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高中即将结业的前夕，一次体检中突然发现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这在今天看来，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疾患，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却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癌症了。
前此，教导主任曾向班里透露，以我的优秀学品，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保送到北师大或者东北师大；可是，我自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想望着，也觉得完全有把握考进学子们心目中的圣殿——北京大学中文系。甚至，梦境中已经戴上了北大的校徽，徜徉于柳丝垂映的未名湖畔，欢歌笑语在花丛间，草坪上。现在却被告知，升学的事只能以后再说，眼下必须休息、治疗。心情的怅惘、失望以至绝望，自不待说了。
这天，注射过链霉素之后，我回到家里卧床静息。突然，素心表姐推门进来了。她与我同年级，但不在一个班，这是参加过高考之后，从学校回来度暑假的。可能是怕我脆弱的心灵经受不住刺激吧，她没有谈有关高考、升学的事，只是告诉我，哪几位老师、哪些同学嘱托她向我转达劝慰、问候之情，听了自是感念不置，仿佛干涸的畦田流进了汩汩清泉，秧苗立刻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其中，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一素心姐说：“那天晚自习之后，我们宿舍的四个同学先后都回来了，记不得什么话题引出来，大家忽然提起了你，一你是学生会副主席嘛，同学们自然都熟悉一共同感到非常惋惜。姑隐其名，作者注，你有印象吧？个头不高，挺清秀，挺朴实的。”
我点了点头。
“D平时话语很多，天真活泼，这天晚上却显得神情萧索，只是凝神地听着，突然，她插了一句，不，只说出了半句“出师未捷……’，便呜咽着，泣不成声了。”
我猜说：“也许她的亲人中，有谁因为这种病……”
“没有。——几年相处，她的情况我了解。”表姐说。
我低声喃喃着其实，我们之间没有过太多的接触。”
“这我清楚。”
又谈论了一些别的，素心姐就回家了。我却静静地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似的，把和DM相识的过程，在脑子里复映了一遍。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校园里到处汪洋一片。本来我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淌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解放之初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生，除了笔试——测评一大张包罗万象的卷子，还须进行口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老师很亲切、和蔼，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带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原来和我是一个姓。他照着报名花册，念出了我的名字，示意坐在他的对面，作好答题准备；同时，又招呼另一个应试者：“D，你先进来等候，下一个就是你。”这是一个带着清淳的稚气的女孩子，体质有些痩弱，一身旧衫裤，也是光着脚板。
“你喜欢什么课程？”王老师开始提问了。
我说，喜欢地理。
“哦！为什么？”
我说，长大了以后，我想阅遍名山大川，周游全国。
“那好，我就考你这方面的问题7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你注意听着，题目是这样：我想从这里到广州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要求是，尽量节省经费和时间，做到方便、经济；还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列车到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现在发生了新的情况，”老师说：“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中学，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姥姥。你看这要怎么走？”
我说，那就通知她乘跪海铁路列车先赶到徐州，约定好车次。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到南京下车，乘江轮到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7这次口试，可能给DM留下了一些印象。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部分优秀学生到兴城海滨参加夏令营活动，我和D都去了。那时的中学生眼界不宽，思辨能力较弱，对问题的认识也显得肤浅，但是，思想单纯，真情灼灼，充满着向上的激情，美妙的憧憬。我们曾在一起谈论过未来的理想，还曾共同背诵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散文诗《灯光》。大意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乘着小船漂流在一条阴暗的河上，前面有灯光在闪烁，实际却离得很远。现在，我还经常回想起这飘忽的灯光。可是，生活仍在河岸之间漂流，而灯光还很遥远，还得使劲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
那天，我们背着西斜的阳光，浴着晚风，漫步在海滩上。她捡了许多五彩贝壳，说是要粘在画布上，挂在宿舍的床头。
记忆中，我们打交道也只有这么两次。实在没有想到，对于我的患病，她竟如此感到惋惜，直至痛哭失声。这令我深受感动，历久难忘。
病愈之后我也考取了大学，毕了业就到外地中学教书后来又先后走上新闻岗位进入机关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青少年时代友情的纯真可贵，越发怀念起D这个痩弱的姑娘。我多么想，能和她重见一面，亲口对她诉说：我衷心地感激您，是您，使我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从而增强了我同疾病作斗争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我作过多方面的努力，可是，一次次地总是失望。
最先，当然是通过素心姐和她的班上同学探寻线索。她们说只知道D考取了兰州的一所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可能在陇东工作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不知下落了。
听说在她的原籍沙岭乡有一个叔叔，我便趁新闻采访之便，跑了这个乡的几个村子，逐个地打听D姓人家，最后终于有了着落，原来，她的叔叔一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荒到了“北大荒”。结果又是断了线。
天高地迥，人海茫茫。我对于寻觅DM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去年，母校中学庆祝建校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了。当时，颇寄希望于这次聚会。设想，纵令见不到D本人，至少也可以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有关她的线索。及至到了学校，才发觉“纪念会”已经有些“变味”了，校方以“联络感情，扩大发展”为宗旨，请的都是一些有名有位，有权有势，特别是能够提供赞助的学生，他们多数毕业于七八十年代。至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包括五十年代毕业、已到退休年龄的老校友，根本就没有接到邀请函。
失望之余，暗自想道：也应该尊重实际，略迹原情，——逝者如斯，时移势异，一切都在变化，四五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保持往昔的清淳，还到哪里去找回旧日的温馨呢！
但是，这次聚会终竟还是有收获的。会后，我去拜望一位已退休多年、现在卧病在家的老师，从他那里访察到了D的下落。原来，她和这位老先生的女婿都毕业于兰州大学，后来又都在天水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任教。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
“估计我这女婿能够知道D的近况，”老先生说着，就拨通了女婿家的电话。得知D现在太原，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我当即记下了她们的姓名和具体单位。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这飘摇在万里云天中的风筝啊，我总算扯住了这条线！
借一个出差机会，我来到了太原，并找到了这家电子原件有限公司。通过她的女儿，我和D约好了在迎泽大街西段一家东北风味的楼上餐厅会面。
我知道，站在我对面的不会是别人，但是，确确实实，她已经变得我无法认识了。头发花白了，脸上爬满了细细的皱纹，个头没有变化，身材却过于发胖，爬了几步楼就大口地喘着气。衣服倒十分考究，全是进口的料子，剪裁得也很合身。一副闲适、富有的姿态。她有礼貌地轻轻地握了下我的手，平静地说：
“你还是当年的模样，说话声音也没有改。”
按照逻辑，我应该接上说这些年我基本上没动地方，不像你一直在外面闯荡；可是说出来的，却是你可让我找得好苦！”
“哦？”她略微有些诧异，但马上就沉静下来，“是呀我们都期待着能够别后重逢。”
我请她点了几样菜，又特意订了高粱米粥和血肠、冻豆腐的汆锅。
“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在精神上给过我巨大的支持。”我察觉到这句话有些贸然，也过于笼统，便又补充了一句，“听袁素心讲，高中毕业前夕，你得知我患了病，竟然……竟然哭了一场“是吗？”她却显得很平淡，“我可记不得了。”
本来我还想告诉她，寻寻觅觅几十年，费了多少周折，通过几种途径，才打听到她的所在，但又觉得语境已被隔绝，这些话似乎是多余的了。
我们一边进餐，一边又随便唠些别后的琐事。
我了解到，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女儿、女婿在西安交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属于高科技领域，原想继续深造下去，当时恰好太原这家外资企业招聘外语翻译，待遇甚为丰厚；在母亲的极力撺掇下，他们便前来就职。收入自然大大增加了，居住条件也得到显着改善，但是，却付出了专业完全废弃的沉重代价。
对此，我流露出惋惜的心情，她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你呀，依旧是文人气质。一都什么时代了，看问题，还不现实一些？”
这次会见，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四十余年的渴望终于得偿，按说我应该感到轻松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反而有些闷寂，有一丝惘然若失的感觉。
出乎意料，第二天晚饭后，D又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到房间里来看我。一面热情地握着手，一面解释说，她昨天有些头晕——因为血压高，今天要和老同学好好地唠一唠。还说小刚，快来向爷爷问好！”
“这是小外孙吧？”
“不，是孙子。”她摩抚着小男孩的脑袋，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爸爸，属于“下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的那一代人。整个都耽误了，费了很大力气才弄了个大专文凭。现在还留在天水，想往太原调转，联系了几次，都因为学历低，找不到接收单位，只好孤零零地飘在那里。这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稍稍停顿一下，她又继续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一向都是凤毛麟角，也是老同学们的光荣啊。听说，我们省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过，那当然很熟啦。倘若他能说一句话，我想，哪个单位也不敢说个“不’字。”
尽管未必如她所言，省长也未必肯说这个话，但我还是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办成。
D很高兴，同我热情地握手，说了几次“再见”。路灯下，目送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努力追寻着旧日的影像，旧日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