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经常自省
人一旦出头了，发达了，就容易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被人品评，被人臧否。因此，越是位居显要处，就越是要经常反躬自省，越是要讲究低调做人，融入大众之中。唯此，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有时候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收场呢？曾国藩以他身居高位的亲身体验，具体开出了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
他详细阐述：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进而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从而陷自己于不利之地。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是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感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不管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名利，曾国藩也曾面临过无数的危机，但他都能反躬自省化险为夷，不管别人如何评判，他自己最后还是功德圆满。
要保持平常心
做人和做事是人生永恒的两大主题。人难做，因为人是各种角色的复合体，要尽子女的孝敬之道，也要尽父母的养育之责；要好好向老师学习，也要教导好学生；要尊敬领导，也要带好下属……事难做，因为即使是相同的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层次，也需要采取不同的途径、程序与方法。况且，具体的事还有具体的要求。尽管如此，人的一生还是做人、做事的一生，所有的人生体验——幸福与欢乐、痛苦与寂寞，全都融入其中。
在浮躁的演艺圈，宋祖英是个另类，她的内心像水一样纯净透明，不会耍心眼，没有心计。她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应酬，而丈夫罗浩也喜欢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夫妻俩都在低调做人。没有演出的日子，宋祖英就安静地待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平时在家里，她素面朝天，家里什么事她都不管，完全由罗浩做主。虽然已经大红大紫了，但宋祖英仍然坚持每个月去金铁霖老师家里学习，请金老师指导她。
罗浩尤其看重宋祖英的这些良好的习惯和品德。因此，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感情非常稳定。尽管妻子是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但罗浩从没有想过靠妻子的光环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男人，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干出一番成绩。因此，罗浩从不同时与宋祖英接受媒体的采访。有时记者到家里采访、拍照，他就“知趣”地溜出去。丈夫的这一点，宋祖英也非常欣赏。在感情上，他们是彼此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而在事业上，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面对公益事业，宋祖英出手阔绰，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很简朴，他们对吃也没有什么讲究，宋祖英的穿戴都很普通，没有什么名牌。
宋祖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儿，她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家乡情结，有时去外地演出，主办方安排她去高档酒店吃饭，她都会拒绝，她说：“吃饭随便找家普通饭店就行，我们家乡还有很多贫困孩子，拜托你们为他们捐点资。”还有的企业以高额的出场费请宋祖英去演出，她却说：“出场费我可以不拿，我的家乡还很贫困，你们能不能到那里去投资。”
宋祖英对家乡的一片深情感动了罗浩和千千万万的人们，而这一切，媒体却少有报导，对此，宋祖英说：“做好事不是给别人看的，为什么要弄得沸沸扬扬呢。再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获得了快乐，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平台上轰轰烈烈地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大的事业，是人生很高的境界，但在不起眼的、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本职工作干好，也是无悔的一生。
崇尚简朴，低调行事
好的名声，是靠个人的修养、质量、业绩和成就换来的，而不是靠摆架子摆出来的，架子是一种无聊的、骗人的东西。真正有质量、业绩和成就的人，绝不会刻意追求架子，事实上，刻意追求架子的人也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在科学领域，爱因斯坦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腕，也有资格摆架子，但据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着装和修饰非常简朴，日常生活不修边幅，以至有一次去参加演讲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人把他的司机当成了他本人，而把他当成了司机。这虽说是个笑话，可也反映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不摆架子、低调做人的姿态。
爱因斯坦从不摆世界名人的架子。他吃东西非常随便，外出时常坐二三等车，推导和演算公式常利用来信信纸的背面。并且，他还经常穿着凉鞋和运动衣登上大学讲坛，或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有一次，总统接见他，他居然忘记了穿袜子，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总统和人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爱因斯坦初到纽约时，身穿一件破旧的大衣。一位熟人劝他换件新的，他却十分坦然地说：“这又何必呢？在纽约，反正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过了几年之后，爱因斯坦已成了无人不晓的大名人，这位熟人又遇到了爱因斯坦，发现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旧大衣，便又劝他换件好的。谁知爱因斯坦却说：“这又何必呢？在纽约，反正大家都认识我。”
可见，一个人的名声，并不是穿件漂亮的衣服就能得来的，只要你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就会赢得大家的爱戴，赢得好的口碑。
康熙十六年，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的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用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意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每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官袍和一双靴子，大家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20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的人员说：“朕博采舆论，敢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肱股之臣啊！”
在生活上简朴些、低调些，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品德修炼，而且也能赢得上下的交口称誉。
居功而不自傲是做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