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李鸿章的这些日记将说明事实的真相，或者为那个着名的总督辩护。他在生前随时准备着为国家和人民力争福祉。已向公众发布的翻译稿件中的内容，无疑会吸引读者的注意。
人们可能觉得这位总督肯定不是一个认真记日记的人。实际上，事实恰好相反。北上到天津时，他把许多手稿都留在了汉口。后来他在天津二十四年里的文稿都完好地存放在他的私人豪华宅院里。直到大概两年前，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侄子，从中国的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十多个城市，收集了他的作品，存放到了这位老总督位于广州宫殿似的住宅内。大概两年前，经过清政府的准许，同时经过李鸿章遗产继承人和托管人的同意，我们对李鸿章大部分的文件和笔记进行了检查，并在李鸿章的秘书R·艾米特·罗伯茨少校以及在北京的王博士和广州的徐载老先生的协助下细致地进行了翻译。
他们将这位总督留下的文稿中十七万多字翻译了出来，并做出了比较分析。这一大批日记是这位大学士浩瀚着作中第一次被译成英文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因此有机会第一次呈现到了英国和美国公众的面前。
需要指出的是，译作将不同的话题分门别类地放到了不同的标题下。
在李鸿章的家人和朋友的亲切帮助，以及清政府许可下，我们得到了处理这些从中国各个不同城市收集来的原稿的权利。处理中的一条线索就是同一时期李鸿章的日记汇总。由于李鸿章可能会到大清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上任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位。他可能会重新回到以前的话题，写上个三五页，或是几十页。再到后来，再次回到之前的话题，他可能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由于李鸿章的作品数量巨大，共计约一百六十万英文文字，要把它们全部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就是从他的日记和别的手稿中挑选素材，归类到适当的主题下，同时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然后，这就引入了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译者在将李总督精心处理的文字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在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问题上他们完全理不清头绪。因为从李鸿章的早年开始，到他在天津担任总督期间，他都是用自己的一套方式标注文稿——用奇怪的循环和统治者年号纪年法。甚至是对那些参与到翻译工作中的学者来说，这都根本无法理解。他们一致认可要想弄清楚每个条目产生的确切时间，需要耗费一个中国历史专家一年的时间，于是他们都赞成省掉其中的一部分。
自1870年后，虽然李鸿章通常用的是更现代的计时方法，但也有时候也会在给一些手稿和作品注明日期时走极端。例如，用“光绪十年，阴历五月十二，未时”来标记纸上一些琐事发生的时间。完全忽略了世界范围内都感兴趣的评论或与史料相联系的时间和地点。在本书后半部分的一些内容中，有相应的日期标注，这是为了将这些事件与李鸿章对应的生活时期联系起来，而不是为了增加或减损他的作品的政治或文学价值。
可以说，这本书并不是想冒昧地把李鸿章的所有作品都呈现在各种小标题下。而是要根据编者的目的做出选择，以挑选出那些他认为是最广泛最持久地受欢迎的内容。
W.F.曼尼克思
1912年12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