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的上海，正是战争的风云打破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梦幻生活的时刻，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与轻歌曼舞已经无法安抚人们的失落与伤感，不过，人们还是麻木的生活着，把那已经苦涩的美酒与咖啡倒进同样麻木的嘴里。
这是一座孤岛城市，战争在它的外围定了格，八一三的炮火早已经过去，再也嗅不到烽烟，人们又开始习惯以往的日子。当然，他们也少不了要议论日本军队在南京杀了好多人，不过，议论归议论，却没有了激昂的情绪，到是有些庆幸，好在自己没有生活在南京。
而此时的南京火车站依然每天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总是被旅客挤得个水泄不通，不知哪儿有那么多人从南京到上海，或者从上海到南京，这样一来，许多时候，火车不得不增加班次。
这天深夜，从南京到上海只有最后一班车了，因为年底的缘故，又加上深夜，赶火车的旅客们并不多，他们依次排队准备上车，站台冷冷清清，警察们在检查着来往的旅客。
冷风吹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大家几乎都瑟缩着。
车站门口，一个黄包车匆匆赶来，拉车队车夫满头大汗，喘着粗气，车停下来，从上面下来两个青年男女，男子掏出钱，也不看多少，塞到车夫手中，然后拉着女青年向车站跑去。
“先生，找你钱。”车夫在后边喊，但两个青年根本没有听见。
“跑得这样急，赶去投生呀。”那车夫自言自语到，说着，拉车离去。
两个年轻人进站后四处寻找售票窗口，准备买票，男青年拉着一个人问：“先生，到上海在那里买车票？”
“到上海，车都快开了，你还来得及买票呀。你们怎么才来，赶火车也不抓紧时间。”那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又对旁边的人说着。
两个人不等那人把话说完，往站台跑去。到了站台，警察拦住他问他们要票，他们说到车上补票。警察不让他们上，还说没有票不能上车。
男青年呆住了。女青年焦急得问男青年。还不时的看看车站外，好像看看有什么人追来。
“先生，行行好，我们的母亲病重了，要见我们最后一面。”青年焦急说。
“母亲，病重？”警察看来看两个人。
“是啊，我们才接到电话，所以。”
“有良民证吗？”
“良民证？”男青年从衣服里摸出两张良民证，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证件。
“那，上车补票吧”说完，把良民证给了他。
男青年将良民证放进衣袋，带着妹妹走向火车。
两个人顺着人流向火车移着。女青年还不时向车站方向惊恐的往着，好像怕有人追来。终于，两个人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
男青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哥。他们。”女青年叫了一声。
“别怕，别怕，没有人知道我们已经上火车了，这是最后的一班火车。”
女青年放心了，她看了看四周，车厢内除了旅客，没有别的什么人，她放心了。
一声刺耳的火车汽笛长鸣，随着哐当哐当的声音响起，火车开动了。而火车站的钟声也响起来。一个软软的女声嗲里嗲气的报告1937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女声依然透露着吴侬软语调甜糯，报完时，还忘不了说一大堆在新的一年里，将在南京政府（汪伪）的领导下，共建大东亚共荣的话，这些话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火车上的广播也响起来，放起日文歌曲，火车上的几个日本旅客开始咿咿呀呀的边唱边跳起来。但他们的歌舞也没有引起共鸣。
“新年到了，大家来庆贺呀。”一个西装革履，梳着油光水滑的小分头的男人说了一句。
“庆贺什么，兵荒马乱的，还有什么心情。”另一个人懒懒的叹了一口气，说到。
“嘘，”油头粉面的男人用手挡住另一个男人的嘴，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那几个日本人正陶醉在歌舞中，似乎他们不懂中国话，有些放心，“你不想活啦，说这些。”
刚才说话的男人怔了一下，也觉得刚才的话有些欠妥“我是说，唉，算了，算了，我只想回家，马上到上海。”
“管他怎么，这日子总得过吧，你们说是不。”旁边的人点头附和，油头粉面的男子打一个响指，一个服务生过来。“先生有什么事情要我效劳吗？”
“你们火车上有香槟吗。拿一瓶。”
“好的。”服务员离去，不一会儿拿来一瓶香槟和几个杯子。
那人给几个打扑克的到上酒，“来，为新年干杯。小伙子，你也来呀。”那人对着男青年叫了一声，男青年摆摆手，表示不感兴趣，那几个人也不勉强，油头粉面的男人将香槟到今酒杯中，泡沫溢出，他优雅的端起酒杯，另外几个也举起酒杯，大家开始干杯。
“哥，我想睡一下。”女孩很疲惫的对男青年说着。
男青年点点头，“你就靠在我身上吧。”
女青年将头靠在哥哥肩膀上，合上眼睛。
旁边几个旅客在议论着什么。
男青年却没有入睡，他警惕的望着四周，回头看后边，怕有人冲进来。过一会儿，他将目光投向车窗外，但见外边一片漆黑，一片死寂，只有火车的哐当生回荡在无边的夜色里。
酒杯碰响的声音和日文歌曲似乎刺痛男青年的心，他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这个男青年叫沈泉，旁边的女孩是他的妹妹，叫沈冰凝。
1937，这个日子将痛苦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也让火车上这对沈氏兄妹永远难忘，因为，仅仅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