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耸了耸肩：“上次爆发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因此谁也说不准什么是警报信号。很可能是一系列地震，有的地面会隆起，间歇泉和喷气孔的活动方式可能有变化，但确实谁也说不清楚。”
“那么，它可能会在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爆发？”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解释说，问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警报信号的差不多一切现象在黄石公园里都已存在。“一般来说，地震是火山爆发的先兆，但公园里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地震——去年发生了1260次。其中大多数很弱，因此感觉不到，但毕竟还是地震。”
他说，间歇泉活动方式的变化，也可以被看成是个迹象，但间歇泉变化多端，同样无法预言。木丝泉一度是公园里最著名的间歇泉。它过去一直喷射得很有规律，非常壮观，达到100米的高度，但在1888年突然停喷了。然后，它在1985年又恢复喷射，但高度只有25米。汽船泉是世界上最大的间歇泉，喷射的时候可达120米高，但喷射的间隔时间可以少到4天，多达50年。“要是它今天喷射了下个星期又喷射，丝毫不说明它下下个星期或下下下个星期或20年之后会怎么样，”多斯说，“整个公园都变化无常，你实际上不可能根据任何动静来下个结论。”
撤离黄石公园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每年吸引着大约300万名游客，主要是在夏季3个月的高峰期。公园里道路较少，故意修得很窄，一方面是为了减慢车辆速度，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然美，再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在盛夏季节，花半天时间就能轻松地穿越公园，花几个小时就能抵达公园的任何地方。“人们一看到动物就停下来，无论在哪里，”多斯说，“我们这儿有熊群，有野牛群，有狼群。”
2000年秋，美国地质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代表以及几名学者开了一次会，成立了所谓的黄石火山观察所。这样的机构全国已经有4个——分别在夏威夷、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和华盛顿。但说来也怪，在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区却没有。黄石火山观察所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种打算——一项协议，大家同意协调一致，研究和分析公园里多种多样的地质情况。多斯对我说，它的第一批任务之一是制订一个“地震和火山喷发应急计划”——即，一个危机时刻的行动计划。
“已经有了一个？”我问。
“没有。恐怕没有。但很快会有。”
“是不是晚了点？”
他微微一笑：“哎呀，我们这样说吧，不算太早。”
计划问世以后，打算这么做：3个人——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的克里斯琴森、犹他大学的罗伯特·B．史密斯和公园的多斯——将评估潜在大灾难的危险程度，然后向公园主管提出建议。主管将作出是否应当撤离公园的决定。至于周围地区，他们没有计划。一旦出了公园大门，你不得不自己救自己——要是黄石火山真的大爆发的话，这个计划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当然，也许要过几千几万年以后那一天才会到来。多斯认为这样的一天根本不会到来。“这是因为，过去有个模式，并不意味着那个模式依然适用于今天，”他说，“有迹象表明，那个模式也许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喷发，接着是漫长的平静时期。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个平静时期。目前的迹象表明，大部分岩浆房正在冷却，变成晶体。它在释放火气，你得把火气憋在心里才能来一次大爆发。”
与此同时，黄石公园及其周围地区还存在许多别的危险。这一点在1959年8月17日夜里变得特别明显。事情发生在赫布根湖地区，就在公园外面。那天午夜零点前20分钟，赫布根湖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地震。震级为7．5级。就地震而言，它的影响面不大，但是来得突然，来得猛烈，震塌了整个山坡。事情发生在夏季旅游旺季。幸亏，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那样有许多人前往黄石公园。8000万吨岩石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从山上崩塌下来，其力量和动量是如此之大，前缘竟然冲到了峡谷对面一座山的120米高处。罗克溪露营园有一部分就在岩石的必经之地。28名露营者死亡，其中19名被埋得太深，再也没有找到。灾难发生得又快又难预测。有兄弟3人同睡一个帐篷，倒是幸免于难。他们的父母睡在旁边的另一个帐篷，却被冲得无影无踪。
“大地震——我的意思是大的地震——迟早会发生，”多斯对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儿是个大断层地带，地震很多。”
尽管发生了赫布根湖地震以及别的危险，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石公园才配置了永久性的地震表。
若要欣赏地质过程的威力和无情，你肯定挑得出比蒂顿山脉更糟糕的例子。蒂顿山脉位于黄石国家公园以南，峭壁嶙峋，非常险峻。900万年以前，蒂顿山脉并不存在。杰克逊大坑周围的土地本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高地平原。但是，后来地球内部出现了一处64公里长的断层，自那以后，大约每隔900年蒂顿山脉就要经历一次大地震，其威力之大足以使它再升高2米。由于千万年来这样反复地往上颤动，如今它的高度已经达到雄伟的2000米。
900年是个平均数字——也是个会让人产生错觉的数字。罗伯特·B．史密斯和李·J．西格尔在《观察地球内部之窗口》这一部本地区的地质史里写道，蒂顿山脉地区的最后一次大地震发生在5000—7000年之前。总之，蒂顿山脉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该要发生地震的地方。
热液喷发也是个很大的危险。它可以随时随地发生，而又完全无法预测。“你要知道，按照路线图，我们要把游客带进温泉池，”我们看完老实泉喷水以后，多斯对我说，“人家就是来看这个地方的。你知不知道，黄石公园里的间歇泉和温泉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加起来还多？”
“这我倒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有1万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新的喷气口。”
我们驱车来到一个名叫鸭湖的地方，那是一片200米宽的水面。“表面上看，湖面上平静无事，”他说，“它不过是个大池塘。但是，这儿过去没有这个大坑。过去15000年里的某个时候，这儿发生了一次大喷发。几千万吨泥土和岩石以及高热的水以高超声速炸开了。你可以想像，要是在老实泉的停车场下面，或哪个游客中心下面发生这种事，那会是个什么情景。”他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
“会有什么警报吗？”
“很可能没有。公园里上一次大喷发发生在1989年，在一个名叫猪排间歇泉的地方。那次喷发留下了一个大约5米宽的坑——反正不算很大，但要是你当时正好站在那个位置，那它就大得很了。所幸没有人在场，因此没有人受伤，但它是在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遥远遥远的过去，有的喷发形成了1．5公里宽的大坑。谁也说不准这种事情会在哪儿或何时再次发生。你只能希望，它发生的时候你没有站在那儿。”
大的岩崩也是一种危险。1999年在加迪纳峡谷发生过一次大岩崩，所幸没有人受伤。下午晚些时候，多斯和我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只见一条行人众多的道路上方突出一块岩石。裂缝已经清晰可见。“它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多斯若有所思地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几辆汽车从下面通过，里面都塞满了——完全按词的本义——快活的野营者。
“哦，不大会的，”他接着说，“我只是在说有这种可能。它有可能再坚持几十年。真的说不准。人们不得不承认，你来这儿就得冒风险。事情就是那样。”
我们走回他的车子跟前，准备返回马默思温泉。他接着说：“问题在于，大部分时间里不会出事。岩石没有掉下来，地震没有发生，新的喷气孔没有突然出现。尽管地下很不稳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安无事。”
“就像地球本身一样。”我说。
“一点不错。”他表示赞同。
黄石公园对游客来说有危险，对公园雇员来说也同样有危险。多斯5年前到这里来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那种可怕的感觉。有一天深夜，3个年轻的夏季雇员干了一件非法活动，叫做“泡沙锅”——即在热水池里游泳或取暖。虽然园方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没有把情况公开，但黄石公园的水池不是个个都是滚烫的。有一些你躺在里面简直惬意极了，部分夏季雇员有在深夜下去泡一泡的习惯，尽管这么做是违反规定的。那3个人也真傻，没有带个手电筒；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热水池周围的泥土结成了薄薄的一层硬壳，人很容易掉进下面灼烫的喷气孔。无论如何，他们在返回宿舍的途中，要跨越一条早先不得不跳过去的小溪。他们后退几步，胳膊挽着胳膊，数了一二三，接着就跑过去纵身一跳。事实上，那根本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个沸腾的水池。他们在黑暗里看不清方向。三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次日上午，在离开公园的途中，我一面想着那件事，一面对一个名叫翡翠池的地方作了短暂考察。翡翠池位于上间歇泉池。多斯前一天没有时间带我去那里，但我觉得至少应当去看一眼，因为翡翠池是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1965年，一个夫妻生物学家小组——丈夫叫做托马斯·布罗克，妻子叫做路易丝·布罗克——在一次夏季考察过程中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在池边舀起一点儿褐黄色的浮渣，带回去研究了一辈子。令他们——最后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深感吃惊的是，里面充满了有生命的微生物。他们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批极端微生物——即能在以前被认为是温度太高，或酸性太强，或含硫太多，因而无法产生生命的水里生存的微生物。不可思议的是，翡翠池里这些不利条件全都具备，但至少有两种微生物觉得这里很舒适。它们后来被称之为嗜酸热硫化叶菌和嗜热水生叶菌。以前总是以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在5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里存活，但这些微生物却在腥臭、酸性、温度差不多翻一番的水里过得很自在。
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布罗克夫妇发现的两种新的微生物之一嗜热水生叶菌，一直是实验室里的一件珍品——直到加利福尼亚一位名叫卡里·B．穆利斯的科学家发现，里面耐热的酶可以用来玩一种化学魔术，名叫聚合酶链式反应。科学家们可以用极少量的——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少到一个分子——DNA来产生大量的DNA。这一种复制基因的方法后来成了遗传科学的基础，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警方的法医工作。穆利斯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正发现更耐热的微生物。现在，它们被称之为超喜温微生物，要求8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命》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喜温的微生物是延胡索酸热球蛋白菌，它们生活在海洋喷气孔的岩壁里，那里的温度高达113摄氏度。生命的上限被认为是120摄氏度左右，虽然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布罗克夫妇的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生物界的看法。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科学家杰伊·伯格斯特拉尔说：“在地球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即使进入看来对生命最不利的环境里，只要那里有液态水以及某种化学能，我们就能发现生命。”
原来，生命比任何人想像的要聪明得多，在适应能力方面要强得多。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似乎并不完全希望我们待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