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全是过去向我说过又说过的。可是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力量。这是冒着大风险送来的！在现在的情况底下，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只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思苦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着，等着……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
果然，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包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啊！这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地留着，这是诗，是小说，是永远的纪念。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抚摸，收拾，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让它像火一般贴在心上。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万叮嘱，千遍背诵、万遍回忆的诗句：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啊！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也好，可以少听到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搅，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我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间。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走尽我的一生。
可惜啊！那天，当我戴上手铐的那天，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这唯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被当做废纸而毁弃了。尽管我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务必留着，也没有用。别了，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竟永远离开了我。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我心间，留在我记忆里。
别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五月十四日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啊！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队，我理解，去××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C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像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了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风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1957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生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嘛，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拣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的，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的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1979年3月中旬，于友谊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