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道台一职，是值得付大量的钱购买的。这就意味着可以在三年内抢劫百万的人。官员关注的不是运河、马路、军事防御或者本地的任何基础建设，虽然这些会给他治下的人民造福。那些用钱买官的人的本能就像这些蝗虫一样，没有任何悔恨地吞噬了今年的粮食产物，而且还吞噬了种子。在他的三年任期内若发生洪水。他就会借此向当地的富商敲诈银子。
如果一个道台具备了这样的便利，我们就可以到估计一下李鸿章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他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方贸易港口专员两职。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鸿章是一只龟，即水的象征。无论他何时到直隶，洪水就会来袭北方，一旦他离开，洪水也就退去。从一开始，他就发现他自己备受黄河灾情“青睐”，黄河俗称“中国的忧患”，但是也在过去几年成为几代中国官员财富的稳定来源。但是下面这些内容反映的却是李鸿章治理其他河流时的一些事迹。
1872年2月，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疏，指出永定河的维修款不足。奏疏的大致内容如下：
永定河去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决口。管理河流的官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成功地堵上了缺口，他们的努力应当得到朝廷认可。
在同一年的9月5日，李鸿章又向朝廷报告说到：
永定河已经决堤。由于8月1日开始的暴雨连续7天一直在不间断地倾注而下，长城附近的平原地区已经被淹没在了水下，这些暴雨形成的洪流除了永定河没有别的出口。因此在8月4日早上9点，石景山地区的官员不得不报告永定河的水位猛涨了9英尺；并且在同一天的下午5点，又涨了3英尺6英寸。第二天涨了23英尺5英寸，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为了消除险情，所有想到的计划都被官员尝试了一遍，但是汹涌的洪水还是使他们的努力泡了汤。泄洪区的水闸最后被打开，之后的洪水水位大约下降了2英尺5英寸；但是水的体积是如此巨大，这么小的消退无济于事。河堤最终还是在几个地方决了口。
去年决堤之后，当地官员建立了水闸，清理了河床，希望借此来避免未来的灾害。当地直接负责防汛工作的官员又命令说防汛的材料必须时刻放在手边，以防止紧急情况的发生。然而，河堤在去年被完全渗透了，以至于它们到现在都是潮湿而松散的。河流的涨势难以置信，大约20英尺，雨水倾注而下，狂风大作。人类的力量和如此的灾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尽管李鸿章做了努力，从保定府来的人在1873年9月这样报告：
直隶省地区所有河流在决堤后长时间内都没有河堤。当时直隶省的洪泛区给人的总体印象就好像是在海上航行一样，很长的距离都看不到一块陆地。所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河流突然的汇集使得大量的棺材随之移动，它们之前都安静地躺在祖坟里，但是现在随波逐流，被风和浪所驱使。就像方舟一样，它们“不从港口出发或停靠在港口，它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快速到达陆地上。”
有报道说在洪灾发生后李鸿章立刻发动他曾任职过的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经济发达省份捐献赈灾衣服，给在直隶水灾中受灾的人们提供一份慷慨的礼物，这时李鸿章的老朋友和江浙的现任总督胡光瑛捐出了一万件大衣。但李鸿章又提出希望这位老朋友再增加五千件大衣，以及一定数量的农具，这些物质总共价值一万两白银。此外，李鸿章去年八月在天津城墙边建造了一个避难所，给难民提供住宿和饮食，三个月里每天的食物开销就超过了五千两。他现在每天给超过2500人提供一天两顿的伙食。西城门外面的医院和难民食堂也同样需要经费。这些数目加在一起，大约需要两万两白银。
随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疏中请求授予广东官员荣誉，因为他们为北方去年的洪灾中受难的人们慷慨地提供了救助。除了提供用于减轻受灾程度的公共资金，一些衣物、粮食和钱也从江苏、浙江和其他省份被调拨过来。
广东是一个富饶的商业大省，一切都是总督的意图，发动了一个广泛的捐献，就是为了尽一切可能救助北方受灾的人群，但是不幸的是，广东自己也经历着洪水，并导致最后粮食颗粒无收，所以不能指望从农民或者商人阶层寻求帮助。
然而，李鸿章想为直隶挨饿的百姓做点什么，于是他在满清官吏中开设捐赠清单，最后捐赠总额共42000两。李鸿章居于清单之首，共捐赠6千两；海关与盐铁使每人各捐赠1万两；省级司库捐赠2千两。在这件事上，李鸿章的做法是应该受到嘉奖的。但是对于像海关与盐铁使这些许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来说，李鸿章就不能请求皇上给予他们什么荣誉；对盐铁使来说，李鸿章可请求皇上嘉奖他“太傅”官职。尽管司库以下所有官员均称不会接受任何嘉奖，李鸿章提议，在捐赠清单上写上所有的捐赠官员后再呈给皇上，他们可以将自己所受嘉奖转给其府邸其他人员。
对于鬼神的敬重是李鸿章等清朝官员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1872年二月，李鸿章上奏强调祭河神对治水的重要性，并请求皇上赏赐牌匾以表纪念。由此，一条新的法令产生了。在去年的夏天和秋天，出现了如此大的暴雨，环绕天津的运河水位涨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高度，但是“通过河神仁慈的干涉，天气变得晴朗，洪水消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激的神迹，翰林院应当准备一块合适的碑，并将它送给李鸿章，将它虔诚地放置在天津的大王庙，以表示天恩浩荡”。
其实李鸿章虔诚的行为并不例外，我们必须提到在同一年，关于左宗棠的奏章中，也请求皇帝给雷神立一个碑表示尊敬。
这一年（指1872年，译者注）的农历六月，朝廷派兵镇压徐州（甘肃省西北部的一个县）的回民叛乱，借助风神的神力相助，清政府顺利镇压了反叛军。蒙受恩泽，翰林院特制牌匾交予左宗棠安置在甘肃省会的雷神庙内，以供奉雷神。同年八月，山东总督丁宝桢也上书朝廷，请求为黄帝在其庙宇立王室牌匾，以表示天恩浩荡。
嘉祥巡抚担心由于去年春季两个月无雨干旱，唯恐殃及庄稼，因而召集地方所有官员和大地主前去黄帝庙诵佛祈雨。祈雨三天之后，充沛的雨水终于降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都认为是关帝显灵了。当地的地方官无比感激，用他自己的工资将关帝庙修缮一新，之前几乎都被荒废了。
同样，同年八月，在运城地区，黄河决堤，该县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毗邻的平原地区也被卷入这场灾难，洪水泛滥，尽管人们奋力抢救，但状况仍颇使人担忧。更加糟糕的是，16日开始下雨，并且狂风大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造成的结果是水位持续上涨，并且风吹起巨浪，冲击着保护着城市的大坝，有些地方的墙已经被冲倒了。城市挤满了难民，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一副混乱和恐怖的景象。
地方官在人们的陪同下，前往关帝庙去祈求他显灵，随后风和雨都立即减弱了，水位也逐渐下降。多亏了关帝，整个城市幸免于难，并且这个奇迹太过于令人震惊，即使是女人和孩子也崇敬他。现在整个庙宇被完全翻修了一遍，为了感谢天恩浩荡，当地官员也上奏疏请求在庙里立一块碑。
说完了清朝许多官员敬神的故事后让我们把话题转向李鸿章即将遇到的一些麻烦。由于过于快的升迁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李鸿章开始受到朝廷一些官员的检举和弹劾。因为在李鸿章推荐的所有官员受赏之后，永定河决堤。“这些主管工作的官员很明显应受到责备。”部分官员因此被剥夺了勋章，但是仍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部门保留了职位。由于领导下属不力，李鸿章被移交到了刑部。
以下有关于李鸿章的野史记载很有意思的，详情如下：
1872年8月30日，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上书朝廷，怒斥李鸿章媚上取宠，贪污枉法。他请求处置李鸿章，以免助长不正之风。那些阿谀奉承者的谄媚之言行需要及时的预防和制止。
从汉代到唐代，官员争先恐后地将国家的繁荣与吉祥的征兆联系起来。起先只有一两个大臣沉迷于谄媚惑众之言，但随后他们愈发过分，即使是杂草丛生也能被他们说成是丰年祥兆，并且争先恐后地上奏禀报。没什么能比此举更能使朝政浑浑噩噩，使民众愚昧被欺的了。鉴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的《京报》上报道了清苑县和广平府的麦秀两歧异象，记录官也跟随其言论做出了上述言论。
作物的样本也被带去给皇帝检查，并且被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极好的态度对待。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稍微查一下历史就能证明。
在宋太祖四年（公元954年），在直隶开州以及濮阳县出现了一支上有二到穗的小麦。在明神宗统治时期，同样在沈州在直隶出现了四十亩的双歧麦。随后，在崇祯年间，蔡州出现了一根茎上有二到八只穗的作物。这种现象的起因也许是由于土壤的肥沃，或者是不适当的营养分布，被这些特定的茎干吸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已经足够解释这个现象。所以，这种普遍的现象怎么能被认为是一种祥瑞呢？
李鸿章怎么能将这么一个常见的麦秀两歧现象作为祥瑞之兆呢？去年直隶经历了数十年没有见的大洪水。直隶省的东南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什么都没有剩下，只能向别的省寻求援助，从皇帝的粮仓中拿出玉米，陛下也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和焦虑。即使是到现在，很多地方仍然被淹。假设今年春天和秋天的粮食都很充足，他们也不能弥补去年的损失。但事实却是今年该省一半地区的收成并不理想。
此外，谣传已被修整过的永定河堤仍抵抗不住洪水的冲击。由于沟渠水势凶猛泛滥，保定、天津和顺天府以南地区被淹。
同时，旱地的农作物遭遇了蝗虫之灾。如此一来，我们还如何期待如祥兆所称的麦穗双歧呢？正因为朝政大臣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才会形成令人生恶的阿谀谄笑之风。一旦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便只会趋炎附势。
同样，那些地主、旧贵族一逮住机会就竭尽全力地献媚。
这类败坏之风正在盛行。一些毗邻省份还未从灾难中平复，难民仍身陷痛苦之中。李鸿章对皇帝提问的回答十分无力，就说出了这个“祥瑞之兆”，实际上这是为了表扬他自己的管辖。这样的举动，一旦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效仿，并且将引发无尽的灾难。
河水的这种无规律的行为，以及请上奏的讽刺，并没有严重损害到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这一时期，这些事情也没有占据他所有的精力。
这一时期，李鸿章正致力于皇家史书的修订和更新。这本书最后一次出版距今已有140多年。他说现在是时候加快脚步草拟出那段历史的框架，否则以后将可能没有可靠的史证加以借鉴。
李鸿章打算将此工作委任于大学士和绅豪来草拟历史文案。资料来源于官方文献和个人家庭记载以及老一辈的记忆。整理过程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提供的资料全部被采用。省财政部承担此次史书修订准备工作的所有经费。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转向一个重要情节——年轻皇帝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