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者，流传、流转、流布也。本章将从纵、横两个方面简要地讨论龙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和向域外（主要是周边国家）的传播情况。
一原龙期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年至前2100年），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这个时期，至少发现了分属不同文化区域的“原龙”（即最初的、原始的龙）19件（一个区域同类型的只选1件），它们是——
（1）发现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的属于前红山文化的距今约8000年的蛇型原龙；（2）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属于河姆渡文化的距今约7000年的鹰型原龙；（3）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的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近约7000年的鱼型原龙；（4）发现于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的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约6400年的鳄型原龙；（5）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距今约6000年的猪型原龙；（6）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距今约6000年的鹿型原龙；（7）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距今约6000年的鹰型原龙；（8）发现于湖北省黄梅县焦墩遗址的属于大溪文化的距今约6000年的牛型原龙；（9）发现于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的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约5500年的鲵型原龙；（10）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的属于良渚文化的距今约5300年的牛型原龙；（11）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三星他拉村的属于红山文化的距今约5000年的马型原龙；（12）发现于辽宁省建平县的属于红山文化的距今约5000年的熊型原龙；（13）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的属于良渚文化的距今约5000年的虎型原龙；（14）发现于河南省陕县的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约5000年的蜥蜴型原龙；（15）发现于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遗址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距今约5000年的鲵型原龙；（16）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遗址的属于屈家岭文化的距今约4800年的猪型原龙；（17）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属于龙山文化的距今约4500年的蛇型原龙；（18）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距今约4500年鹰型原龙；（19）发现于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的属于龙山文化的距今约4500年虎型原龙。
这19件原龙，如果按考古学的文化区域分，可以看出：东北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有蛇型原龙、猪型原龙、鹿型原龙、鹰型原龙、马型原龙、熊型原龙等6种类型；西北、华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鱼型原龙、鲵型原龙、蛇型原龙等3种类型；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鹰型原龙、虎型原龙等2种类型；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鹰型原龙、虎型原龙、牛型原龙等3种类型；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有牛型原龙、猪型原龙等2种类型。
如果按流域所及和主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分，属于黄河流域粟作农耕文化的有鱼型原龙、鲵型原龙、蛇型原龙、鹰型原龙、虎型原龙等5种类型；属于长江流域稻作农耕文化的有鹰型原龙、虎型原龙、牛型原龙、猪型原龙等4种类型；属于辽河流域游牧、渔猎、农耕相兼文化的有蛇型原龙、猪型原龙、鹿型原龙、鹰型原龙、马型原龙、熊型原龙等6种类型。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在上述各大文化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彼此容合中发生、发展、逐步形成的。而龙，显然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二夔龙期
夔龙期包括夏、商、西周三代，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100年至前770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雏型期。称夔龙期是因为夔龙纹多出现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上。
1．夏代龙延续500年左右的夏王朝，其存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的2070年到前1600年。继龙山文化之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前1800年-前1500年），和这段时间相吻合。在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发现了夏代龙纹。
其三角形的头部、细长弯转的身腹，明显取自于蛇；梭形眼和圆形吻部取自于猪；其链状鳞纹、鳍须、短肢、五爪及边饰云雷纹等，又有鱼、蜥蜴、云的成分。这些均说明夏代龙是对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蛇型原龙，仰韶文化鱼型原龙、蜥蜴型原龙的承续和容合。
2005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一件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此器2002年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属于第一等级的贵族墓中，距今至少有3700年。据报道，发掘出土时，该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身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卷曲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龙身略呈波状曲伏，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至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因此更为逼真，尾尖内蜷，跃然欲生（桂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新华网河南频道2005年6月3日）。
这件绿松石龙的问世意义重大，考古专家们反复研究后，确信“这一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中国社科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杜金鹏主任说“从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的原貌来看，其头部略呈浮雕状，为高圆形巨首，扁目圆睛，吻部略突出，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龙形象特征非常鲜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也认为，“在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的都城遗址中心区里，发现龙形图案，这代表了当时最高领导层的图腾崇拜，对当时整个社会无疑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专家认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根在偃师》，《二里头文化》2005年10月29日）。
二里头遗址有“华夏第一王都”之称，目前学术界大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全国现有250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其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专家认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根在偃师》，《二里头文化》2005年10月29日）。
2.商代龙
商（前1600-前1046）文化是华夏文化与东夷、西羌、北狄、南蛮、吴越等文化的融合，商人崇拜上帝、天神和祖先。商代龙反映了其容合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商代盛行的敬天信神的宗教观念。
商代的龙主要表现在玉器和青铜器上。其突出特征是有了角。这些角形状复杂，有的似牛角向前卷，有的似羊角向后卷；有的尖尖如刺，有的盘绕如螺；还有如虎耳，如犬齿，如花冠，如树桩，如伞篷，如蘑菇，如旗旌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龙的模糊容合对象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商人将“角崇拜”融入“龙崇拜”的结果。
角是雄性的标志和力量的象征。古人直观地发现，强壮的动物一般都有一对坚韧美观的角。依照最好的最厉害的也就是最值得崇拜的这样一个规律，古人很早就赋予雄性动物的角以特殊的神性，用其来召唤部族，祭祀神灵。甲骨文中（牛）（羊）等字都突出了其象形对象之“角”。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史墙盘上面，也有“角戠光，义其禋祀”的铭文，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牲首两角平齐有光泽，用来祭祀正相宜”（用连劭名释文）。《礼记》中也有“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的话。
有的学者还将龙之角和中国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联系起来。认为出现在商代龙头上的柱状角和蘑菇状角很像甲骨文中的“且”即“祖”字，如商代的龙虎尊上的“且”形龙角，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方壶上的“且”角龙。
而“祖”字有生殖器崇拜的含义，其原型是男性的生殖器。袁德星先生就持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商晚期的前半和商中期的龙角，顶端多不是平头，是钝椎体，取象于男性生殖器”（《龙的原始》，台湾《故宫文物》第60期）。
将生殖器崇拜纳入龙崇拜，符合我们的多元融合说，也和商代殷墟文化融合史前各种文化的实际情形相吻合。海纳百川成其大，龙正是以其兼容百物，并蓄万象的胸怀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
角之外，和夏代龙相比，商代龙已有了明显的背鳍和四肢，爪数呈三，依稀可辨。颈、腹、尾的衔接也显得协调多了。
3．西周龙
西周（前1046-前771）是民族大融合，同时也是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龙的头部出现了装饰味很浓的花冠状角、多齿状角、回顾式卷角、分叉角等角型。龙口改大张为平张，吻前伸上扬，唇卷曲。龙躯或作波浪状舒展，或成几何状变体，常饰以鳞纹、环纹、云纹等。这样的龙纹，将自然界的花草植物，及中原不多见的大象等动物纳入集合对象，少了商代龙表达宗教意味的庄严，多了一份体现兴旺、象征祥瑞的绮丽和妩媚。
西周中晚期还流行“波曲纹”、“鳞带纹”、“兽目交连纹”等装饰性图案，可视作龙纹的简化和变体。
三飞龙期
飞龙期贯穿春秋战国至秦、汉两个朝代（前770年至220年），与中华文明的成型期相吻合。以“飞龙”相称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长翅膀的“飞龙”。
1．春秋战国龙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与政治上诸侯争雄、思想界百家争鸣、阴阳学说盛行相适应，龙的图案中出现了“群龙”和“交龙”。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的青铜建鼓座，就是一件立体的由十余条主龙和数十条小龙组成的“群龙交缠”的造型。群龙意味着众雄蜂起，其交缠纠结状又有阴阳交合，化生万物之意。
群龙除自己交合外，还同群凤、群虎以及其他动物、植物交合，构成更为复杂的图案。如见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龙凤花草交合纹”。
2．秦代龙
和华夏大地结束战乱，走向一统相一致，秦汉时代的龙出现相对规范和定型的趋势。
秦代国祚不长，加上末年战乱的破坏，留下来的龙纹不多。已发现的有现藏于陕西临潼博物馆的秦代龙纹瓦当和陕西咸阳出土的秦代空心砖上的龙纹。瓦当上的龙纹造型严谨洗练，风格遒劲古朴。空心砖上的龙纹，头型和双角似牛，身躯绵长弯转像蛇，足爪尖利似虎爪。
3．汉代龙
汉代龙纹在瓦当、画像石、画像砖、墓葬壁画、丝织品上有丰富的遗存。其造型手法简约、粗犷，体现出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强烈的动感。其头部较前代更为生动，角多呈带状飘起，眼珠突出，吻长伸，口大张，多吐舌，可见獠牙列列；颈弯曲扬起，躯干或似蛇盘绕不已，或似兽线条流畅；有鳞，似鱼鳞，排列疏松；四肢加长，足爪取兽类，强健有力。尤其突出的是出现了背上长翅膀的龙，这样的龙容合了以鹰为代表的鸟类的特征，给人似欲腾空和翱翔天宇的飞动之感。
汉代龙还常常和虎、凤、鹿、马、仙人等同处一个画面，其形态和悦可爱，活泼生动。如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铜车饰上，一条扬首弯躯、飘发展翼的龙就同飞马、走象、仙鹿、黑熊、祥鹤及种种美鸟“和谐共处”。
江苏扬州妾莫书西汉墓曾出土一件“龙鱼豕纹玉佩”，上面的龙守在两端，鱼穿插其间，居中是一头肥胖、大耳、长嘴、翘鼻、作奔跑状的豕，形象逼真如生。这些图案，展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显示出龙和它的容合对象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
四行龙期
行龙期贯穿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220-960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繁荣期，龙体现了这种繁荣。它对内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融合佛教文化。龙的数量、质量、种类、制作工艺，等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之所以称“行龙”，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比较典型的矫健奔放的“行龙纹”。
1．魏晋南北朝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龙纹，头部扁长，角似鹿角，发鬣后披，挺胸奋肢，呈现出矫健奔放、线条流畅、气韵生动的特点。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至南北朝时期向全国普及。由于龙文化的融合性，南北朝的龙纹图案中，就自然地吸纳了佛教文化的一些元素。如属于北魏时期的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合葬墓出土的石础，上面就既雕有体长肢健、弯曲盘绕的双龙，也雕有合掌念佛的童子及莲荷座等。
2．隋代龙
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石雕龙是隋代龙的代表，有奔龙、对龙、交颈龙、穿石龙等多种形式，以穿石龙最具特色。其龙取兽形，巨口、鹿角、鳞身、兽尾，龙身中段隐于石中，龙首和龙肢龙尾探出，造型别致巧妙，艺术地体现了龙所具备的喜水、善变、示威等神性。
隋代龙注重将龙的形象同器具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
以龙身为柄的壶在北齐时已经出现。进入隋代后，这样的壶更趋普遍。出土于西安西郊李静训墓的“白釉龙耳双身瓶”，是这类造型的一个代表。其瓶单颈、双腹，连为一体；龙躯为柄，龙头探入瓶口，作汲汲喝水状。龙躯为柄，腹身饰以数道弦纹。
除以龙身为壶、瓶的执柄外，隋代还出现了以龙首为口流，以龙尾为扳手的禾。如湖南湘阴出土的“青釉龙首禾”：此龙吻微翘，口小开，双目眯虚，一副陶醉的样子。
3．唐代龙
和繁荣开明的盛唐气象相吻合，唐代龙纹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达的特点。如山西太原唐墓壁画上的兽身龙纹、西安碑林藏唐李寿墓墓椁上的石刻龙纹、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墓盖上的石刻龙纹等。这些龙纹，身似猛兽，肩生翼，腿足长，爪甲抠地，扬颈张口，显得精力充沛，姿态矫健，气势逼人。
龙角在隋以前多弯转飘逸，但不分叉，到隋唐时继续飘逸，且开始有明显分叉；龙的背鳍长自商代，汉代排列疏松，到唐时已排列细密；龙鳞汉以前多是蛇皮形、菱形和长方形，汉时似鱼鳞，但排列松疏不齐，入唐以后，便开始趋向于整齐和细密了。
唐代龙纹有三点值得分析：
一是“尾腿缠绕”造型。这种造型最早出现在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石刻龙上。那条“穿石龙”的龙尾，就从前到后地绕了一下龙的右腿。尽管受体裁的限制，绕得不太自然，看上去有点怪异，但这种绕法，无疑是一种创新，使传统的龙形有了变化，多了姿态，添了美感，因而得到唐代艺术家们的欣赏和效法。于是，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代“青铜盘龙镜”、陕西省博物馆藏的“千秋龙云纹葵花镜”、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蔓草龙凤纹银碗”和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龟负银筹筒”等器物上，都一再地看到这种“尾腿缠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