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她骄傲地说了以后，又天真地笑了，仿佛回到年轻的年月，她就是那无上威风的女王。“他所写的无非是讨论学问思想，当然字里行间也带着些情意。我一封也不回他，让他高兴就写他的！”
“见面说话不说？”上一代“新人物”的恋爱，在我们看来有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不由得想多问几句。
“见面应酬话是说的，但他可不敢提写信的事，我只是在说话间透露出我已经看过他的信就是了。”
“多有意思！”我不禁惊叹。
“1928年北伐成功后，迁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这以前，他家曾央人来求亲，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绝了，我连影子都不知道。家里只知道我和他同事，并不知道他写信的事，那年月，我们更新，可是家庭还守旧得很呢！我们再开通，也是半新不旧的，因为许多地方仍要顾到古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就变过来。他家回南京时，他也同去了，因为他是独子。他回南京后，信写得更勤，这时的信就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意思了。”
“那么这回您该回他信了吧？”我问。
她笑笑摇摇头，接着说：
“可是有那么一天，他事先并没有写信说过，竟在学校里出现了，当然使我很惊奇，但他不远千里而来的坚决的情意，也不能说没感动我。这时我已经知道父亲拒绝求婚，所以答应和他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瞒着我的家庭。见面也只是见面罢了，我还是无意的。直到有一次，我们学校几个接近的同事相约到北海赏月，大家带了乐器去，我吹箫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北海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朴生吹笛子。我独奏“梅花三弄”，他竟悄悄地，悄悄地吹起笛子来随着我的箫，吹着吹着，我们就变成二重奏了！……”
朱先生说到这里，起身到炉边去拿炖在火上的那壶酽茶，给我斟了一杯，她自己斟了一杯。然后又用煤钩子去拨弄那炉火，炉门一打开，火光反映到她的脸上，红亮亮的。我两手捧着那杯茶，停了好一会没说话，看着她的脸，脑中幻想着当年夏夜太液池中箫笛合奏的情景，仿佛我也是客人中的一个。我不由得笑说：
“那首‘梅花三弄’一定是您和端木先生的定情曲啦！”
她笑笑，回到桌前坐下，从桌上拿起那支笛子：
“喏，始终是这支笛子陪着我，这么些年了。他走的匆忙，留在家里没带着，笛子留下了，吹笛的人可再没回来呢！”她不胜感慨地说着，把笛子又挂回到墙上去。
“端木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您和他已经结婚了吧？”我也回忆起那吹笛的人了。
“他教你是哪年的事？”
“1931年，我在初中二。”
“已经结婚喽！我们结婚也还是经过一场奋斗呢！虽然我答应了他的求婚，但是不能得到父亲的谅解。他放弃了父亲给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找到的好职位，而来北平做个中学教员，他的母亲也不满意他，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我。父亲后来算勉强答应了，也还是有婚后仍住在北平的约定。”
“对于您来说，还是那笛子的力量吧？您的婚姻的故事多么美，它使我想起了‘吹箫引凤’的故事，您是那弄玉，端木先生正是箫史……”但是朱先生打断我的话，说：
“箫史和弄玉是夫妇双双飞升而去，我们可是一个飞了，一个还在这儿挣扎求生呢！”
“在心灵上，您仍是和端木先生在一起的，您的夜半箫声，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在冥冥中也跟您在合奏呢！”
爱情的故事，常常是因为那爱情发生了障碍，才使得故事更美，更动人。我后来听大嫂说，当初朱家的老太爷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端木先生是庶出的关系，母亲的出身微贱，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连带着儿子也遭了殃。端木先生排行第三，前面还有两个相差很多岁的哥哥，是嫡出的。在那讲究门第与身世的上一代，怎能怪他们为儿女的多方操心呢！可惜这一对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奋斗的夫妇，在如愿以偿之后，终不能白头偕老，他们只有短短不到八年的相守。端木先生是“七七”抗战那年由北平到内地去，在一次汽车失事中丧命的。意外的死，生者难堪，她怎么能不日日以箫声唤回那荒野中的孤魂呢！箫声可以使她回到往昔月夜泛舟的情景中去，无怪其声哀以思了。
有一次在偶然的闲谈中，又提到了她的箫，她曾这么说过：
“没有孩子的夫妻和有孩子的夫妻，毕竟不同啊！看你们小两口子虽然有时拌嘴，但是半天都忍不了，你们就忘了，因为有孩子一打岔就过去了。我们可就不同喽！婚后的现实环境，到底不是婚前所想到的，我从小长大，什么苦头都没受过，所以有一点点不遂意，就使我几天不愉快，不和朴生说话。长日无聊，我只有吹箫来解心头之闷。常常在这种情形下，朴生便也不知什么时候，拿起笛来，和着我一起吹奏了。这样，一根笛一根箫，便像你家的老大和老二，把我们的不愉快，无形中合开了。”
我听说过，朱先生在婚后和婆母不和，这也是常引起他们夫妻不愉快的因素，端木先生在母亲的独子与爱妻的丈夫的夹层中，常常左右为难。据说在端木先生死后，婆媳反倒相安无事了。
一个冬天在蜷缩中过去了，今年春暖得早，阴历的正月过不久，家里的火炉就拆了。屋门敞开着，孩子们就骑在屋门坎上，享受着春日的阳光。但是南屋的炉火挨到阴历二月才拆除，因为朱先生在闹病，她有畏寒的毛病。上班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年轻的男女同事们听说她病了，倒是常常来看她。有时她们带了菜来做，哄着她说笑，像女儿对妈妈似的。
开春以来，她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她：
“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
“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
“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确是实在的话。有一次我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却想到端木先生了。
入夏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五月间凡去上海看全国运动会的热闹，到八九月，我们就筹划着到台湾的事了。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出过远门，一下子就让我来个大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捆呢！
“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
这时宋妈来告诉我，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趟。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
她倚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扭。”
她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她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朴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许不是这样子了。”她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朴生的事，只有一件没说过。”她停了一下，好像要拣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在‘七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你知道就是为了朴生的母亲，和朴生闹得很不愉快。‘七七事变’一起，朴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没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仍及时准备，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过去了，朴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南下，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没有！”
她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赎不完。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与忏悔，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
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她白天为我说出她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她了，而她又正在病中。
来到台湾以后，立刻就给接住北屋的弟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妇的信却没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讯不通了。
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算一算，真不信，当年在太液池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望七之年了。
195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