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战场上凯旋而归的李世民很快发现，大哥李建成无论在个人班子建设上还是在政治修养上，都已经远远地甩了他几条街。
首先，李世民在朝中缺少有力支援。像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等等，虽说搁战场上随便哪个都是万人敌的存在，但放到朝堂之上，尤其在最高权利中枢里，这帮武夫们的影响力完全就是小到负无穷。
而李建成则恰恰相反，由于大部分时间追随在李渊身边协助处理政务，朝中那些元老重臣们几乎个个都认定，太子必然是王朝下一任掌门人。所以论朝中的人脉，李世民已经是输了一大筹。
如果单单人脉比不了也就罢了，问题是在对帝国政务的处理经验上，李世民跟李建成还是没法比。
从十几岁的时候起，李世民便一路追随着父亲东拼西杀。他的所有精力几乎都用在了苦练砍人技术和思考揣摩战争规律上，至于如何打理好国家这种事情，从来都在他的业务范围之外。
相反李建成作为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不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熟悉帝国政务上，而且李渊还早早地就把朝中当时最一流的那些大学问家统统打发到了东宫中，让他们去给太子传道授业解惑。
很显然，作为一个严重偏科的社会青年，李世民在战场上获得的那些资源已经难以支撑他赢下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当然，千百年来无数故事也在反复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看了一个能折腾、会折腾的社会青年。因为这帮人有一个很厉害的素质——从不按规矩出牌。
尤其对于常年在战场上搏杀的李世民而言，面对困难，他早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解决思路：用最少的投入，走最便捷的路径，谋求最大的利益。
这套行为方式简单概括起来其实就四个字——出奇制胜。
在认识到自己和太子之间的差距后，身居长安的李世民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虽说朝中一流人才都已经被老爹整到东宫去陪太子读书了，但这没关系，东宫的学堂上不了，那就自己搞个民营补习班。
既能以此和朝中的那帮士大夫们搭上话，又能借助他们加深自己对朝政、权术的理解。
一石二鸟，这便是李世民解决问题的方式。
很快，长安城的士大夫圈里几乎人人知晓，秦王府里多了一个别具一格的非正式机构——文学馆。
对于这个独特机构的存在，李世民是这样解释的：眼看天下就要太平了，我这身打仗的本事也没啥用处了。为了让组织放心，同时也让自己能够在和平年代继续发光发热，特设这样一个机构，希望借此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弃武从文，还有比这更人畜无害的举动么~~~
所以，当李渊听到这一消息时，不但没有任何反感，反而在心底悄悄松了口气：老二总算学乖了~~~
有了皇帝老爹的默许和二皇子的金字招牌，加之馆内极为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文学馆在长安城的知识分子圈里一时间可谓风头无两。
各路社会名流纷至沓来，不管出名的还是不出名的，大家都将进入文学馆，参加李世民举办的学术沙龙活动看作极高的荣誉。
尤其对于得到李世民欣赏与肯定，成为文学馆正式在编人员的那一小撮人，大家更是怀着无限仰慕之情将他们的成功经历比作是“登瀛洲”。
正所谓“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可见李世民将自己这个文学馆运作得有多成功。
一个常年带兵打仗、见惯了血雨腥风的陕北汉子，玩起文化产业来逼格竟也如此之高，也真是个人才。
当然想拿到文学馆的正式编制，难度也确实不是一般的大。本着宁缺毋滥、优中选优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文学馆编制说起来那真叫一个值钱。
因为，名额实在是太少了。
在李世民的精心挑选下，最后成功入围的仅有十八人。不过，别看人数少，但这十八人却个个都是实打实的饱学之士。
除了一直追随在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像前面提到的姚思廉，以及没提到的虞世南、孔颖达等等，随便拿出一个都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史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天天和这么一帮子喝墨水、摇笔杆子的宗师级学术专家混在一起，估计就算是块朽木也能被雕成传世佳作了。更何况此时的李世民怎么看都是个勤学奋进的学霸型青年。
每天除了必要的朝会之外，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业余活动，每天不分昼夜地呆在文学馆里，从这些名仕高人们身上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那个暴力之外的力量源泉。
之所以如此用功，是因为李世民知道，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要想活下去，要想活得更好一些，那就要对自己狠一些，再狠一些。
现在多流汗将来少流泪，这道理他比谁都清楚。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李世民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认识，但上天给他的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少了很多很多。
就在李世民勤奋而充实的学生时光刚刚过去了没几天，围绕遥远的洛阳那一亩三分地发生一件事，便让原本就没有任何优势的局面变得更加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