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灾荒或战乱来临，当生存的环境变得严酷，这一片弱政府甚至无政府的江湖上也会冒出集团和权威，会出现非官方的统治体制。在这样的时候，“江湖”一词的第二种人文含义，即“黑社会”，便由他们来担当和出演。宁走“黑道”而不走“红道”，也会成为老百姓那里相当普遍的经验。1972年我奉命参与乡村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书工作，得知我周围众多敦厚朴质的农民，包括很多当时应作为革命依靠力量的贫下中农，大多数竟是以前的“汉流”分子。我后来还知道，这个黑社会组织曾以汉口为重要据点，先是沿水路延伸，在船工、渔民中发展同党，最后像传染病一样扩展到荆楚各地的广大乡村，在很多地方有五成到七成的成年男子卷入其中，留下日后由政府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其实，这个组织在有些地方难免被恶棍利用，但多数人当年入帮只是为了自保图存，顺势赶潮而已，极少数算得上忙时务农闲时“放票”的业余性帮匪，也多以“杀富济贫”为限，较少反革命的政治罪过。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坚持“汉流不通天”的宗旨，决不与官府合作。他们也有“十条”、“十款”的严明纪律，以致头目排行中从来都缺“老四”与“老七”——只因为那两个头目贪赃作恶违反帮规而伏法，并留下“无四无七”的人事传统以警后人。他们奉行“坐三行五睡八两”的分配制度，更是让我暗暗感叹：病者（睡八）比劳者（行五）多得，而劳者（行五）比逸者（坐三）多得，可以想见，这种简洁而原始的共产主义，在社会结构还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于众多下层的弱者和贫者来说，会闪烁着何等强烈诱人的理想之光。
当时同在南方渐成气候的红军，其内部的战时分配制度，难道与它有多少不同吗？
本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江湖南国正是多事之地。一个千年的中央王朝，终于在它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裂痕以及呼啦啦的全盘崩溃。英豪辈出，新论纷纭，随后便是揭竿四方，这其中有最终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湘鄂赣红军及其众多将领，也有最终归于衰弱和瓦解了的“汉流”及其他黑社会群体，在历史上消逝无痕，使江湖重返宁静。同为江湖之子，人生毕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终局。在我落户务农的那个地方，何美华老人就是一个洗手自新了的“汉流”。他蹲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想象不出他18岁那年，就是一个在帮会里可以代行龙门大爷职权的“铁印老幺”——他操舟扬帆，走汉口，闯上海，一条金嗓子，民歌唱得江湖上名声大震，一刀劈下红旗五哥调戏弟媳的那只右手，此类执法如山的故事也是江湖上的美谈。他现在已经老了，挂着自己不觉的鼻涕，扳弄着自己又粗又短的指头，蹲在箩筐边默默地等待。
保管员发现了他，说你的谷早就没有了。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起身，用扁担撬着那只箩筐走下坡去。他好几次都是这样：一到队里分粮的日子，早早就来到这里蹲着，看别人一个个领粮的喜悦，然后接受自己无权取粮的通知，然后默默地回去。
他太能吃了，吃的米饭也太硬了，太费粮了，以致半年就吃完了一年的口粮，但他似乎糊涂得还不大明白这个事实，没法打掉自己一次次撬着箩筐跟着别人向谷仓走来的冲动。
后来他去了磊石，那个湘江与汨罗江的汇合之地。据说在围湖修堤的工地看守草料和竹材，因为大雪纷飞的春节期间没人愿意当这种差，他可以赚一份额外的赏粮。但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不幸就死在那里。当地人对他的死有点含含糊糊，有人说，他是被湘江对岸一些盗竹木的贼人报复性地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这一年特有的严寒。但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会蹲在我的面前拨弄自己粗短的指头。
汨罗江汇入湘江的磊石河口，我也到过那里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望无际的河洲，那河湾里逆行回环的波涛交织着一束束霞光，那深秋里远方的芦花是一片滔滔而来的洁白。那一片屈原曾经眺望过的天地，渺无人迹。
金牛山下一把香，
五堂兄弟美名扬，
天下英雄齐结义，
三山五岳定家邦……
江上没有这样的歌声，没有铁印老幺何美华独立船头的身影，只有河岸上的芦苇地里白絮飞扬。
月下桨声
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交给了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着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地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啷啷啷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地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鱼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哈尔滨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提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莫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着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付不起医药费，一年前已经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吗？”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吗？”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吗？”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齐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零钱找补。就这样你二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供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
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卡，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摇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