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
“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个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看过几遍了？”“两遍。”“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过去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