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职业的选择，邱行湘并没有什么主见。他之所以缺少固有的目标，在于对生活的本身他还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周恩来曾经在中南海西花厅就工作问题，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溥仪说：“我要求派到工厂去当工人。”溥仪的理想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按照周恩来当众宣布的“力所能及”的原则，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当园丁。而与邱行湘同样没有主见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6人则被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当农民。正因为如此，邱行湘对他能够当一名工人是心满意足的，这曾经是一个皇帝企图担任而结果没有得到的职务。
邱行湘的工种是烫金制本，就像同行们知道的那样，这是一桩具有工艺性质的工作，它不仅要求完整的技术，而且要求充分的细心。这和由于对职业的满足业已构成邱行湘安心工作的基础并不是一件事情。对于一个生性粗犷的军人来说，他目前的危机是关于人与环境的适应性。如果说邱行湘情绪的稳定，需要外部的力量，那么他性情的纤细，则需要别人的启迪。他在走进车间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件不能忘怀的事情：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周恩来的秘书专程赶到崇内旅馆。他第一句话是：“大家有没有肥皂用？”和其他被问者一样，邱行湘感到奇怪，总理秘书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好在对方的解释消除了众人的疑惑：“这是总理想到的事情。他今日凌晨两点打电话给我，叫我来问问你们，而且希望大家多买一点带回去用。”邱行湘的奇怪由此达到惊诧的程度，他不知道像肥皂之类的东西，天下究竟有几个大丈夫会去留神。总理秘书的第二句话是：“请大家随我上街再买点衣物，总理希望你们每人能够添置一件大衣。”因为这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凌晨两点想到的事情，所以他们一起走进王府井百货大楼。邱行湘是穿着一件派克带风帽大衣离开北京的，而他到了南京才明白了周恩来为什么要他们买肥皂、买大衣：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开始试用票证。不过，邱行湘仍然不理解，利利落落地用一块肥皂，顺顺当当地制一件大衣，这种近乎家庭主妇的心计竟然来自堂堂中国的总理！他能够意识到的是，人类的伟大原来在于从一点一滴做起……邱行湘享受着4级工的待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学徒，所以他在进厂的第一天，就拜了一位姓傅的老师傅。其实按照邱行湘的条件，有文化水平，有书法功夫，也有致力学艺的态度，本应成为有培养前途的工人，可是由于他的年龄比他的师傅还要大的缘故，傅师傅把他介绍到工厂办公室当秘书。尽管邱行湘不甘在烫金制本车间里与众多的女工为伍，但是他现在在画图制表、统计进度之余，也觉得不够满足。如果看报需要力气，那么他会看报；如果看书需要力气，那么他会看书。这位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从来就把他的力气当做赢得人生的源源不断的财富。越是想到感恩图报的时候，他越是强烈地感到，他的一生虽然没有一根金丝串起每一个年华的珍珠，但是他要追求后半生的那截红线，挂在上面的珍珠，就是他的汗滴。出于邱行湘的生活的逻辑，他甚至把制盒厂的用木板钉成的办公室看作一个水泥碉堡，把各车间送来的报表看作数张军用地图，每到寂寞的时候他总要看看被他当做枪眼的窗口。外面虽然不时弥漫着烟雾，却是炊烟，不是硝烟。
生活意外地为邱行湘提供了一个炽热的战场。
那是在“粮食引路菜当家，细水长流度荒年”的时节。南京各个机关、各家工厂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蔬菜基地。白下区地处闹市，没有空土可划，制盒厂领到了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10亩水泥跑道，从而开始了又一场人民战争。邱行湘身穿深蓝色的劳保服，肩扛10斤重的鹤嘴镐，迈着军人的步伐，挺着将军的胸脯，跟随着制盒厂的大军走进了战斗的队伍。
这场硬战的硬度是由跑道的厚度决定的。明故宫旧机场跑道由3层水泥3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挖下去，眼冒金星，10镐挖下去，手起血泡。但是不管怎么说，数日之后，制盒厂的战区结束了攻坚战斗。这次战役的战术，是由战场的势态决定的。10亩荒地需要开垦，需要经营；整个工厂需要生产，需要转动。既然不能得此失彼，那么只能分进合击。于是制盒厂的统帅开始整顿人马，兵分两路。
邱行湘伸出长满厚茧的双手，递交了请战书。其实两路人马都在开赴战场，但是他依据他的逻辑以及他的条件，提出了他的要求。邱行湘的上级显然理解他的一切，不过真正同意把任务和责任交给这位当年的战场指挥官，还是他的下级关于“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的理由。由于体格魁梧的原因被批准留在跑道上的是几位年轻人，他们无疑是邱行湘得力的助手，可是出自特殊的心理，邱行湘把他们当做精神上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一条不长不短的跑道上，只能出现他和陈长捷，除此而外的任何一个第三者，都可能干扰一场暗中进行的比赛。最初几天，邱行湘一边板着面孔开垦荒地，一边打着官腔奉劝他们回去，直到后来他们愤然离去，他才露出了一丝诡谲的微笑。
现在几乎是邱行湘一个人在10亩菜地上。由于生活的形式和内容从来没有像这样出现着完全的结合，所以他现在开始的一点一滴进行得非常得心应手：挖水池，挖粪坑，种青菜，种萝卜，甚至还私自联系车辆，打算运一些秦淮河泥……邱行湘在这里坚持了90个白天，除了1万多斤疏菜，他当然还有别的收获。每当他晚上回去，70多岁的共产党员、制盒厂厂长王总要为他准备二两白酒、半碟虾米。有这么一个时日，上午烈日，下午大雨，邱行湘回到工厂，衣服上白霜似的汗渍一点未被雨水冲去，王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邱，你是一个傻瓜。其实，你不傻，我们共产党欢迎你这样的傻瓜……”
当然，每当邱行湘重返明故宫旧机场，望着脚下的土地，他也别有一番心思。当年，他的女友张小倩小姐在这里与他握别，他至今不忘她那银铃般的笑语：“阿拉在石头城下等待将军凯旋归来。”邱行湘每每思之，默默一句：“我已归来，你却离去。”好在路在脚下伸延，无所谓天涯咫尺，邱行湘看了一眼路边的青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在那里创造生活，他在那里等待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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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天，邱行湘调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的职务。与人生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升迁一样，他一旦戴上簇新的桂冠，至少要保持3天的笑容。如果从第4天开始恢复表情的平静，那么此间他在相同的情况下却产生了不同的心情：过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从见习排长到整编师长，从庶民百姓到警备司令，他甚至以为这仅仅是人生第一步；现在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婪，从战争罪犯到普通公民，从车间工人到国家干部，他意想不到他的生命得到如此堂皇的归宿。这中间，邱行湘并没有降低关于生活的价值的标准，相反，正是基于他对这个标准的充分估计，他向同事披露了他在物色对象方面的逻辑：既然张小倩小姐有着十分的美丽，那么未知名的大姐也应该有着十分的美丽。多一分也许对方不嫁，少一分邱行湘绝然不娶。这近乎是件不堪设想的事情。不过，奇迹既然可以在邱行湘身上发生一次，也就未必不能够发生两次。1961年除夕，邱行湘终于举行了结婚典礼。介绍人之一的前国民党74军军长、后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邱维达的贺词说：“行湘兄想娶一位漂亮的妻子，现在他满意地达到目的了！”
1962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邱行湘的结婚照片和题为《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的该报特稿。
春节的前一天，在南京汉府街的一幢住宅里，朴素而热闹的婚礼将要举行了。新郎是邱行湘，新娘是张玉珍。他们站在客堂门口，迎迓接踵而来的客人。新房里男男女女，谈笑风生。来宾中，有江苏政治协商会议的负责人，有邱行湘旧时军政界的老朋友，有男女双方的亲属。孩子们嬉笑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分享着喜糖喜饼香甜的滋味……邱行湘在南京的亲属并不多，他的妹夫黄剑夫已于去年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到地方，偕同家人回四川去了。参加邱行湘婚礼的有黄剑夫的儿子、一位南京大学学生，有邱行湘的侄子、一位华东电力勘探设计院技术员。邱行湘在南京的朋友却不少，满座之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中将主任杭鸿志、前国民党整编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前国民党整编318师少将副师长赖畅安、前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馆外交使节洪之珩……他们现在都在江苏省政协工作。婚礼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原黄埔军校教官沈铸东匆匆赶来贺喜，他现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他说再忙也不能不来吃这杯喜酒。
来宾之中，有两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是不能不提的。一位是我们在洛阳战役后的黄河边上认识的赵云飞，一位是我们在黄埔村中认识的蒋铁雄。他们与邱行湘在昔日的旅程中分手，却在今日的归途上重逢，其间的悲欢离合是一时无法尽言的。邱行湘在自己的吉日之中，当然不愿意过多地回忆往事。可是他以后一旦看见临街马路上的风雨，便倍加珍惜房前屋后的阳光。
邱行湘的家庭生活是美满的。他的妻子在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工作。就经济状况而言，她的收入每月六七十元，虽然带来两个孩子，但邱行湘的月薪现在是100元，所以四口之家的日子倒也过得热热火火。重要的是，张玉珍年方三十，不仅有充沛的精力连同饱满的热忱去照顾邱行湘的生活，而且还将为他生儿育女，了结他一桩心思。还是在北京崇内旅馆的时候，邱行湘跟溥仪开玩笑说，希望他能留下一个“龙种”。现在溥仪成婚之前，他倒得了一个“虎子”。邱行湘为心爱的儿子取名叫“邱泽生”，却不料张玉珍没有同意。最后按照通常的规律那样，他服从了她的意志，取名为“邱晓辉”。这仅仅是一次争论的结果，在邱行湘的日常生活中，也曾经发生过多次口角。起因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内容却涉及到庄严肃穆的正题。张玉珍说：“你这个国民党战犯，简直没有改造得好！”邱行湘说：“我没有改造得好，共产党怎么会放我！”张玉珍感到邱行湘身上还有棱角，根据他的性格来看，这是确实的。不过，更为确实的是，共产党改造的是他的灵魂，而不是他的个性。关于这一点，想必张玉珍同样是可以感到的。
邱行湘的性格特征中，还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机械地讲究形式服从内容。在秦城农场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积满沙土的劳动服，肩上挂一条汗巾，再扛上一把最重的锄头，仿佛若不是这样，他就生不出力气来。现在，邱行湘当了文史专员，他第一件事就是花了60元买回一张楠木桌面的大型写字台，然后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干部服，上衣袋上插一支铜套的钢笔，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从而开始了他的正规的生活。
196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第17辑上，首篇发表了邱行湘的《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文章写道：
1947年11月底，我从国民党第94军第5师调任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奉命之后，即往洛阳到差，着手整顿部队，并积极备战。这时，蒋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连吃败仗，从战略进攻转为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形势逼着蒋介石不得不将所谓“御林军”的青年军拉上第一线，并且调派一批“打手”做青年军的指挥官……我回到洛阳后，首先加强军事控制，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以便独揽大权，在党政军一元化的措施之下，洛阳附近的专区以及所属各县统归我指挥，我帮助他们组织地方武装，恢复各地方的反动政权，并给他们很多的弹药补充。此外，还成立了洛阳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军法处，统一军、警、宪、特的指挥系统，旋即着手调整206师的内部人事，以加强战力……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当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邱行湘的案头挂着一张《牡丹图》，那是在北京崇内旅馆时，溥仪在中国画院当画师的六妹溥韫娱画来送给他的。每当望着这张栩栩如生的画，他便想起当年的牡丹古城，以及埋葬在他的战壕里的断裂的碑碣和衰败的花朵。
展望未来是幸福的，当未来充满欢乐的时候。邱行湘的桌上放着一个马蹄表，那是在他结婚时，与他有着师生之谊的沈铸东特意买来送给他的。每当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他便想起此刻的北京火车站钟楼上巨大的指针，以及座落在北京远郊和近郊的秦城与功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