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之前，她去了趟艺术学校，假期还有两个老师在办班。看门的大爷把门打开，詹雨桐掺在一群孩子里涌向楼梯口。艺术学校的教室在三楼，詹雨桐踩着楼道的棕色瓷砖进了教室，孩子们正在画画。笔和纸都是画室提供的，孩子们在学画前先要学一段时间的花鸟画，花鸟画有时在写生生态室里画，生态画室里有很多花，除了花以外，还有各种动物的模型，其中一只老虎和一只脖子上带着铁链子的狼尤为醒目。模型架上摆着各种瓷瓶和瓦罐，还挂着一只羊的羊角，一个缺了半边脑壳的人像模具。走廊尽头有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没有通风口，尿臊味不时从里面散发出来。出了卫生间，房顶上吊着一个康佳牌21英寸电视机，电视是供接孩子的家长们观看的。每次上卫生间洗画笔，孩子们都担心电视机会掉下来砸着他们的头。来接孩子的家长坐在椅子上等孩子下课，她们手里拿着未织完的毛衣，还有看了不知多少遍的皱巴巴的时装杂志。走廊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画的获奖作品，还有报道艺校校长的板报，一个整版都是校长这几年的业绩，板报上的字小，走廊里的灯又暗，所以几乎看不清楚写的啥。来接孙子的那位爷爷头发全白了，仍穿着好几年前的灰裤子灰衣服和圆口黑布鞋。一个孩子的母亲穿着长裙，坐在椅子上玩着手机游戏，穿着一双凉拖，脚趾甲涂了红色甲油，走廊里的人不看她的人，总是盯着她的脚看。每间教室都安装了玻璃门，铝合金的拉手，家长们隔着玻璃门可以看到孩子们在画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做画。另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坐在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与一个男人闲聊，看她的手被烟熏的程度，可以断定她是常抽烟的那种女人，她可能是女企业家、女老板或者女干部。女人的长发如瀑，黑色牛皮凉鞋，肉色短袜，看上去很苗条很飘逸。
这几天，她一直想对康天龙实施报复，真正挪用公款的是康天龙，她丈夫不过是给康天龙当了替罪羊。她了解她的丈夫就像对一本书那样熟悉，她知道他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康天龙把他安排在科长的位子上，就是看他为人忠厚老实，欣赏他的唯命是从，他对詹雨桐同样是唯命是从。只要康天龙吩咐给他的任何一项开支他都照办，从不拖泥带水，不该列支的款项被他列支了。
丈夫进了监狱后，她教学生画画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耐性了，她的脾气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动辄就摔东西，还砸碎了几个花瓶，连花瓶里的假花也用高跟鞋踩碎。
一天，他还去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保洁员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桌子上放着未读完的圣经，一脸皱纹的老女人还穿着花衣裳，像极了民国时期的地主婆。她准是拖地板拖累了，才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卫生间的灯坏了，许是灯管的镇流器坏了，上厕所的人也不能把门全关上，要留个缝儿，哪怕进来一点光也行。站在窗户前往外看，街上穿梭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对情侣揉着睡眼，挽着胳膊从楼道里走了出来。马路对面未拆完的废墟里还住着一位孤寡老人，她独自生了火，烟筒从一块残缺的玻璃洞里伸了出去冒着烟，天这么热，屋里还架着炉子，烧的是一元钱十块的蜂窝煤。她女儿偶尔来看看她，劝她快点搬出去，她执意不搬，誓与房子共存亡，嘴里咕哝着：“就是楼塌了，压死我，我也不会搬！”
回到家，詹雨桐从公寓里拿了一些私人用品，还有那块手表一买了好几个月了一是她给儿子准备的生日礼物。临走时，她把那幅《阿拉斯加少女》卷起来装在包里，她要把它带到乡下去，带给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