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的建议客观而坦诚，但是这些建议很难在当时的中国得到施行。
再让我们回到中俄外交斗争问题上来。
崇厚的撤职处分后被撤销，但是他仍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释放。曾纪泽是赫赫有名的曾国藩的儿子，后来出任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中国政府派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其中商定“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归还中国，同时作为补偿，崇厚协定的500万卢比增加到了现在的900万卢布”。
尽管李鸿章也谴责崇厚的卖国行为，但他仍尽力保住了他的官位。
1882年到1885年期间朝鲜发生兵变，英国政府对此作出了两个失策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对李鸿章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1882年，朝鲜国王到了亲政的年纪，而他的父亲摄政王妄图废黜国王。双方权利倾轧过程中，日本公使馆遭到毁坏，很多日本人被杀死。鉴于台湾问题的经验教训，李鸿章认为最好提前与日本确立关系，随后派遣了一位公使率领一队骑兵，把妄图篡权的国王父亲作为政治犯押到北京。
1884年，两名中国公使被暗杀身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朝鲜想在日本的帮助下挣脱中国的统治。以下是日本统计的伤亡情况：7名官员被这些激进分子杀害，7名激进分子被朝鲜军队处死，38名朝鲜士兵死于日本军队之手，95名暴乱分子被处死，67名激进分子被关押，11名人士被残忍地砍头。金玉均逃亡日本，他被全世界认为是这次政变的罪魁祸首，是他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关于金玉均的这些评价总是深深的触动我，我认为这些描述极不公正。
金玉均最终死于政治谋杀。他曾担任国王的机密顾问，金玉均的存在总是让朝鲜国王深感不安。最终在一个周密的阴谋计划下，金玉均被朝鲜人引诱前往上海，在这里他被一个朝鲜爱国者杀害。朝鲜国王听到金玉均死的消息后，表现地“欣喜若狂”，举行宴会庆祝，并邀请了所有的外国公使。
日本政府对此并十分不乐意，井上馨被派往朝鲜查明朝鲜对中国和日本态度；同时在伊藤博文的带领下，日本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讨，但并没有商讨出结果，因此日本同意与李鸿章在天津处理这件事情。经过数周协商后，伊藤博文最终成功与中国签订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拥有对等的地位，但是中国在形式上一直保持宗主国的位置，直到九年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重新订立条约。
尽管李鸿章十分精明，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1885年为他的国家战胜伊藤博文。
另一件事情是英国占领了巨文岛。格兰维尔勋爵说：“这么做很有必要，以防巨文岛被另一个国家占领。”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极力反对，俄国公使认为为公平起见，他应该占领其他港口。在占领巨文岛18个月后，英国得出结论：这个岛不值得占领。朝鲜建议如俄国所愿，把巨文岛和拉扎尔港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但并没有得到同意。
整件事现在看起来这只是英国在远东失策的事情之一。还有一件事是英国准备派马科蕾考察团和其他300人前去西藏。在派特使钱德拉·达斯前去北京取得通行证、西藏大喇嘛同时也派代表到达后，却收到了政府停止前进的命令。
从所有这些纷乱的问题中很难明白英国的最终目的，不过从其中可看出李鸿章和他的同僚在努力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北京的政治集团也充满问题，其中恭亲王和他的支持者以及训政的慈禧太后和她的拥护者之间矛盾重重。
1881年慈安皇太后突然辞世，对一直支持她的恭亲王是个沉重的打击。25年来恭亲王都一直稳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位置，现在慈禧太后撤了他的官位，并想提拔她的妹夫醇亲王，醇亲王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
外交事务现在由李鸿章和庆亲王负责，庆亲王取代恭亲王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那位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通过一句“来自庆亲王的其他人士”而闻名世界的庆亲王。
在为母亲丁忧前，李鸿章前往旅顺港视察，他对港口的防卫工作和船舶设施都非常满意；在返回天津的路上，他考察了各种军械库和沿路要塞。1884年9月，李鸿章正式恢复总督、对外贸易负责人和大学士的工作，尽管这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在上书中曾表示说自己应该退休了。这一时期，李鸿章与一些欧洲人进行了一次会面。在会谈期间，由于房间的门没关，李鸿章三岁的孙子跑了进来爬上了他的膝盖，当时其中的一位外国绅士微笑着说：“那里坐着中国未来的外交部长。”李鸿章以一种黑色幽默地语气说道：“我的孙子，你长大后不要和这些外交事务打交道，你就不会像你的爷爷现在这样受罪了。”
李鸿章在返程的路上收到一封电报使他顿时情绪低落，电报上显示了黑旗军在越南保胜城的战况，同时法国公使要求李鸿章共同参与解决此事。战况看起来非常不好，黑旗刚占领一座城市就会马上又被法军攻破。
由于黑旗军不是政府编制内的军队，所以法国称他们是强盗。越南政府请求黑旗军帮助他们抵抗法国，中国政府也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
由于法国军队相继攻打中国的附属国交趾支那、安南与河内，他们破坏与安南国王订立的条约，在巴黎的中国公使曾纪泽和在中国的李鸿章都通过各种方式试图与法国谈判但毫无成果。
这位中国公使态度强硬，称对北宁或是兴化的攻击便意味着开战。但是直到1884年春天，法军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后，并无下文发生。法国舰队司令米乐写到：对河内的占领是在考虑法国的原则后作出的决定，法国宣称他们不会实施侵略。欧洲人会抱怨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出尔反尔，但有时看起来他们其实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现在曾经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由法国军舰护送前往广州任广州海关税务司，原因是他建议法国军舰舰长福禄诺应该与李鸿章谈判，也是他发现富饶的广州毫无防备可言。尽管广州的官员也充分意识到广州薄弱的城防，但不敢向清政府上报。
随后德璀琳返回天津与李鸿章商谈越南事宜，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德璀琳是他的其中一位下属，德璀琳在中法谈判中充当斡旋、协调角色。尽管他们希望中国人接受海关这一国家机关的存在，它本身是中国的国家机关，与外国的政治没有丝毫的关系，现在却插手到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上。
法国舰长福禄诺被从烟台召唤到天津，等待德璀琳的到来。在天津他收到了法国发来的电报，电报中任命他为法国的全权代表，尽管此时在北京已经有一位法国公使。福禄诺和李鸿章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并在5月11日签订了条约，之后为了庆祝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李鸿章为这位勇敢的海军官员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这不过是慈禧太后赏赐后的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时慈禧太后赏赐了李鸿章数盎司烟草、一条腰饰和一些刺绣品。但在条约签订前，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举行私人会谈，据说慈禧太后当时说：“军机处现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皇位，一些高官也在推波助澜，但是你李鸿章”，她威严地说道，“我希望你只把注意力放在此刻你眼前的事情上，对未来的事情你不要过度关心”。
这一时期很多人指责李鸿章，批评他胆怯、粗心大意和管理不善。据说李鸿章对《中法协定》也很不安，在看到《中法李福协定》译成的中文版本后，翰林院群情激愤，超过45名新秀和其他同僚联名弹劾李鸿章。不难想象到李鸿章在签订《李福协定》时的心情是何等的低落。
当时的中国报纸是这样描述李鸿章的：他把自己锁在房中，目光紧紧盯着窗外的月亮，不时地发出沉重的叹息。尽管这些描述与李鸿章一贯的高大形象不符，也与其他的一些记述不同。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每天不停地有各种政务文件送达给李鸿章，它们堆积成山，足有一英尺多高。李鸿章的下属们快速地阅读这些文件，李鸿章几乎是边听边答。还没到正午时，抄写员和文书助理就显得极度疲劳。另外，李鸿章还得亲自外国公使商讨国际事务，所以从早到晚他几乎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根据密吉先生所言，当时李鸿章正试图把中国军队撤军的日期无限期的拖延，他的翻译把他的话概括为“提前完成撤军”告诉福禄诺。据舰长福禄诺所说，中国军队撤军和法国军队驻军的具体日期已经商定，后来还用笔画定了日期。李鸿章的两个秘书极力否认他们在福禄诺协定上动手脚，他们看到福禄诺舰长自己用手抹掉了一些字迹。
如果当时法国指挥官已经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兵力，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这么重要了；但是事实却不是那样的，当他要求中国指挥官撤离他的军队时，中国指挥官却说他没有收到撤离的指令。但是法军坚持推进，最后被中国军队击退，损失惨重。
依密吉先生的说法看起来是李鸿章故意把撤军日期搞模糊，因为他担心要求政府撤军他会因办事不利而遭到责罚，同时他相信法国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来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这一次被拒绝的法国人终止了曾经的协定，中法战争据说在1884年8月爆发，到次年的4月结束。法国摧毁了中国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制造的军舰，马尾造船厂的毁灭最让李鸿章心痛，船政局是由那些“天才的法国人”组织建设的。法军在攻打台湾的战斗中战败，法国政府出于非军事目的没有派他们的海军舰队前去袭击旅顺港，他们试图拯救“我们的朋友李鸿章”
的威望。
最后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成中法和议，与法国达成了新的协议。
当法国被清军打败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法国费里政府已经准备与清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在此次战争中法国孤拔将军受了重伤。费里认为中国政府在打胜仗后不会遵守之前签订的协议，尽管这个协议可能拯救他的政府免遭倒台的厄运，但他丝毫不敢提起，以致费里在骂声中辞职。他的继任者认同李鸿章和福禄诺之间的协商。
在和谈期间，中法战争持续将近一年。中国投入军费大约一亿两白银，法国的投入也大致相同。慈禧太后对中国军队所取得的胜利并没有特别高兴，她迫切地希望尽快和法国和谈。密吉先生如此说到，这就彻底瓦解了李鸿章在制定《李福协定》前的美好幻想。与此同时，这一协定遭致朝廷中主战派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声称以后无论时候他们都不会出兵，这也是对李鸿章的强烈控告。
李鸿章对法国做出退让，答应了与一些法国经济组织继续通商并延长了通商时间，从中看出这项工作需要一个比他性格更坚定且政治生涯毫无瑕疵的人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