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了出去。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吃不下，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块钱给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桌上。“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跟你要钱买书了！……”“你跟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我摇摇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母亲变得格外慈爱。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又说：“妈妈不去做活儿，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点钱，日子没法过啊……”没买《红旗谱》，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没实现。那时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儿书，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儿书。
我的同学就有出租小人儿书的。一天少可得两三毛钱，多可得四五毛钱，再买新书，以此法渐渐购得更多的小人儿书。
一个星期天，我背着母亲将自己的全部小人儿书用块旧塑料布包上，带着偷偷溜出家门，来到火车站。在站前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下，铺开塑料布，摆好小人儿书。坐在一旁期待。
火车站是租小人儿书的好地方。我的书摊前渐渐围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车或转车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几个租过小人儿书的同学，先收钱。我不按小人儿书的页数决定收几分钱，厚薄一律二分。我想得周到，带了一截粉笔，画线为“界”，要求必须在“界”内看书，我自己在“界”外。这既有利于他们，也方便于我。他们可以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我盘腿坐在他们对面，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防止谁贪小便宜将我的书揣入衣兜带走。看完了的，才许跨出“界”外，一手还书，一手交钱。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兴隆”，心中无比喜悦。
“喂，起来，起来！”背后突然响起一声吆喝，同时一只皮鞋踢向我的屁股。我站起来，转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
“你们，把书都放下！”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着那些看书的人。人们纷纷站起，将书扔在塑料布上，扫兴离去。治安警察命令：“把书包起来。”我心知不妙，一声不敢吭，赶紧用塑料布将书包起来，抱在怀里。那治安警察一把从我怀中把书夺了过去，迈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他一甩胳膊挣脱我的手，“没收了！”“你凭什么没收我的书呀？”“凭什么？”他指指写有“治安”二字的袖标，“就凭这个！这里不许出租小人儿书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今后再也不到这儿来出租小人儿书了！……”我央求他，急得快哭了。
“那么说你今后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后哪儿也不去出租了，你还给我，还给我吧！……”“一本不还！”那个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说罢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
我“哇”的一声哭了，抬脚追上他，一边哭一边央求他把书还给我。
他被我纠缠火了，厉声喝道“：再跟着我，连你也扯到派出所去！”
我害怕了，不敢继续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种绝望的心情，犹如破了产的大富翁。
经过霁虹桥时，真想从桥上跳下去。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伤心，又大哭了一场，哭得弟弟妹妹们莫名其妙。母亲为了多挣几元钱，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问我为什么哭，我不说。哥哥以为我不过受了点别人的欺负，也没理睬我，到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母亲那天下班特别晚，回到家里，见我躺在炕上，坐到炕边问我怎么了。
我因为那六七十本小人儿书全被没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个“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经迷上了这个“世界”的呀！
我流着泪，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母亲，我的小人儿书是怎样在火车站被一个治安警察没收的。
母亲缓缓站起，无言地离开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到我从那个治安警察手中夺回了我全部的小人儿书。
睡了两个多小时，觉得嗓子焦灼我才醒过来。窗外天黑了，屋里亮起了灯。
我一睁开眼睛，竟看到了我包小人儿书的那个塑料布包！我惊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开塑料布，里面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儿书！外屋传来“嘭、嘭、嘭”的响声，是母亲在用铁丝拍子拍打带回家里的毡团。母亲每天都得带回家十几斤毡团，拍打松软了，以备第二天絮鞋帮用。
“妈！……”我用沙哑的声音叫母亲。母亲闻声走进屋里。我不禁喜笑颜开，问：“妈，是你要回来的吧？”
母亲“嗯”了一声，说：“记着，今后不许你出租小人儿书！”说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毡团了。
我心中一时间对母亲充满了感激。母亲是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便赶到火车站去的。母亲对那个治安警察说了多少好话，是否交了罚款，我没问过母亲，也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了……
三天后的中午，哥哥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要送我一样礼物，叫我猜是什么。那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穷困，无论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从不过生日的。我以为哥哥骗我，便不肯猜。哥哥神秘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书：“你看！”
《红旗谱》！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使我高兴的生日礼物了！哥哥又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书：“还有呢！”我激动地夺过一看--《播火记》！是《红旗谱》的两本下部！我当时还不知道《红旗谱》的下部已经出版了。我放下这本，拿起那本，爱不释手。
哥哥说：“是妈叫我给你买的。妈给了我五块钱，我手一松，就连同两本下部也给你买回来了。”
我说：“妈叫你给我买一本，你却给我买了三本，妈会说你吧？”哥哥说：“不会的。”
我放下书，心情复杂地走出家门，走到胡同口那间母亲做活的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里面张望，在那个角落，又看到了母亲瘦小的身影，背朝着我，俯在缝纫机前。缝纫机左边，是一大垛轧好的棉胶鞋鞋帮，右边，是一大堆拍打过的毡团。母亲整个人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里对母亲说：“妈，我一定爱惜每一本书……”却没有想到将来当一位作家回报母亲。
至今我仍保持着格外爱惜书的习惯。小时候想买一本书需鼓足勇气才能够开口向母亲要钱，现在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平日没时间逛书店，出差到外地，则将逛书店当成逛街市的主要内容。往往出差归来，外地的什么特产都没买，反倒带回一捆书，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书店不难买到的。
买书其实不如借书。借的书，要尽量挤时间早读完归还。买的书，却并不急于阅读了。虽然如此，依旧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
迷上了文学作品的我，学习成绩大受影响。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都是勉强及格。俄语初一上学期考试得过一次最高分--95，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之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水平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初二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令母亲和哥哥担忧了，不得不限制我读小说。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耻笑，就暂时中断了我与文学的“恋爱”。
“文革”风起云涌，同一天内，我家附近那四个小人儿书铺，遭到“红卫兵”的彻底“扫荡”。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达街杂货店买咸菜，见杂货店隔壁的小人儿书铺前，一堆焚书余烬，冒着袅袅青烟。窗子碎了。出租小人儿书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在屋里，我常去看小人儿书，彼此都不陌生，我们隔窗相望，无话可说。我心中对他充满同情。
“文革”对全社会也是一场“焚书”运动，却给我个人带来了更多读书的机会。我们那条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户收破烂的。院内一户，隔街对院一户，街头两户。“文革”初期，他们每天都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载回来成捆成捆的书刊。我们院子里那户收破烂的姓卢，我称他“卢叔”，他家户前屋内书刊铺地。他每天一回来，我是第一个拆捆挑捡的人。书在那场“文革”中成了定时炸弹。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将他们的藏书当废纸卖掉。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人。《怎么办》、《猎人笔记》、《白痴》、《美国悲剧》、《妇女乐园》、《白鲸》、《堂·吉诃德》等等一些我原先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书，或在书店里看到了想买却买不起的书，都是从卢叔收回来的书堆里找到的。找到一两本时，我打声招呼，就拿走了。找到五六本时，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给卢叔一两毛钱，就算买下来。学校停课，我极少到学校去，在家里读那些读也读不完的书。同时担起了“家庭主妇”的种种责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时刻，是冬天里，母亲下班前，我将“大子”淘下饭锅的时刻。那时候，家中很安静，弟弟妹妹们各自趴在里屋炕上看小人儿书。我则手捧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在炉前边看锅边看书。饭起码两个小时才能熟，两个小时内可以认认真真地读几十页书。有时书中人物的命运牵动我的沉思和联想，凝视着火光闪耀的炉口，不免出了神。
1968年下乡前，我已经有满满的一木箱书，下乡那一天，我将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铺纸，上面盖纸，落了锁。
我把钥匙交给母亲替我保管，对母亲说：“妈，别让任何人开我的书箱啊！这些书可能以后在中国再也不会出版了！”
母亲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里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书箱搬出去！”
对大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的。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一步步坚持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忍受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