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
我在高中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女生。我希望我有更崇高的动机，但我没有。事实上不只我有这个问题，我周围的男生都是荷尔蒙的奴隶。我们是学校中最平庸的一群，过胖、过瘦、过多青春痘，最羡慕学校篮球队的帅哥，女朋友多到买花可以打折。
下午放学，看到顺眼的女生，我们跟踪她走到金石堂书店。她拿起席慕蓉的《七里香》，我拿起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保持一个书架的距离，跟着她的步伐移动，希望能看到她的学号和班级，回去再请同学的表姐打听。“二年（七）班林小琪同学收”是信封上写的，信上我们这样写着：“那天在金石堂看到你，不知道能不能和我做个笔友……”是的，笔友。17岁，我们不懂爱，只懂用花哨的文字实践供过于求的感情。
我们当然也渴望身体的碰触。西门町冰宫，我们靠着栏杆，嚼着口香糖，欣赏女生的黑裙子在冰上飘荡。“一条龙”时，我们抓住前面女生的腰际，捧花瓶一样小心。女生跌倒时我们暗自叫好，却能装出同情的眼光：“我教你刹车好不好？”离开冰宫时她说：“为了谢谢你教我刹车，我请你吃‘鱿鱼羹’！”在狭窄的桌上，她伸过手来擦掉你衬衫上的酱油，你放下筷子为她折起过长的衣袖。她上公车，跑到后座来和你挥手，你倒退走路，得意忘形而掉进水沟。
学校的合唱比赛也是我们盼望的。为了提高参与率，班长会找女校的女同学担任伴奏。放学后，班长到校门口接她，骄傲地带她走过操场，趴在三楼栏杆的男生会以三分钟的口哨和纸飞机欢迎。“各位同学，这是林小琪，她要为我们伴奏。”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有了集体情人。大家忙着猜测她的血型，班会的临时会议在争吵送她什么礼物。排练休息，众人争相送上饮料。比赛结束，我们拿歌谱请她签名：“你有男朋友吗？”“我喜欢肖邦。”“肖邦？”我们愤愤不平，“他哪一班的？”
到了高三，我们仍希望在补习班抓到一点情意。第二排那个中山女校的怎么没来？第四排那个景美女校的换了手表？是的，我们注意到手表，甚至手臂上的汗毛。半学期过后，终于鼓起勇气传纸条：“吾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她转过头，我们立刻埋头在书本。下课后我们等在电梯门口：“听说她男朋友是附中的。”“我X附中！”但这只是嘴巴狠，骨子里我们脓包，不敢为心爱的女孩干架。她走出来，扶着眼镜看我们一眼，我们却又立刻血脉贲张：“那个附中的个子大不大？”
我终究没有找到那个附中的。后来，我进入台大外文系。女与男十比一。对我来说，高中时代匆匆结束。那个迷信永恒、交浅言深的年代，那个席慕容、三毛的年代啊！坐在外文系教室，我梦想了三年的一切就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我竟寂寞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