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雨桐接到艺校通知，在七月初要在首都举办一次画展，她的画也在其中，前些日子，一个韩国游客看中了那幅《阿拉斯加少女》，他要出大价钱当场买下那幅画，詹雨桐没有同意卖。
在火车站的售票厅，一只细嫩的手从窗户里面伸出来，把车票递给詹雨桐，詹雨桐从怀里掏出钱包，把车票放在钱包里，出门时把大衣领子竖起来。
詹雨桐的袜子破了个洞，詹雨桐在军需商店买了一双新的，灰黑色的，很便宜：四块钱一双。从军需商店出来，看见门口停着一辆红色富康车，司机是个光头，詹雨桐一上车，他就问詹雨桐去哪儿？詹雨桐告诉他去火车站。詹雨桐在车上换上那双新袜子，詹雨桐把旧袜子卷起来装进提包的夹层里，准备下车后将它扔进垃圾箱里。那辆车开得很快，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詹雨桐从包里拿出那本《慢人》，最近几天詹雨桐一直在看那本书，书是南非作家库切先生写的，书里写的是一位被车撞断了腿的老人在撞车之后与几个护工之间情感瓜葛的故事。书写得很深刻，看第一遍时很费神，看完后觉得写得非常好，紧接着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看完一遍都会为作家的语言功底呐喊一次，感叹道：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另类的作家，说这个作家另类，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另类。
詹雨桐的那本书里还夹着一支铅笔，每读一遍都要划下一些句子，一边看一边欣赏小说的结构和风格。但出租车上詹雨桐看那本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头突然晕得厉害，可能跟刚才在家里吃的凤尾鱼罐头有关，吃的时候就感觉鱼的腥味太重。
检票快结束了，偶尔有几个旅客托着笨重的箱子吃力地往前走，詹雨桐把票递给检票员，检票员在詹雨桐给她的票打了个洞。詹雨桐快跑到列车的车头上才找到16号车厢。詹雨桐放好行李在铺位旁边坐下，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棉衣的小伙子坐在旁边发呆，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显得忧伤、苍白，他的头小而且下巴很尖，长得极像相声演员马三立。左边中铺上躺着一个胖女人，她不仅体胖，而且穿着又宽又长的黑色灯笼裤，裤边收缩在松紧里，上身是一件又宽又长的薄羊绒衫，黑色的短头发，长着一副相扑运动员的相，但她说起话来却轻声细语，极有女人味。
詹雨桐在她的铺上看了一会儿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就听见一个女人在过道里讲解儿童速算法，她是在推销一种速算口诀编成的小册子。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士，她是税务局稽查科的，她正在给几个人讲国家的税收政策，不知不觉，天黑了，列车渐渐消失在蒙昽的夜色里，列车员走过来将帘拉上，那位税务局的女士还没有停止她的“演讲”，她一点睡意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灯熄了，詹雨桐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对了，是那本库切先生的《慢人》，詹雨桐用左手把那本书往下挪了挪，那是一本刚买来不久的新书，书的纸质特别硬，是上好的纸张印制的。车厢里漆黑一片，詹雨桐在黑暗中摸索着下床上厕所，过道里的人全都睡了，那位女稽查员也进入了梦乡，她在梦里还哼着《白天不知夜的黑》。詹雨桐从厕所里出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铺位，詹雨桐只记得她的铺位是14号，摸索中，詹雨桐终于找到了她的铺位，枕着那个白色的薄枕头继续睡，詹雨桐摸了摸她那个黑色的包，还在，在那个包的夹层里还装着两千元钱，詹雨桐心想可不能把那些钱丢了。詹雨桐旁边的那个胖女人则睡的跟头牛似的，她的呼噜声吵得詹雨桐没法入睡，车厢里干燥的空气让詹雨桐的咽喉难受极了，直到黎明，车厢里出现了微弱的光，胖女人的呼噜声消失了，詹雨桐才又慢慢地睡着了。
那节车厢离餐车很远，詹雨桐要穿过八节车厢才能到餐车。由于离餐车太远，詹雨桐用一盒泡面填饱了肚子。第二天清晨，上来四个中年人，下铺的那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了车。刚上车的三个男人在聊天，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焰饼在吃，嘴上的油都没有擦干净，他最终没有吃完那个焰饼，把剩下的焰饼裹在塑料袋里扔进了垃圾桶。那个高个子的胖男人在上铺睡着了，才睡了十几分钟呼噜声就在整个车厢传开了。
火车晚了一个小时，出了检票口，向右拐了个弯，登上一个上行的电梯，看见一个站牌上有“花园桥南”，这就是詹雨桐要去的地。说来也巧，那就是康永进上学的地。车站离花园桥太近了，只坐了三站就到了。
离举办画展的日子还有几天，詹雨桐决定先去看看在首都上学的康永进，詹雨桐一边走一边问路人那个大学怎么走，一个摆摊的老人给詹雨桐指明了方向，詹雨桐很快就找到了康永进就读的学校。詹雨桐用报刊亭的电话给康永进打了电话，他让詹雨桐在报刊亭跟前等他，不多久他就从那所学校的大楼里奔跑着出来了，老乡又是师徒，见面分外热情，因为着急上课，康永进把钥匙交到詹雨桐手里，指给詹雨桐他住的房子的位置，便迅速去上课了。
那是一坐简易楼，詹雨桐沿着一条狭窄的钢制楼梯往楼上走，他住的是311房间，詹雨桐在二楼的楼道转了一个圈，才发现一个上三楼的楼梯，三楼就是建在二楼楼顶的活动板房。詹雨桐进去后，看见房间里摆着两张床，拐角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视机，桌子下面是他的旅行箱，那张桌子上还摆着一个很小的电脑桌，电脑桌上放着一个十寸的笔记本电脑。门后面的角落里散落着几十只矿泉水瓶子，詹雨桐看见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詹雨桐就把那些矿泉水瓶子全装进那个黑色的塑料袋里，系上扣放在门背后。其中的一张床上放着他刚刚洗过的衣服，詹雨桐把那些衣服一件一件叠了起来，放在床头柜里。由于屋内空气不好，詹雨桐打开那扇窗户，让风吹进屋里，散了散味。
詹雨桐坐在床上发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感觉肚子饿了，詹雨桐锁上门，从刚才上来的楼梯上下来，走出那个院子，在街上找了一家贵州人开的米粉店，要了一碗牛腩米粉，十元钱一碗，由于早饭和午饭都没吃，詹雨桐饿极了，吸溜地吃完了一大碗米粉。吃完米粉后，詹雨桐向窗外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一男一女，那女的长得很漂亮，个头很高，一头乌发披在肩膀上，她旁边的男生正是康永进，詹雨桐的心底泛起一阵酸，也许那就是康永进的女朋友。
詹雨桐在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晚，半夜就感觉口干舌燥，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昨晚泡的茶还放在茶几上，詹雨桐把茶水全喝完了，一片茶叶也被詹雨桐吸进嘴里。她的支气管炎一直没好，每晚睡前要喝几口橙汁，这是她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儿子叮嘱她的。
第二天，康永进学校放假，他们一块儿去了趟琉璃厂，那里有卖画的，还有篆刻店，詹雨桐要去那里刻两个印，她们先坐到动物园，然后换乘了一辆去和平门的车，因为是深秋，詹雨桐感觉有些凉意，他们步行五分钟到了荣宝斋，在二楼，詹雨桐看到范增题写的《兰亭集序》，喜欢的不得了。由于康永进在大学里是学动漫制作，他们又去了美术馆，美术馆有三层，一层最大，展览的都是国内名家的获奖作品，有两个外国女游客跟在詹雨桐后面参观，她们都背着双肩背包，她们都有金色的头发，看得出来她们对这些画很感兴趣。二楼的一个拐角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卖画，是一幅临摹的《蒙娜丽莎》。康永进看上了那幅画，詹雨桐要给他付钱，他死活不肯让詹雨桐付，他从兜里掏出银行卡在柜台前刷了卡。
已近黄昏，两人在一个小饭馆吃了饭，坐车回了学校。詹雨桐来见康永进本是怀着极大地热情，可几天相处下来，康永进表面对詹雨桐热情、亲近，可詹雨桐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种心与心的距离。
第二天，詹雨桐打算自己去趟香山，她想去看看曹雪芹纪念馆和梁启超的墓。她先乘车到动物园，在动物园又换乘开往香山的车，公交车司机是个女的，车开得很好。走到半路下起了雨，她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边欣赏着路边的风景，车行驶了大约一小时才到了香山，一下车就淋了雨，她买了门票，随着人群进了香山植物园，一边走一边打问曹雪芹纪念馆怎么走，一个中年妇女给詹雨桐指错了路，她走了一公里也没有找到，累的詹雨桐上气不接下气，她只能从一个岔路往回赶，詹雨桐在一个小商品店里买了一袋葡萄干，买葡萄干的女孩给詹雨桐指了通往曹雪芹纪念馆的路，到了纪念馆，那里早已围满了人，说是纪念馆，不过是两个小院，小院的房间里摆着介绍曹雪芹的各种资料，还有有关对《红楼梦》评论的书。雨越下越大，屋檐下有很多避雨的游客，詹雨桐想买把雨伞，却没有买到，詹雨桐又把刚刚转过的那几间房子重新转了一遍，雨还没有停，詹雨桐的肚子饿极了。从纪念馆出来，詹雨桐看见有一个茶庄，心想那儿也许有卖吃的，便冒着雨迅速跑过去了。詹雨桐浑身湿透了，这间茶庄里坐得满满的，根本没有詹雨桐坐的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算是吃了些东西并休息了一下。
天快黑了，詹雨桐也顾不得找梁启超先生的墓了，她还要坐两个小时的车赶回去。她随着人群向园子外面走，在站台上等车，过了有半个多小时，车开来了，詹雨桐上去的时候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詹雨桐只能站着，站了一个多小时，车在动物园停下，詹雨桐换乘了车，到了阜成门站，接着就是堵车，回到宾馆，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詹雨桐正在卫生间梳头，马建国打来电话让她赶快回去，说她儿子朱海波出事了，出大事了。
听到这里，詹雨桐愣怔了一下，赶紧退掉了预定的火车票，买了第二天中午的飞机票，詹雨桐心里乱极了，电话里也没有听清楚，她现在想的是到底儿子怎么了，出什么大事了，她甚至没有来得及看她的画展。
詹雨桐看了看表，离飞机起飞还有半个小时，在下电梯的时候被一个穿着裙子的少妇碰了一下，詹雨桐差点从电梯上摔下去，是一位穿着税务制服的男人扶了詹雨桐一把她才站稳了。安检口正在排队，旅客必须脱掉上衣并且连同手里的包一块放进安检机，詹雨桐的包和衣服都没有通过安检，他们在詹雨桐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又把衣服和包重新过了一边，没有听到嘀嘀声，詹雨桐穿上衣服，把包整理好，找到登机口才发现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大家排好队等待登机，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正停在停机坪上，詹雨桐在飞机上找到了她的座位，并排三个位子，旁边坐的是一对父女，一个穿着警服的留着平头的老人带着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她一直往窗外看，詹雨桐根本没有看清她长得什么样，只看见她的黑色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皮筋，那位老警察戴着耳机，头枕在靠背上眯着眼睛。飞机上坐得满满的，没有一个空座位，空姐在机舱的过道里穿梭着，天空上的阴云积聚着，詹雨桐因为担心儿子，困意全无，只要了一杯咖啡，要了一袋糖，糖放在咖啡里搅勻后还是有点苦，詹雨桐又要了一袋，中国人喝咖啡总是不习惯。坐在詹雨桐前面的是个外国人，他个子很高，几乎秃了顶，他脑袋顶上稀疏的几根头发詹雨桐都能清晰地看得到，他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詹雨桐几乎被熏死了，但只能忍着。
飞机缓缓地落在停机坪上，詹雨桐从行李箱里拿下了她的包，旅客们陆陆续续下了飞机，走出出口，詹雨桐看见马建国开着一辆银色的丰田RAV4越野车来接她，马建国告诉詹雨桐朱海波现在在医院。
到了医院，詹雨桐才知道真相。那天下午，朱海波在街上遇到了马建国，朱海波肚子饿了，提议去吃霸王鸭，结果看到一个男孩极其面熟，朱海波仔细一想，就是和米丽莎一起来鱼塘的其中一个人，也是前段时间为了来鱼塘找毒品并打伤了孙喜宝的那个人，也是他们害死了米丽莎。朱海波就想抓住他们，把他们交给警察，是他们害了米丽莎，是他们把米丽莎逼上了绝路，他要为米丽莎复仇，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在这之前朱海波已经找了他们一个多月。他冲上前去将他的胳膊拽住，那个男孩子的胳膊壮的跟牛犊的大腿似的，那个男孩从朱海波的手里挣脱了。正当朱海波和男孩撕扯时，忽然感觉头上一疼，好像被猛敲了一棍，朱海波只感觉鲜血顿时从两颊流了下来，紧接着他的脊背被木棍击中了，木棍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他的拳脚就被人打倒在地，他们把他拖在一个角落里，有两个男孩还把尿浇在他的身上，他的耳边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尿浇在地面上的声音，最后离开的那个男孩还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嘴里还骂道：“去死吧！”
朱海波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病床边坐着詹雨桐和马建国。母亲告诉他，他已经昏迷了三天了，警察分析后认为：袭击他的人可能是那帮毒贩子的同伙，米丽莎已经死了，只能伺机对朱海波进行报复。马建国后悔那天他不该跟朱海波分开，两个人在一块的话可能还会有所帮助。
朱海波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月后，大夫宣布朱海波脊椎严重受损面临瘫痪，他再也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只能永远地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顾，大夫说他们已经尽力了。詹雨桐哭成了泪人，她恨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她的丈夫进了监狱，现在她的儿子又成了残废。
詹雨桐把朱海波从医院里接回鱼塘，买了一张自动升降床，把房间收拾了一番，依旧把那张《阿拉斯加少女》挂在他的床头，詹雨桐又去了趟艺校，说明了儿子的情况，给校长写了辞呈，校长很快就答应了，詹雨桐决定下半辈子守候在儿子的身旁。过了几天，艺校派人送来了一笔捐款，捐款名单上有老师的名字，还有一些孩子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好像用彩色铅笔写上去的，字的大小不一致，歪歪扭扭地写在纸上，那些名字有些是她熟悉的，有些是不熟悉的，但是却五颜六色，很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