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以载道”与“卫道”、“立言”
就整个学术领域而言，曾国藩在文学艺术方面，尤其是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建树，较之于他在其他学科如史学、哲学等领域内的成就要大得多。
也就是说，曾氏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尤为高出一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然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近代士大夫阶层中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如胡适所指出：“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曾国藩等学桐城派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淤。
为什么在清末士风麻木之际，曾国藩能在文学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呢？究其原因，显然与曾国藩本人在文学方面痛下功夫，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国藩自1835年入京以后，即立志学作诗、作古文之法。以后虽政务繁冗，戎马倥偬，但直至他逝世，对此仍未曾废置。因此，他对于文学颇有深入的研究。既有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便有着深刻的见解。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曾氏最初主守“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他在具体解释“文”与“道”的关系时说：“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淤从而，他对于“崇道贬文”之说颇多异议。其理由是：古来文学作品，本有内容和形式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为时人所欣赏、流芳万世的不朽之作，虽应具有明确的思想境界，用丰富的思想情感去充实其内容，但与此同时亦应有优美流畅的文字，才能具备其完整的形式。
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说：“非阐益道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姚鼐进一步提出“道与艺合”盂的观点，即将理学与辞章相结合，以“明道义，维风俗以昭后世”。由此可见，桐城派所主张的“道”就是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正如方苞所明确指出：“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曾国藩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明言自己为桐城派古文的传人。因此，“文以载道”的观点并非他所独创，而是继承了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衣钵。
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初虽囿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认为文与道应当合二为一，即强调作文应以阐发程朱义理为最终目的，但后因综合考究、见识曰广，更因时势环境的不断变化，从而认为文与道也可彼此分离，显示各自的特点和体现不同的风格。他说：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固知记》、《思辨录》之属；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理学大师，起初他崇信“文以载道”的观点，主张文与道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与他受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所阐发的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却不主张“崇道贬文”之说，认为文学可以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继而主张文学应当一扫理学之臭味，即对理学家所倡行的多做空华说理的不实文章表示反对。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转变，与他在学术上不株守宋儒一途，而主张兼收并蓄，力图集各家之长，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对诸子百家亦主张吸取其长，以杂糅一体，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个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既反映了曾国藩本人思想发展变化的特点，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的环境和条件所促成的结果。因为自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尤其是在西学日渐输入中国之际，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已在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产生了动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尽力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根基，曾国藩对各家学说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主张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都应加以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形成自己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因而当他了解到理学家所坚持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与创作问题上存在空谈义理的弊端之后，便能够勇敢地跳出理学的圈子，不囿于古有的和自己原来所认定的成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曾氏在认定文与道应当离而为二的同时，主张作古文不应以说理为主。他在与友人通信时说：
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着文，虽以退之着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曾国藩在这里所强调的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一篇好的文章中不应当包含有系统而明确的理论成分；实际上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不应当专以道学家所坚持的那一套陈腐的理来充斥文中。他认为，一个人作文章，如果一个劲地用道学家那套理来大喊大叫，那么他所写的文章就变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终究不能为众人所欢迎和接受，也就不能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基于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曾国藩主张作诗或作古文（散文）应当注意发挥自己的个性，即如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发挥自己的特点。因为他考虑到，文学与道德，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不同的实体；文学与哲学，也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他在评论文与道的关系时，强调划清文学与道德的界限，解除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纠葛。在提倡文学独立论的同时，他又主张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他具体阐述其理由说：
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与文倶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
一个人作诗、作古文怎样才能做到情文并茂，内容与形式合一，尤其达到外形之美，让人愿意读、极想读呢？曾国藩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把文学与小学训诂的关系处理好。这就是说，作一篇好文章，必须讲究文字的反复推敲，做到精确适当，情理也就能够并重。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及，并反复强调：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着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着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紧接着，他又说：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古人作文较好者，如汉代诸儒皆很重视小学训诂的修养功夫；而历史演进至清代，国朝大儒如戴东原等人虽精于小学训诂之学，但他们的文章却比不上汉代文学大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曾氏始终弄不明白。但他立志要取古近各学者的特长，艮P“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将中国传统文学“情理并发”的精神发扬光大。
曾国藩主张作诗、作古文“情理并重”，反对空谈义理之作。他提倡自然之文，强调作诗、作古文应出自作者内心的意愿，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他在《湖南文征序》一文中指出：“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曾反复强调，“见文如见其人，见人知其文”，即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如何，学识深浅如何，都与作诗、作古文紧密相关。而要作出自然实在之文，首先必须把自身的修养、学识问题解决好。这就是“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为了使自己作诗、作古文能“性情并重”，并且抒发自然实在的情感，曾国藩对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过程作了详细而中肯的评述：
自群经而外，百家着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税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摹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气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巳。
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以理胜者”，基本上就是指古文而言；所谓“以情胜者”，则基本上就是指骈文而言。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字采用单音制，因而在文学史上除有所谓的古文之外，还存在着所谓的骈体文。就内容与形式而言，这两者各有其特点，即古文气势宏伟、磅礴，理论精辟严谨，骈文韵味深永美妙，行文多用偶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体的基本特点。在这个考察的基础之上，曾国藩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散文和骈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这两种文体演变的历史过程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他说：
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如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称八家，皆师韩氏者也。传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类。于是刺议互兴，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随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在中国文体的这种演变过程中，骈文和散文虽然成为两种不同的途径，但事物发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异中有同，同中亦有异。曾国藩认为，骈散二体之中又有相通之处，彼此之间也有联系。他说：
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即可窥六经之阃奥矣。
正因为曾氏认定骈散二体自有相通和关联之处，从而他虽在学术上崇守桐城派姚鼐之学，但却对姚氏在《古文辞类纂》中关于古文（即散文）的演进历史以及源流的分类法表示出不同意见，认为此书不及《六经》，故特编《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来弥补其不足。他在该书序文中明确指出：
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蔽，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轼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姓，物穷则变，理固然也。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
曾国藩手札村塾古文有选取《左传》者，识者曰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篆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篇，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寻求古文之源流，应追溯自《六经》，不应割断其必然的联系。至于古文之流别如何划分的问题，曾氏对姚鼐的划分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古文的整个内容和体系来看，应分为十一大类：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留[流]则大率十有一类。着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着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着，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诰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牍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十^一类，古今之用，尽于此矣。
从整体而言，曾国藩在这里划分的十^一大类又可归纳为着述、告语、记载三门。什么是着述门呢？即论着、词赋、序跋之类。什么是记载门呢？即传志、叙记、典志、杂记之类。什么是告语门呢？即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之类。我们认为，这种划分的优点在于，门类细密得当，精粗适宜，较之姚鼐所划分的十三类又前进了一步。这明显地反映出曾氏在文学理论的修养方面比他的前辈高出了一筹。同时也表明，他在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之下，极力主张文学必须结合社会现实，并通过文学这个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精神武器来阐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达到“卫道”、“立言”、“立功”、“立德”之目的，从而使“礼（理）学经世”之举产生更好的效果。
容二者不可分离--曾国藩古文创作的基本观点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大凡一个人写文章，并不是先掌握了创作方法，然后才去动笔作文，其方法实则是从实践中得来，并不断得以提高的。各人有各人的创作方法，各人有各人的心得体会，决不能因袭前人或者株守一家一派的成法。他说：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由于曾国藩一生兴趣最大、用功最深的就是古文，所以他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对作古文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与友朋谈及这个问题时，对于古文的用字、造句、分段、谋篇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