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诚敬方面，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以及周敦颐、程颢等理学家关于“诚”的思想传统。曾国藩明确指出，“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冶并且认为，只要心中存有一个“诚”字，万事都能有所结局，也终究可以为人所鉴明。他说：“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他的确把“诚敬”二字看得很重，认为这是修身养性、处世为人的一大门径。他在曰记中常常提到这个问题，或是反省自己的言行，或是借以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他说：“念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等字无片刻可驰。苟能守此数字，则无人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气谊孤与不孤哉！”又女口，他痛责自己与人交谈，本不甚“领其语意”，却“妄有所陈”，则是“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侨，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耻”！他在家书中也常常以“诚敬”二字告诫其子弟：“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又说：“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在这里把本来属于道德范畴的“诚”和“敬”说成是先验的存在，并视之为物质世界的主宰、包医百病的良方，不分场合和对象，一味讲求“诚敬”，从而颠倒了物质同精神的关系，在对外交涉中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然，曾国藩所讲的“诚敬”实际上也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用“诚敬”号召和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封建士子文人来效忠清王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因此，曾国藩所讲的“诚敬”又具有效忠清廷、镇压人民革命的性质。
在谦和方面，曾国藩认为，是否真正谦和，倒不是至关紧要的，但在表面上必须做得像样，以求不露破绽。他说，“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一个人处世为人必须事事谨小慎微，尤其是其言行要使人有一种谦和的感觉。曾氏指出，古人把“勤、谦”二字看得很重，就是因为有修身、治己的大学问体现其中。为什么古人把“谦”字看做是“须臾不可离之道”呢？原因在于“谦”可以“儆傲也”。因此，曾国藩决意将“勤、谦”二字作为自己精神修养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处世治事、待人接物的一个准则。他说：“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无庸讳言，曾国藩所说的“谦和”二字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对下层民众，尤其是被他视为“乱民”的农民起义者，决不讲什么谦和，也决不讲什么孝友慈善。由此可见，曾氏所谨守所坚持的“谦和”主要是针对他那个阶级、那个统治集团的人而言的。曾国藩于1864年主动裁撤湘军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太平军自1851年于金田举义旗后，据永安、围桂林、下湖南、过武昌，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旌旗直指江淮，不几年即定都南京。清军当者披靡，仅永安一战，就死四总兵。向荣、乌兰泰号称名将，亦每战辄败。一时朝野大震，束手无策。曾国藩以书生领兵，号召同乡士人募兵成军，终成“中兴”大业。当时，清军腐败无能，清廷不得不事事依赖曾国藩，军国大计，内政外交，都得听他的意见。正当金陵合围、大功将成之际，传闻王阊运从湖南亲赴曾营，劝其借机倾覆清廷，夺回汉人之权。曾国藩听后面色突变，用口水在茶几上连书三个“狂”字。湘军攻下南京后，朝野都对曾国藩刮目相看，都开始对他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贺功之客盈门，欢呼之声震野，曾国藩本人为之喜极而泣，而朝中大臣忌妒之情也更加强烈。朝廷虽颁授崇爵，频加赏赉，但猜嫌之意也同时加深。在野方面，金陵城破，各地追逐巨魁，又多谣传曾所捕获之忠王李秀成乃系伪冒；在朝方面，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获钱财无算，因而御使贾铎上疏弹劾，朝廷亦借题发挥，饬谕曾国藩追查实情，以示警戒。面对这种紧张的局势，曾氏忧虑重重，心急如焚。此时，被朝野间猜忌之风激怒的曾国荃、鲍超等人又将昔日王阊运的建议再次提出，要求曾国藩龙袍加身、造反称帝。就当时实情而言，实施这一举措确有成功的可能。不仅湘、淮军实力雄厚，而且七八省的地方政权均掌握在曾国藩的手里，曾幕中能人贤士如云，充分具备佐治之才，且湘军占据江南富饶之地，经费来源不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不满异族入主中原的大汉族主义在一般士民中间仍很流行。然而，曾国藩不但没有造反当皇帝，反而主动裁撤湘军。他在金陵合围之时，就已察觉到前述那些复杂而险恶的迹象。他虽被朝廷倚为“平江南之中坚”，但他同时也了解和感觉到，卖沂、慈禧太后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一向对他有所防范，“终未能推心置腹”，并一直任用满族正白旗出身的大臣官文为钦差，把守武昌，控据长江上游，监视湘军的动向。此外，富明阿、冯子材受命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交，虎视南京。这一切意在牵制湘军、防其北进的措施均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所识破，因而他对于书生意气十足的王阊运之言实在不屑一顾。他不仅本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早在1862年就已再三告诫曾国荃等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因一时之私念而失却一生艰苦得来的富贵功名。他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曰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因而，当朝野猜忌之风八面袭来之时，曾国藩经过反复掂量，一方面为表示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一方面为维护自己及一家之功名利禄，决意以谦退、与世无争为怀，遣撤湘军，终于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种种猜疑情绪。这个行动是纯粹出自内心的意愿，还是外部压力使然呢？依我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只不过后者所占的比重更多一些而已。前者确是由于曾氏认识到：清王朝是他本人及一家的政治代表，“中兴”大业既已成功，就没有必要拥兵自重，或另起炉灶，割据称雄。后者却又反映出曾氏不敢贸然行动的心理状态。古往今来，有多少文官武将对经过千辛万苦得来的权势紧抱不放，甚至上演了一幕幕胜利后刀戈相见、血流成河、互相残杀的惨剧！曾国藩也是凡人，也有权欲感，何曾不想龙袍加身，让曾氏一门世世代代稳操重权呢？说到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不允许他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则是他平时修养而成的谦退精神所造成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正是他的修养功夫比常人要高明、更讲究实际的表现。在此，我不禁想起台湾作家高阳在《玉座珠帘》一书中有关“修心可以补相”的一段话来。话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平定后，曾国藩奉命进京陛见。这是他出京十七年以后第一次回京城。朝廷大小官员都想见一见这位统率千军万马、戡平“大乱”的名臣，看他是如何的一种大英雄丰采，于是纷纷相邀，叫嚷着“看曾中堂去”。一看之下，有人失望，有人诧异。失望的是曾氏的丰采实在不能动人，倒像一个十足的“乡下土老儿”。i宅异的是，懂些麻衣相法的人认为：
曾国藩三角眼，倒吊眉，照相法上来说，是“刑杀”之相，谁知不死于菜市口，居然封侯拜相。到了现在这个地位，又立过大功，等于赐了“丹书铁券”，除非谋反，决无刑杀的可能；而曾国藩一向戒慎恐惧，只怕位高招忌，名高致谤，那里会起谋反的心思？看起来，修心可以补相--曾国藩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的相貌也能教人为善。
在忍让方面，曾国藩也很讲究。退让第一、忍受第一、克制第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佛教告诉人们的一种人生哲理。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也说过：为了解脱烦恼，为了自己既定的信仰，必须“要自己忍受困乏，招致苦难、酷刑和痛苦，从而显示自己的精神”，一个人所忍受的痛苦越可怕，他也就能获得“愈大的神的光荣”。曾国藩很赞赏佛家的“轮回因果”之说，认为“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他觉得人生在世，坚持一个“忍”字，才易平息心中之躁，有利于养身，有利于治事为人。他说：“务观言养生之道，以目光为验；又言‘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至于别人是否为善，是否为仁、为贤，也就不必去过分计较，只要对自身严格要求，不把人生的利害得失看得过于重要，对人以诚相见，与人为善，以忍让、谦和为怀，终有被人谅解的时候。他在曰记中说：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曾国藩特别强调，处世治事，待人接物，在重视“勤、俭、谨、信”的同时，还必须“取人为善，与人为善”，这样就能“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进入中年以后，曾氏一方面甚感“位名显赫”，光阴似箭，“念德业之不进”曰另一方面，他率湘军辗转各地，受尽辱侮，为早日完成镇压农民起义的“救世”重任，他决意“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烛之明作补牢之计”。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得出结论：“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并特“写‘忍敬，二字教诫罗婿”，让其好自为之，不要因一时之得失、一时之荣辱而伤了与他人的和气，坏了自己的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