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写的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我并不知道。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甚至，说她是女孩，也是不贴切的。算起来，她现在应该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大姑娘了。不过当年我见她一面时，她还是个女孩。
我写这封信，是给她的（但愿她能够读到），也是给某个年纪的一代人的。因为无法投递，只好拿到杂志上来发表了。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构思一部小说，有时也未必需要花费这么悠长的光阴。但是，我很久没有下笔，因为回忆是痛苦的，追述这些令人怆神的往事，滋味并不好受。但是不写呢，这类事件又不断咬啮着自己的心灵。虽然欲说还休，结果还是想把鲠在喉咙的这根鱼刺吐掉。
我已经写了一页纸了，人们读来可能还不知道我究竟想说什么。为了让看到这封信的所有的人弄清楚，我得把事情从头说起。
一九六七年，也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我们这些住在“牛栏”（北方则叫做“牛棚”）的被审查的人，正在过着苦难的日子。自从报上捏造了一大堆罪名，把我化装成一个魔鬼以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我究竟给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把门捶烂了，把一些较好的用具抢走了。那个家庭我已无法容身了，我们，即所谓“审查对象”，集中住到机关，受着无休无止的凌辱和斗争。我们上街，有人来剪我们的头发和衣裳。我们在院子里扫地，幼儿园的小娃娃要围着我们唱辱骂的歌，因为阿姨教育他们这就是“突出政治”。我们到街上劳动，有人呼喊“打倒！”人们围观着，像看非洲或者苏门答腊新到的猩猩一样。我们在旷地上用锤子砸砖，偶一离开休息，就有人把死老鼠丢在我们的凳子上，使我们无法再坐下去。总之，一切事情都变得光怪陆离、奇形怪状了。这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的飞机炸烂了英国一座疯人院的围墙，成群疯子涌了出来，对着汽车和行人伸舌头、摇脑袋、手舞足蹈、怪声高叫的情景。当时，中国的疯人院大概也已经崩了围墙，社会上才会出现那么多令人触目惊心、完全莫测高深的景象。自然，到了现在，我们生活里又有了阳光，因此我可以如实来描述这一切。如果是在那个不幸的岁月，仅仅是实事求是地写下客观事物的真相，就足够招惹一排子弹贯穿我的胸膛了。当时，我遭受了自从在小学伸出手掌来给老师打掌心以后四十年从未受过的侮辱，只觉得中国的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可理解起来。我默默地把一首诗写在自己的心头，里面有两句是：“沉默十年观世变，看它大地走龙蛇。”而自己，也忽地变成一个非常沉默的人了。
自然，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历史以后将怎样发展，也不知道在现实的幕布后面，有什么宏伟计划和阴谋诡计在进行。不知道一批老革命家，包括国家主席和若干元帅的遭遇，比我们这些区区之辈所遭受的还要悲惨千百倍。自然，更不知道，当时高高在上、指手划脚、操着无数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中有人要声望一落千丈，以至变成蒙古草原的骨炭和历史上的狗屎堆。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这种百般凌辱老干部的局面，不管有人怎样张开喉咙声嘶力竭大喊“就是好，就是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历史必将给它一个公正的裁判和严厉的答案。同时，如果说还有什么领悟的话，我也还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情愿自杀，因为死有时是比活着要幸福得多了。在那个不幸的年代，和我握过手、谈过话的人约莫自杀了二十人。连我也一只脚跨上了自杀的门槛，几乎第二只脚也跨过去了。至于我不认识的人自杀了多少，我可就无法统计。至于不是自杀，而是各种各样方式的“不正常死亡”的人究竟有多少，就更不是我所知道的了。我想，甚至国家统计部门也未必知道。
我这里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当时的气氛，详细描写那段悲惨风月的情景，得有几部大书才行。我所以得描述一下那种情景，因为，我要写信给她的那个女孩的行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产生的。
一天，我们被用卡车运到一个地方（我记得那个地方叫做区庄五号）去劳动。那里有二十幢屋子，我们一行，即所谓“被审查的人”被送到那里去，把家具、报纸，从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屋子。我们把一叠叠报纸，搬了又搬，从甲楼搬到乙楼，一阵子工夫，灰尘就把我们的衣服染污了，我们的喉咙也给呛住了。在我们精疲力竭、休息一阵子的当儿，你，一个样子长得很清秀的小姑娘走到我们身旁。
你端详了我们一阵子，明白这是一群可以任意笑骂的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你忽然高喊起来：“秦牧，你做马让我骑一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玩意，是看过什么人物的传记，说他们曾伏身当马，让孩子们骑着玩呢？还是看过表现西藏农奴生活的影片，里面有过奴隶主要农奴跪在地上，让他踏着骑到马背上的一幕？我当场作色拒绝了，于是你突然凶恶起来，抢上前来夺我的眼镜，把它抛到地上，然后悻悻地走了。
我们的相见和关系，就是这么一会儿，前后也不过二十分钟。但是，非常奇怪，你的微笑，你的凶恶，竟长期留在我的心头。
这对我自然是个侮辱，但是，在那个年头，这也不算太了不起的侮辱。而且，事实上，你也并没有真正骑到我的背上。那时候，我知道有大量希望把国家搞好、心地善良的好人，被人愚弄了。但我也见到一些凶恶狰狞、心术不正的人。对于后者，我并不怎样去回忆他们。我以为，如果他们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是会来管束他们的吧！历史的发展，生活的逻辑，终究也是会给他们一点教训的吧！但是，你这个小姑娘以后发展怎样，却常常使我思念。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总爱想这件事，是不是很恨这个小姑娘？我自问自答，毕竟找到了答案。我总爱想起它，并非由于特别的恨，很奇怪，事后我只觉得可笑可悲，竟没有恨意了。我一步步地追问自己之后，终于想到：这件事始终使我萦回心头，实际并不是对你，而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儿童，在那年头所受到的恶劣影响的感叹和忧虑。
当时，中国是怎么一个面貌呢？似乎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批青少年在专政。或者，说是有几个玩傀儡戏似的人物，藏身在一个权力系统里面，假手一批青少年出面专政也可以。我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些青少年用石子打瞎人家的眼睛，随便打烂人家的玻璃窗，以至于用剪刀剪坏人家的衣裳，更甚的，发明各种私刑，例如把人家的脑袋按进水里，直至把人呛死，都是竟然可以无罪的。
这种风气，对于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少年的败坏，该有多么可怕！亲自动手做的，看人家做的，这样的青少年，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数量吧？他们长大以后，会变成怎样的人呢？把虐人取乐、目无法纪，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不愿改正的话，将会变成怎样的角色呢？
那时候，老早就有人预见到：青少年犯罪问题，将会成为中国的严重问题。他们不幸而言中了。一颗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它是由许许多多的社会小悲剧构成的。
人们常常痛骂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许多中年人、老年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是，实际上，青少年被败坏、受创伤的程度，甚至超过老年人。有一些青年人后来走上了无恶不作、杀人越货的道路，在他们被押上刑场处决的当儿，也还没有想到：是一只什么黑手挑起了他们的兽性，把他们推上这条死路的。这事情常常使我想到这么一幕情景：当大风刮起的时候，把树上的鸟巢掀了下来。巢里的小鸟跌死了，它们实际上羽毛尚未丰满，甚至还没有开眼。
比喻是蹩脚的。情节恶劣的犯罪分子当然罪有应得。但是某些人的情形，和这种未曾开眼的小鸟被大风掀下来，不也略有相似之处吗！
喜欢骑马的小姑娘！我不知道你现在长得怎样了？也许你已经觉悟过来，清除了那种种恶劣的影响，成为一个品行良好，工作积极的青年。也许你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粗言秽语地讲话，成为一个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只对吃喝玩乐感兴趣的角色。你也许对要求别人伏地当马给你乘骑的事已经完全忘却，星期天高高兴兴去逛公园，快快乐乐地在谈恋爱了。但也许你还记得那一回事，有时也偶尔有点内疚的心情。我对这一切已经无从获知了。因为即使在火车上、戏院里，我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岁月如流，你我也都已互不认识了。
我希望你会成长为一个较好的人，人间高尚的思想能够照进你的心胸。那么我写这封信，也就有一丁点儿价值。高尚的，能够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的思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即使这个人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人民内部也罢。有一些人，崇高思想的光辉从来不曾在他的脑海里闪亮过，就像深深的黑暗岩洞，从来没有照进过阳光一样。有些人，为什么早上还是人民一分子，晚上就成了人民凶恶的敌人呢？原因就在这里。
剥削阶级社会是一个把剥削、掠夺、骑在别人脖子上、不管别人死活当做金科玉律的社会。长期的剥削阶级社会形成了严重的影响，使许多人把侵害他人正当生存权利视为家常便饭，把欣赏别人的痛苦当做文娱生活。历史上密密麻麻记载了吃人肉、剥人皮，用人的头盖骨做碗，用人皮、人头做美术品一类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里，虐待狂表现于许许多多方面，以至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我幼年时看到：当元宵舞龙的时候，有钱人把燃着了的爆竹，投向赤裸着上体舞龙的汉子身上取乐的情景，心里感到非常痛苦。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类的娱乐遍及全世界。斗牛、拳击、不设网具的“空中飞人”游戏，把原本正常的人折磨成畸形人到处去展览之类就是。如果在斗牛场上有一个斗牛士被牛角戳得鲜血淋漓了，拳击场上有一个拳师给活活殴毙了，观众中就必有一批卑鄙的狂热分子感到格外兴高采烈。就正像古代罗马的奴隶主坐在斗兽场上欣赏狮子把人吃掉一样。流风余韵，它一直影响到现在。在一个封建影响严重的国家，野蛮习俗就更有势力。剥削阶级的代表者是用这种娱乐来陶冶自己的“性灵”的。就正像小猫玩弄绒线球有利于锻炼捕鼠本领一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之后，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恶习被清除了不少，但是仍然支配着相当数量的人。在中国当代史上不幸的血腥十年之间，无数的悲剧和这一点有密切的关连。许多人仗着当时奇特的政治环境，可以任意胡为，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发展自己的虐待狂了。尽管我自己并没遭受很大的肉体上的痛楚，但是当时出现的惨剧，即使仅仅就我所听到的，我都无力描绘它。我只能够说：它和中世纪式的野蛮事物比较起来，竟毫不逊色。
你也许会说，那时是在“审查”呀，“革命不是绣花”呀，什么什么的。革命固然不是绣花，但革命更不是兽性的发泄。如果可以任意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来对待被横加上莫须有罪名的革命干部，持有这样观念的人，他们本身究竟是什么人，倒是值得我们大加注意了。一声“审查”，就可以如狼似虎，穷凶极恶，草菅人命，行同匪特，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历史图穷匕现了，大肆推行这么一套丑恶东西的家伙，如林彪、“四人帮”之辈，后来纷纷露出了原形，他们本身原来正是人民真正的凶恶敌人。
我对我们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社会有一个隐忧的。一些极其残酷的暴虐者，草菅人命者，在他们发挥了他们的兽性以打手的姿态对待革命者殴人致死使人残废以后，像狼把尾巴塞进腿缝，又化装成“狼外婆”一样，到处去敲门了。他们化装成个没事人一般，继续在充当“革命者”。这样的“革命者”，是多么可怕呵！这些人是中国社会的肿瘤细胞。我深深为祖国的肌体上有这种肿瘤细胞而忧心忡忡。听说，欧洲一个马戏团有一次逃出了一只熊，这熊是会穿着妇女衣服，挎个篮子演戏的。它逃出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扮相，以至于人们在路上和它相遇，不禁大吃一惊。这种刽子手式的，不是一般轻度粗暴的人物，我觉得和这么一只混入人丛的熊很相似。只是从它的数量和扮相来说，更加令人可怕罢了。
喜欢骑马的姑娘，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别无它，希望你以及和你类似的一代，曾经呼吸过那血腥岁月的毒尘的人，能够认识那种毒尘的来源和性质，自觉清除它们，这才有利于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不相信一个丝毫没有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会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既不把别人的死活和正当的生存权利当作一回事，他何必去为广大人民的幸福奋斗呢）！即使把我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不包括革命人道主义，不包括革命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是怎么一种东西，我半点也不了解。
“人道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是一个曾经横遭践踏、蒙受耻辱的字眼，有人把它都推给资产阶级了。这些论客真是资产阶级最好的捧场者！为什么可以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不可以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呢？可以有虚伪的人道主义，就不可以有真正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呢？
十年的血腥教训，我越发认识到“革命人道主义”这六个大字的熠熠光辉。
和这个字眼相对立的，该是兽道主义吧！
我尽力保持平静来写这封信，但是，在你们看来，可能仍然感到我有点激动。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毕竟我是血肉之躯的人，有思想、有感情，不是一个木偶，也不是一块石头。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