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亏是福关键在于心，在于不计较小小得失。生活中，懂得吃亏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对于生活中由于争端而吃点亏，最好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但你能在这个时候尽量忍让，不惹事端，多考虑对方的感受，多感谢他们平时对自己的帮助和支持，这才有助于以后工作的发展。
据报载，盛大网络前总裁唐骏在卡拉OK盛行的时候，研发了一个专门用于卡拉OK设备上的打分机，演唱者唱完一首歌后，打分机会自动打出分数，这一设备增加了卖点。三星公司以8万元的价格买断唐骏该项专利后，其卡拉OK设备在整个市场所占的份额一下子从百分之十几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多。三星的竞争对手——日本先锋公司向三星购买专利使用权，花了150万元。三星依靠该项专利成为大赢家，很多朋友都觉得唐骏特别亏。
然而，这位IT行业的风云人物，在谈到早年的吃亏经历时，没有一丝遗憾，相反，对当年的吃亏心怀感激。唐骏说，应该感谢三星公司，如果没有三星来买这项专利，就没有我创业之初的8万元启动资金，也许后来的事业不会有现在这么顺利。唐骏认为，这件事教会了他如何将专利变成商品，使他从一个学者型的人变成一个事业型的人。
可见，这位成功人士的吃亏经历，竟然被当事人理解为福分。可以看出“吃亏是福”不是阿Q式的精神自慰，而是一种糊涂处世的智慧，吃亏是福。我们要学会正确地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吃亏，从而让我们能在人生路上走得踏踏实实，快快乐乐。
工作中，有些事情不是分得很清谁多做谁少做。如果大家都想占便宜，那肯定有许多事情就没有人去做，这样的结果使你们这个集体的名誉受到影响，正所谓占小便宜吃大亏。如果大家都不怕吃亏，有什么事情都抢着做，也许这次你吃亏了，也许下次他吃亏了，但是，工作都完成了，集体荣誉有了，大家感情融洽了，工作氛围好了，相比下来，虽然吃点小亏，还是收获了“福”。
朋友相处也是这样，如果都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也许你会得逞一两次，可是，时间久了，谁还会相信你这个朋友？朋友讲究的就是为对方考虑，虽然“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但凡事多想着点朋友。朋友交往不是一两次，也不是一两天，所以不能计较是不是吃亏，时间长了，彼此都很了解了，因为偶尔的吃亏，得到一辈子的好友，这难道不是福吗？
对待家人也是如此，亲人都要心甘情愿地吃亏。作子女的不能理所当然地占这个那个便宜，要体会双亲的一份真情，同时，也要能为家人吃亏。大家都能让上三分，还会有什么家庭矛盾，这难道不也是福吗？
刚柔并济，灵活处世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使人受益终生的话：“方圆的世界，方圆的人。”为人处世，无非三种情况：方、圆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方或圆都只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却绝不是为人处世的好方法。方有刚有棱，易伤害他人和自己；圆则有柔有韧，尚不可全盘否定。因此，在人事纷繁的社会里，方圆结合，刚柔相济，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渐泄沓萎靡，人才亦日渐寥落。这与皇帝的喜好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清朱克敬撰的《瞑庵杂识》中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振镛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当时，政治场合中广泛流传着一首词叫《一剪梅》，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官场积习：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也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还有，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立身之本，胸中充满了正直刚强之气，对作为友军的绿营兵和当地其他民团武装的无能嗤之以鼻。就因为这一点，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当地的官绅和其他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于是，在缺乏军需供给和友军支援的情况下，湘军作战时总是孤军深入，被石达开打败过三次。
父丧、军事失利、官场的严重倾轧对他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时间内，他意志消沉，精神上非常痛苦。在对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体近乎绝望的情形下，曾国藩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开始了由申韩之法向老庄之道的转变，在思想上开始由弱求胜。他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
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他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部属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现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又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
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当初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国藩的高明，而他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会令鲍超由胜保率领，而胜保又极端仇视湘军，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要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
但鲍超不明其理，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态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的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柔”。
其实，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复出后，主动修好与同僚、友军的关系，一改往日作风，以弱胜合作的态度主动裁减湘军，大力扶持左宗棠、李鸿章，壮大对敌作战的友军队伍，从孤军推进到中兴三臣团结合作，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的例子是弱胜、合作的一个绝佳注脚。从此之后他更加意识到，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这是需要技巧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被曾国藩视为处世秘诀的“柔”字。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曾国藩的刚柔之道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刚柔之术，兼而有之。他深知官场风云波谲云诡，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卷入漩涡，因此他坚持阴阳互济，缺一不可；他平衡各种官场关系，不强出头，不争功名，低调行事，即使权倾朝野，他也做到善始善终，堪为这方面的楷模。
做人应该刚柔相济。太刚则折，而且过于死板；太柔则靡，而变得毫无原则。只有不拘一格，灵活应变，才会在为人、处世、治国方面得心应手。人生是经历紧张、松弛、再紧张、再松弛，不断辗转循环，人就不断进步，这种情况和太极拳一样，通过一张一弛，表现阴阳、刚柔，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太极人生”。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十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也可以说刚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因此，灵活应变，相机而动不失为一种大智慧。
能方能圆，会适应、善变通
老子在《道德经》中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现代社会到处都充满着竞争，也存在着欺骗。人们往往感到迷惑不解，弱小者躲避，愚鲁者轻生。其实，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上站住脚，然而往往又对现实甚为不满，心态不佳。可是，这种生存方式如果不好好处理就会被现实社会所淘汰。
又有另一种人，心怀大志，为了高洁之理想，九死不悔地去追求，成事者固然极多，但败阵者为数不少。我赞叹这些人的执著，可是，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勇者的失败必然有其原因。
无智乎？非也，无勇乎？非也，无仁乎？无义乎？无礼乎？无信乎？均非也。英雄的气概，君子的风度，这些尽管他都具备，但最终却落得两手空空，满目凄凄。缘由在于少了一点关键性的技能，这些技能人人都能学得会，人人都能做得到。但要把这点技能学得精、做得妙，那就需要下功夫研磨一番了。
这点技能是什么？答曰：方圆处世。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胡雪岩的圆世态度，既在通，又在活，还在融，归结在一起，无非是要达到圆满无憾。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际，融是状态，满是结局。人生如此，又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呢？
却说嵇鹤龄联络当地乡绅地主很快将聚众抗粮的头目捉拿归案，并押送杭州受审。一场蓄势待发的民乱，就这样被制止住了。
王有龄见嵇鹤龄为他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决定为他向上面请功。此事巡抚大人黄宗汉也爽快答应，并还要为王有龄记功。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王有龄调任署理湖州府的信札下来，而真正的有功之士嵇鹤龄却一直没有收到委任状。胡雪岩知道其中必然有蹊跷，一打听，果然是这样。黄宗汉已经有所暗示，但嵇鹤龄一介书生出身，生性孤离耿介，他知道官场虽然明镜高悬，实际上是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他是宁愿拿钱去塞狗洞，也不会拿钱去贿赂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官僚，所以他内心十分愤懑，对请功一事再也没有兴趣，不闻不问了。
而王有龄见为自己立功的嵇鹤龄的委任状至今没有下来，心里十分着急，于是，决定登门去拜访一下黄大人。王有龄不好开诚布公地向黄宗汉咨询嵇鹤龄委任的事，只是旁敲侧击地说自己的这次升迁，还多谢黄大人的栽培，而自己只是幕后操纵者，如此嘉赏，实在是受之有愧。他想以此来提醒黄大人，真正立功的人还没有得到该有的奖赏。
然而，黄宗汉似乎故意不明其意，他只是问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张后的经营状况如何，并附带说自己准备到阜康钱庄去给老家兑汇二万两银子，以略表对家人的孝心。而对于嵇鹤龄委任一事，他却一字未提。王有龄没有理解黄宗汉的暗示，继续在“旁敲侧击”。黄宗汉十分不悦，推说自己身体有恙，不能久陪。王有龄只好起身告辞。
胡雪岩从王有龄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微微一笑，满怀信心地告诉王有龄，不出三日，嵇鹤龄的委任状就会下来。回到阜康钱庄，胡雪岩立即让伙计准备二万两银票，然后以嵇鹤龄的名义寄往黄宗汉的老家，事办成之后，把汇票的底根给黄宗汉送去。
果然不出三天，嵇鹤龄的委任状就下来了，他填补王有龄调任留下的浙江海运局“坐办”的空缺。王有龄佩服胡雪岩料事如神，嵇鹤龄读书人清高的面子观，也算了却王有龄知恩要报的一桩心愿。
胡雪岩这种走后门、行贿赂的做法，肯定是不够光明正大，为人所不耻，但要使事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不得不委曲求全。这种想法与做法尽管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最终结果却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令人满意的。而不像嵇、王二人那样于事无补。特别是在胡雪岩那个时代，身为商人，要与官府打交道，权钱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圆融的处世，是胡雪岩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古人说：“智欲圆而行欲方。”意思是说，人的智慧要圆融无碍。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精致的、不变的一面，还要看到事物运动的、发展的一面；不仅要看到各个不同事物的个性和局部状况，还要看到事物的整体和共性；不仅要看到事物的具体现象和应用，还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不仅能够坚守原则，而且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具体分析此时、此地、此人的具体情况，以求得最佳的解决方式。
胡雪岩的行为处世，善于体察人心的喜怒哀乐，顺应人们的爱憎恶欲，取得皆大欢喜的办事效果，充分展露了一个人对自身、对外界的把握和应对，这一充分体现，表现出的是一种圆而神的处世方式。
那么，到底什么是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