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元宵节，我就要开学了。我们村子里没有小学，每天我都要走两三里去镇上的小学上课。
每天早晨大概5点多吧，奶奶就叫我起床了，我洗好脸吃了饭，差不多快六点了。这时我们村里的小伙伴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集结了。高年级的带着低年级的，背着重重的书包，带着铁饭盒，上到五年级，下到一年级，十来号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山路由以前的泥巴路，变成了石子路，我觉得以后它肯定能变成县城里面的柏油路。每次去县城里陪奶奶采购年货时，我都特别羡慕县城里有柏油路。柏油路走的真舒服，不用担心鞋子陷进泥巴里拔不出来，也不用担心自己白白的鞋子，被泥土染的黄黄的，要洗好久才能洗干净。
村里的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大人们特别放心，而且有这么多孩子，这山路也是几代人都走过的，在这淳朴的乡村，从来不会担心会不会有拐卖，从来不担心孩子会不会受到伤害，只会在下雨时，会有家长扛着锄头带着斗笠，手里拿把伞打断老师上课，说：“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来给我娃送把伞。”
镇上的小学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黄土沙场，嗯，就是我们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水泥筑的小方台，台子上立了一个很好很高的铁杆子，铁杆子有些生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升旗台，不过我很少看见五星红旗在上面飘扬。除了几次有几个像城里模样的人坐着小车来我们学校，校长很热情的和他们握手，并带他们去我们学校东逛逛西逛逛，再去镇上最好的小餐馆吃饭时，我才有机会看见五星红旗升起，真的，我真的很喜欢看升旗，每次看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内心都会很激动澎湃。听着那破旧的喇叭中传来的国歌，虽然声音很沙哑，但我的内心却在不断的翻涌，那般铿锵有力，那般荡气回肠，那般让人肃然起敬。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北京后，发生了那般翻天覆地的改变后，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每天清晨去天安门前看升旗了吧。
升旗台后面有一个小平房，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转折的入口，暗灰色的墙上，用红笔分别写着男和女，只是随着风雨的侵蚀字已经模糊不清，只留下残留的红色的印迹，我们都是跟着高年级的人来区分男和女的。
我们小学只有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全校300多人，一年级到五年级，还有老师办公室也全在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今年我五年级了，其实变化也没有什么，就是从这个教室换到隔壁的教室，连老师都没换。
可能最不一样的就是韩致远了，他留级了。本来他应该去上初中的，可是他没有考上，大伯母又是个好强的人，说他儿子一定要考上初中，一定要考大学。对于韩致远这类从小看书就头痛，出去玩就疯的不得了的人，无疑是一种折磨。
对于我们这个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的学校来说，全校的学生几乎都是认识的，韩致远的留级那时简直是风靡全校的爆炸性新闻。低年级的同学，总是会爬上二楼来偷看。高年级的同学几乎有一半都是韩致远的小弟，每天都巴巴的前来报道。这可烦死身为韩致远同桌的我了，天天不仅要被低年级的同学看，还要被一群小混混盯着看，感觉很不舒服。
上学中午我一般都是去大伯家吃饭的，原来大伯母其实很嫌弃我的，每次稍微吃的多一点，大伯母的眼神就会像刀子一般向我飞过来。可现在不同了，大伯母每次见我去她家吃饭都会很热情的和我打招呼，拉我入座，有时候还会主动夹菜给我，顺势问：“瑶瑶，今天也帮你来福哥哥补补课。”虽然韩致远八岁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名字改过来了，周围人也习惯称呼他为韩致远了，但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大伯母，她坚持喊着韩致远叫做来福，韩致远无论抗议多少次，都是无疾而终。
每次我都会乖巧的点点头，韩致远则会冲我翻一个白眼。我见着他这样，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吃别人嘴短，我也无可奈何。
当落日的余晖铺满整片天，云霞映着落日层层翻滚，竟美的不像话。下课铃声准时敲响，我们村里的小孩又是成群结队的回去，只不过这次，我却成了领头人。原来的哥哥姐姐不是去上初中了，就是出去打工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有时我也会和小一点的弟弟妹妹聊起原来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孩总是对长大这个词格外的好奇。
日子一天天过，人也一天天长大，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毕竟，我们那时都太小，小到甚至连未来这个词都极度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