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很多地方，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在陈列矿物和鸵鸟蛋以及一个多世纪的其他生产性杂物的玻璃柜之间，幽深之处建有秘密的门——说秘密，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引起参观者注意的地方。偶尔你会看到一个人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一副想着什么事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看上去像个学者。他脚步匆匆地顺着走廊走去，很可能消失在前面另一扇门里。但是，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门一直关着，看不出里面还有一个——一个相似的——同样庞大的，在许多方面比之公众知道和热衷的那个博物馆还要精彩的自然史博物馆。
自然史博物馆里存放着大约7000万件物品，涵盖生命的每个范畴，这颗行星的每个角落，每年还向这些收藏品里增添10万件左右。但是，实际上你只有看一眼不对外展出的东西，你才会知道这确实是个宝库。在大柜小橱里，在设有一排排架子的长长的房间里，瓶子里浸泡着成千上万件动物标本，方方的卡纸本里别着几百万只昆虫，抽屉里塞满了亮闪闪的软体动物、恐龙骨头、早期人类的颅骨，以及无数被夹子压得很平整的植物。你简直有点儿像在漫游达尔文的大脑。光贮藏室里就有20多公里长的架子，上面放着一罐接一罐的动物，保存在甲基化酒精里。
这里放着约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亚采集的标本，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亚马孙河流域采集的标本，以及达尔文在乘“贝格尔”号船远航中采集的标本——还有其他大量标本，不是非常稀有的，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或者二者兼之。许多人会喜欢伸出手去摸一摸，有的还真的这么做了。1954年，博物馆从一位名叫理查德·迈纳茨哈根的热心的收藏家那里获得了一批出色的鸟类标本。迈纳茨哈根是《阿拉伯半岛的鸟类》的作者，还写过许多别的学术著作。在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博物馆的一名忠实的参观者，为了写自己的书和专著差不多每天都来做笔记。箱子到达以后，管理人员连忙撬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说得婉转点儿也是吃惊地发现，大批标本上贴着博物馆自己的标签。原来，迈纳茨哈根多年来一直在为他们“收藏”标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有穿大衣的习惯，即使在暖和的夏天。
几年以后，软体动物部门的一位可爱的老常客——人家告诉我，他“还是一位挺杰出的绅士”——正当他把价值连城的海贝壳塞进他的齐默助行架的空心腿里时，他被当场发现。
“我认为，总是有人对这里的东西垂涎三尺。”理查德·福泰一面领着我参观博物馆的不对外开放部分，一面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漫步穿过一个又一个部门，只见人们坐在大桌子跟前，仔细研究着节肢动物、棕榈叶子和成箱的发了黄的骨头。到处可见人们在不慌不忙地从事一个宏大的事业，这个事业是永远也完不成的，因此没有必要匆匆忙忙。1967年，博物馆发表了一份关于约翰·默里探险的报告，那是一次对印度洋的考察，这时候距离探险结束已经44年。在那个天地里，人们是以自己的速度来办事的，包括福泰和我乘坐的那部小小的电梯。电梯里有个学者模样的老头儿。电梯以大约沉积物下落的速度慢腾腾地往上移动，福泰和老头儿亲切地聊开了天。
那个人走了以后，福泰对我说：“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名叫诺曼，42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名叫金丝桃的植物。他于1989年退休，但仍然每个星期都过来。”
“怎么研究一种植物要花42年？”我问。
“有点儿不可思议，对吗？”福泰表示赞同，他想了片刻，“他显然研究得很透彻。”电梯门开了，只见面前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出口，福泰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就怪了，”他说，“过去这儿是植物部。”他按了按电钮再上一层楼。我们爬上后楼梯，小心翼翼地穿过几个别的部，只见研究人员在不辞辛劳地研究曾经有过生命的物品，终于找到了通往植物部的路。于是，我被介绍给莱恩·埃利斯，以及那个静悄悄的苔藓世界。
当埃默森富有诗意地谈到苔藓喜欢生长在树木的北侧的时候（“在漆黑的夜晚，树干上的苔藓就是北斗星”），他指的其实是地衣，因为苔藓和地衣在19世纪是不分的。真正的苔藓实际上对生长的地方并不挑剔，因此它们不能充当天然的指北针。实际上，苔藓什么也充当不了。“也许哪一大群植物也不像苔藓那样几乎毫无用处，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经济上。”亨利·S．科纳德写道。这话是在《怎么识别苔藓和叶苔》一书中说的，里面不无心酸的味道。该书于1956年出版，现在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仍找得到，几乎是试图普及这个课题的惟一作品。
然而，苔藓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植物。即使不算地衣，苔藓仍是个兴旺的王国，大约有700个属，1万多个种。A．J．E．史密斯写的那本厚厚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苔藓群》长达700页，但英国和爱尔兰绝不是突出的苔藓之乡。“到了热带你才会知道苔藓之繁多。”莱恩·埃利斯对我说。他是个文静而话语不多的人，在自然史博物馆已经干了27年，从199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要是你去比如马来西亚的雨林，你很容易发现新的物种。不久以前我自己也去过。我往下一看，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记录的物种。”
“因此，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物种没有被发现？”
“哦，没错儿。大家都心里没有数。”
你或许会认为，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花毕生的心血来研究那个不起眼儿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苔藓的有好几百人，他们对自己的课题怀有强烈的感情。“哦，是的，”埃利斯对我说，“会议往往开得还很活跃。”
我请他举个有争议的例子。
“哎呀，这儿就有一个，是你的一位同胞挑起来的。”他微微一笑，翻开一本厚重的参考书，里面包含几幅苔藓的插图。在外行人看来，这些苔藓最醒目的特点是彼此看上去都差不多。“那个，”他指了指一种苔藓说，“它们原本是一个属，镰刀藓属。现在重新分成了三个属：镰刀藓属、Warnstorfia和Hamatacoulis。”
“大家有没有因此动手打起来？”我问，也许还真的怀着一丝希望。
“哎呀，这是很有道理的。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整理收藏品，那些书也一度过了时，因此大家有一点牢骚，你是知道的。”
他对我说，苔藓也有好多谜。有个著名的例子——反正对于研究苔藓的人来说是很著名的——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苔藓，名叫斯坦福湿地藓，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发现的，后来又发现它生长在英国康沃尔半岛的一条小路边，但在中间的哪儿也没有遇到过。它怎么会存在于两个天各一方的地方，这是个谜。“现在，它被称为斯坦福棕色藓。”埃利斯说，“又是一次修正。”
我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要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苔藓，就要把它和所有别的苔藓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过记录。接着，你就要写出正确的描述，准备好插图，把结果刊登在体面的杂志上。对于苔藓分类学来说，20世纪算不上是个丰收时代。该世纪的许多工夫都花在清理19世纪留下的混乱和重复的摊子上。
那是个采集苔藓的黄金时代。（你也许还记得，查尔斯·莱尔的父亲就是个研究苔藓的大人物。）有个名叫乔治·亨特的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英国的苔藓，他很可能为几种苔藓的灭绝起了作用。但是，多亏了这样的努力，莱恩·埃利斯的收藏品才成为世界上最全的收藏品之一。他总共有78万件标本，压在又大又厚的纸本里。有的非常古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上面蛛丝般地写满了说明，就我们所知，有些可能是罗伯特·布朗的手迹。布朗是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植物学家，曾揭示布朗运动和细胞核。他创建了该博物馆的植物部，并在最初的31年里主持这个部门，直到他1858年去世。所有的标本都保存在油光光的旧红木柜子里。这些柜子非常精美，我谈了几句看法。
“哦，那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东西，是从他在索荷广场的家里搬来的。”埃利斯漫不经心地说，仿佛是在鉴定刚从宜家家居买来的家具，“他做这些柜子是为了存放从‘奋进’号航行中搜集来的标本。”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些柜子，好像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怎么在苔藓学领域跟它们打上了交道。”他接着说。
这句话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约瑟夫·班克斯是英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奋进”号航行——即库克船长绘制1769年金星凌日图、宣布澳大利亚为皇家殖民地的那次航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探险。班克斯支付了1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0万英镑，让自己和另外9个人——1名博物学家、1名秘书、3名美术家和4名仆人——加入了这次为期3年的环球探险活动。天知道性格粗率的库克船长是怎么和这帮子文绉绉的、娇生惯养的人相处的，但他似乎很喜欢班克斯，禁不住钦佩他在植物学方面的才能——后辈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
没有哪个植物考察小组取得过那么大的成就，过去没有，此后也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次航行将许多不大知名的新地方——火地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占为殖民地，但主要是因为班克斯是个敏锐和天才的采集家。即使由于检疫规定而未能在里约热内卢上岸，他还是为船上的牲口偷偷弄来一包饲料，做出了新的发现。似乎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目光。他总共带回来3万件植物标本，包括1400件以前没有见过的——能为世界上已知的植物总数增加大约四分之一。
但是，在一个渴求知识几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时代，班克斯的巨大收获只是总收获的组成部分。采集植物在18世纪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狂热。荣誉和财富都在等着能发现新物种的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们竭尽全力来满足世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托马斯·纳托尔，即那个以卡斯珀·威斯塔的名字来命名紫藤的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印刷工，但他发现自己对植物很感兴趣，徒步来回穿越半个美国，采集到了几百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植物。约翰·弗雷泽——福莱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几年时间在荒野里为叶卡捷琳娜大帝采集标本，最后发现俄罗斯已经换了个新沙皇。新沙皇认为弗雷泽是在发疯，拒绝兑现他的合同。弗雷泽把全部东西带回切尔西，在那里办了个苗圃，向英国乡绅们出售杜鹃花、木兰、弗吉尼亚匍匐植物、紫菀，以及其他来自殖民地的奇花异草，令他们欣喜万分，他自己也挣了不少钱。
只要有合适的发现，就能挣到大钱。业余植物学家约翰·莱昂花了艰苦而又危险的两年时间采集标本，收到了相当于今天125000英镑的回报。然而，许多干这种事的人完全出于对植物学的热爱。纳托尔把自己找到的大部分标本赠给了利物浦植物园。最后，他成为哈佛植物园的主任，百科全书般的《北美植物志》的作者（这本书不仅是他写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排字的）。
那只是植物部分。还有新世界的全部动物群——袋鼠呀，鹬鸵呀，浣熊呀，红猫呀，蚊子呀，还有别的难以想像的奇特东西。地球上的生命量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指出的：
所以，博物学家注意到，一个跳蚤
捕食较小的跳蚤；
较小的跳蚤还有更小的跳蚤可以咬。
哪是尽头谁知晓。
所有这些新的信息都需要归档、整理并与已知的信息进行比较。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分类体系。幸亏瑞典有个人已经准备停当。
他的名字叫卡尔·林奈（后来经过允许又改名为更有贵族味的冯·林奈），但现在人们只记得他已经拉丁化的名字CarolusLinnaeus。他生于瑞典南部的拉舒尔特村，父亲是个贫穷而又雄心勃勃的路德教助理牧师。他在学业上很懒惰，因此他的父亲又气又恼，把他送到（据有的说法，是差一点把他送到）补鞋匠那里去当学徒。想到自己一辈子要往皮子里敲钉子，小林奈不寒而栗，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的要求得到满足。此后，他始终坚持要在学术上作出成绩。他在瑞典和荷兰攻读医学，虽然他渐渐对大自然产生了兴趣。18世纪30年代，他使用自己制定的体系，开始为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的物种编制目录。他的名气渐渐响起来。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地对待自己的名气。他花了很多业余时间来绘制和美化自己的肖像，宣称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更伟大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的分类体系是“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他还谦虚地提出，他的墓碑上应当写上“植物王子”的墓志铭。对他的赞扬备至的自我评估提出质疑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这么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野草。
林奈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他持久不变地——有时候可以说是狂热地——对性感兴趣。某些双壳类动物和女性外阴的相似性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蛤蜊的一些部位他给起名为“外阴”、“阴唇”、“阴毛”、“肛门”，以及“处女膜”。他按照生殖器官来对植物进行分类，把它们描述得会像人那样谈情说爱。他在描述花朵及其行为时，经常提到“乱交”、“不能生育的情妇”和“新婚之床”。到了春天，他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里写道：
爱情甚至来到植物中间。男男女女……举行婚礼……以性器官来显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花儿的叶子当做新婚之床，这一切造物主已经作好了极好的安排，挂起了如此高雅的床幔，洒上各种各样淡雅的香水，新郎和他的新娘可以在那里更庄严地庆祝婚礼。一旦床铺这样准备停当，接着就到了新郎拥抱新娘，把自己交托给她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