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年的记忆，宛如朦胧的月光，披着薄雾般的夜色，悄手蹑脚地透过轻纱的窗帘，向梦中的我露出恬静而意味深长的笑靥。而童年旧事，则好似这梦中情景，许许多多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有的却又异常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像是刚刚发生过的一样。
现在，我仿佛回到了生活过十四年的土屋前，紧跟在父亲、母亲的身后，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场上的人渐渐地增多了，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吃过晚饭，都搬出小板凳或者拎着麻袋片，凑在一起，展开那种不反映信息，也没有明确目的和特殊意义的“神聊海侃”。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人们闲话的主题和内容散漫无际，随机性相当大。大都围绕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情世相，以及狐鬼仙魔、奇闻异事，天南海北地胡扯闲拉，不过是为了消磨时光，解除烦闷。
夜静更深，月光暗了下去，只能听得见声音，却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时而从抽烟人的烟袋锅里闪现出一丝微弱的红光。对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琐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最爱听的还是神仙鬼怪故事。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说书讲古”，在旧时农村文化生活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未始不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消遣手段。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人们的兴味似乎也并不浓烈。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木然，再逗趣的事儿也很少听到有谁“咯咯咯”地笑出声来。一个个总是耷拉着脑袋，无聊中夹上几分无奈，持续着百年如一日的浑浑噩噩、自发自在的生计流程。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地热闹，一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
在我入塾读书的第六年，我的一个伯母故去了，母亲让我请一天假，去给一向待我很好的伯母吊灵送终。进了大门，见到长长的院落里搭起了灵棚，一口红漆棺材摆放在灵堂正中，两旁挂着许多蓝幡素嶂，微风拂过，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纸车纸马、纸糊的衣箱被褥，摆满了半个院子。为这种悲凉、肃穆的气氛所感染，我忍不住一腔悲痛，暗暗地滴下了两行清泪。可是，马上就被另一种异样的氛围吸引住了。
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嚎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嚎过去之后，转为哀哀地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
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
我有个族叔，绰号魔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一天，我和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返——拉灵车的役夫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
《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
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
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派头的大户人家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嚎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嚎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嚎丧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嚎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一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嚎丧”，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唱挽歌也好，嚎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说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可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非是左邻右舍，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做“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做“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
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伯母家里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弄得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
晚上掌灯之后，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做“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是一个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身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流程。
世世代代他们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类似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绰号“罗锅王”的大伯门前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呛得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动手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讲故事的偶尔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