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者之重视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书院乃至老师弟子的直接传授形式，是儒者实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论语·子路》）。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但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主题则是共同的。如“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是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子路作费氏宰时曾举荐子羔为费宰，孔子指责子路是在害子羔，以其未尝学也。子路强辩：“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以子路为“佞者”（见《论语·先进》）。这就是说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总之，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成人”，但因学生的不同资质而各有侧重。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因此，他的学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以其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冉有善于“政事”而为季氏聚敛，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决不会不去做的（见《论语·公冶长》）。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成人”、“成德”上。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再则，是要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孔子教育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再如教育子张以“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有人提出质疑：“谁说他知道礼呢？入太庙而每事问。”孔子答以“是礼也”（《论语·八佾》）。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其三，重实事教育，包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记载得比较多，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足以为人师表。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启发式的教育，这是与其心性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成人”、“成德”之教，其标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帮助人们发现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关键还是要依靠主体自身。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说启发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缘，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如子路就常常对孔子之行径提出质疑，甚至指责。再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以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为三年之丧本来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连这种哀情都没有，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孔子称赞颜渊好学，指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总是耐心地听，似乎无所质疑，很愚笨的样子，但回去一个人静静地思索，往往能有进一步的发明。正因为这样，子贡自承不如，因为颜渊可以“闻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经常让学生说明自己的志向，或赞许或批评，但也只是“各言尔志”罢了，说之何妨。曾点在言自己的志向时，鼓瑟铿锵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气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许。由此可见孔门教法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