忽视遗忘。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巨变，人们普遍迫于眼前政治、经济的具体目标，急功近利，疲于奔命的时候，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更是会被人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孔子所处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少数像孔子这样具有深切的文化生存悲情与文化生命意识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从而为“斯文”的承传执著奋斗。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迂腐而不被重用，原因就在于此。而孔子在后代越来越赢得人们的敬意，原因也在于此。
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
孔子正是把文化传统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待的。正因为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文化的发展，“斯文”的承传，应当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只有“革”而没有“因”，文化就断绝了，生命就死亡了。相反，如果只是“因”而不“革”，文化就停滞了，生命就僵化了。因此，因革损益，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前人们常说孔子是保守派人物，并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方面来谈孔子的保守性。其实，从政治、经济问题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孔子是保守的。对春秋时期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政治家如子产、管仲等人，孔子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产不毁乡校，孔子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流涕，称赞他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佾》），但却又高度赞扬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业绩，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审问》）。对于当时以陪臣执国命的新派人物，孔子也并非一贯视如仇雠，墨子甚至说：“孔某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至少对在鲁国独揽朝政的季孙氏，孔子并没有做过任何直接的批评。可见，说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并无充足的理由。
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用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总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如果说孔子在政治经济上是保守派这个观点很难成立，那么，说孔子在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则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