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已是名满巴蜀的玄奘在CD接受了比丘戒。作为佛教的最高受戒形式，比丘戒因戒律全面、严格，也称具足戒，唯有对佛虔诚谦恭、对求得正果坚定自信之人，方能受此戒。
受比丘戒后，玄奘便有了独自游历修行的资格，而这也正是玄奘选择要在此时受此戒的原因之一。
在蜀中待了四年后，玄奘渐渐发现，他身边能见到的经文基本都已被他翻遍，能与他相互交流启发的僧人彼此间也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但他心中的疑惑却依然没有答案。
为了彻底揭开佛法中的道理，寻到那条度尽世间苦难的途径，玄奘于是离开四川，用了三年时间，遍访各地高僧。
在游历求佛的的过程中，玄奘时常应人邀请开坛讲经，渐渐他成了大家熟知的那个玄奘法师。法师者，讲经说法的师傅是也。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此时的李唐政权已经干掉了包括刘黑闼叛乱在内几乎所有的国内割据势力，长安作为帝国都城也逐渐找回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的感觉。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玄奘在这一年重新回到了长安，并在大觉寺落脚。由于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当时长安的僧人便直接送了他一个绰号佛门“千里驹”。
综合玄奘日后的经历，不得不感叹一句，人这一辈子名字可能起错，但绰号这玩意儿真是叫不错~~~
不过玄奘对这个称呼却没有半点自得之意，多年游历，让他认识到一个比探寻佛法至理更加现实、更加严峻的佛门难题。
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原后，未等发展壮大，便赶上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时代。尽管佛教在随后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南北政权对立并存的现实，却也让佛教逐渐发展成南北两个风格迥异的派别。
长期以来，南北双方围绕“众生有无佛性”这个学术话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无论是已经覆灭的隋朝，还是刚刚建立的大唐，或许他们可以依靠武力一统天下，然而对于佛法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显然拳头再大也没啥卵用。
或许您会觉得，学术本就应该是百家齐鸣、百花争艳的嘛，有分歧是好事儿。对于一般的学术争论，这么想当然没错，但是对于宗教而言，一旦出现派别之争，后果却往往是不堪设想。
如果您还觉得不好理解，那么不妨晚上七点花点时间，多看看新闻联播，听听伊朗、伊拉克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伊斯兰教派的纷争每天死了多少人就好。
这就是宗教的厉害之处，任你在世俗间称王称霸，但人家就是有底气不吃你那套。
所以尽管大唐如今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但对源自南北朝时代的宗教分裂却无任何解决的办法。
人家那里讨论的都是来世的事儿，帝王也好平民也罢，搁佛爷面前统统都是肉体凡胎，都是需要被超度的对象，依靠世俗力量一统佛门不仅难以服众，反而极容易激发宗教矛盾。
如何调和南北纷争？世俗权力不靠谱，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佛门自身。只有出现一个能让双方都心服口服的领袖级人物，一个正儿八经的学术权威，才能彻底终结这场佛门分裂，否则，双方只能在互相诘难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可问题是，那个年代既没有高等学术评委会给你发资格认定，又没有网络大V满世界帮你摇旗呐喊，没点儿货真价实的绝活凭啥让大家承认你的理论就能代表佛祖他老人家的意思？
对于这点，玄奘再清楚不过。尽管他已经将中原流传的佛经从头到尾研究了个遍，尽管他已经在佛学圈里有了不小的声望，然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此时的玄奘比起其他僧人来说，无非只是多看了几本佛经，多悟出了几条道理。说到底，大家依然还是围着中原现有的那几本佛经打转。土鳖对土鳖，谁也别看不起谁。
不得不说，比起现实中的玄奘，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显然要幸福得多。
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观音姐姐及时出场，不仅煞费苦心地变身白胡子老爷爷专程给他指了一条西天取经的明路，而且还很贴心地给他安排了三个徒弟兼打手。嗯，还有一匹限量版宝马。
不过虽然没有遇到观音姐姐，但玄奘却在长安遇到了一个名叫波颇的天竺僧人。从波颇那里玄奘得知，在遥远的印度有一个名叫那烂陀的寺院。在这座堪称当时佛学理想级殿堂里，一位法号戒贤的大师所授《瑜伽师地论》总摄三乘之说，必能解答他心中疑惑。
听完波颇的一番话，迷茫中的玄奘不禁感到前方的地平线上似乎出现了一抹亮光。
是的，若要求得更加深刻的智慧，那就只有跳出中原佛学的藩篱，向佛法的起源之地探寻答案。
这，便是我佛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