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到人，从爬到行，他们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变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在迁徙之中发现并踏上了一条阳关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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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监狱的一条门坎，把国民党将军的人生截为两段；共产党监狱的一条胡同，又把国民党将军的命运紧紧相连。现在，虽然他们已经在五云山下安居乐业，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毕竟发生过和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迁。
王陵基是从水中回到地上的，情形有些类似生物的进化。这位刘神仙的大徒弟，与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并称为四川5大军阀“金木水火土”。即使按照刘神仙的谶言，王陵基也应该与“土”建立眷恋之情，奈何秉性的矜持迫使他偏偏与“水”结下不解之缘：1950年2月6日，在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王陵基戴着等同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桂冠的礼帽，架着意味智深莫测的眼镜，穿着象征宅心仁厚的长衫，逃至江安，混上永利号轮船，以期春江放舟，再起东山。不料开船之前，王陵基被发现就捕，从而得以返回故“土”。
王陵基的人生过渡中，白公馆的楼梯、功德林的胡同、以及秦城农场的山路，都是他由罪恶的深渊通往天国的大门的跳板，只不过初入异地，他有些水土不服——不知道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只知道他在那时漱口用牙粉，等到他开始用牙膏的时候，身旁已站有愿意代劳的姨太太。这种生活维持到了他年老体衰的花甲之年，当王陵基开始恢复青春的时候，第一次挤牙膏，竟挤出整整一尺来！这便是“省主席”在白公馆出的洋相。也不知道王陵基青年时代长没长胡须，只知道他在需要修面的时候，身旁就站有专门侍候他的勤务兵。当王陵基决意振作精神的时候，每次使用保险刀，保险每次都得划破脸皮。铺位相邻的杜聿明闻不得血腥，某日睡觉之前，特意为王陵基刮了胡须。这便是“王上将”在功德林留下的笑柄。不过这不是人类的悲剧，人们往往需要危机作为动力。王陵基在古稀之年突然发现，原来世界是由事业和生活组成的。如果他现在只能得到世界的一半，那么他情愿得到生活。
生活是美丽的。王陵基即便由于深度近视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色彩，他也凭借曾经伸出去的双手摸到了这个世界的坚实。现在，既然他获得了秦城的土地，而且又适应了北京的气候，那么，他决定脱去矜持的外衣——用不易觉察的姿势——裸露了属于内在的东西。过去若有人问他年岁几何，王曰：“和蒋介石同年”。现在若有人问他高寿多少，王曰：“和朱德同年”。和朱德、蒋介石同年的王陵基，此间正在秦城农场开拓自己的岁月，开创自己的事业。虽然由于身体的缘故，他不可能像邱行湘、杨伯涛那样拥有惊人的力气，同时由于爱好的缘故，他不可能像杜聿明、梁培璜那样具有非凡的手艺，但是他至少在第五队所从事的象征性的劳动中，以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来表露自己对生活的追求。那是在剥葵花籽的时候，他第一个像执盾牌那样，一手举起一盘葵花，两盘葵花相向而擦，掠起刀光剑影，葵花籽儿纷纷而落，如同天女散花，撒在山前崎岖道路，撒在山后坦荡生涯……廖耀湘走在山间的小路上。10年之前，辽西战役结束的当天，落荒而逃的这位战场指挥官正是沿着一条山间小路投奔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中的葫芦岛，不料行至黑山以西终被解放军查获。10年以后，又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这实在是廖耀湘命运的回归！他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相同的恩遇。这位留学法国的黄埔六期生，凭借他在东北战场上曾经有过的胜利，深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青睐，深受杜聿明的器重，以至平步青云，脚踏着第5军参谋长、新6军军长的阶梯，登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第9兵团司令官的宝座。在他看来，他昔日的戎马生涯简直比凡尔赛宫还要辉煌；这位佩戴着青天白日勋章的将军毕竟走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他凭借曾经在功德林显示过的智力受到北京战犯管理处的鼓励，把陈长捷折服，以至捷足先登，攀援着马列经典的书山，摘取了理论权威的星辰。在他看来，他今日的改造生活简直比漫天的星光还要灿烂。
事情远非如此。
廖耀湘过去在山后到山前的行军中，诚然由于背道而驰，使他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现在，他虽然开始了由山前到山后的转移，却由于来自本身的障碍，他的脚步并没有踏进一马平川之地。廖耀湘当年在通往死岛的小路上，等候了一位独自出门的老百姓，不惜重金买下食物，也就是说，他在结束寄生生涯的前一天仍然需要依赖别人生活。廖耀湘此时在走向活路的小道上，当他准备自食其力的前一天，正等待着一位别无用心的管理员关于辨认食物的测验。
“这是什么菜？”“芫荽。这个菜我吃过，香喷喷的！”“错了，这是胡萝卜，叶子用来喂猪。”“胡萝卜？我怎么不晓得。我们湖南宝庆没有胡萝卜。”
说真的，倘若国民党将军连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去评判他们长得魁梧结实的身躯的价值？不过，廖耀湘以及和这位“书呆子”一起交白卷的将军们用不着多作解释，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可思议。现在，既然旧时代带给他们的灾难已经来临，将军们的作战目标也就有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在人生的战役中将有一次胜利的挺进。我们不必嘲笑他们在望远镜底下认识了芫荽，认识了稗子，而认识一个战场，认识一个世界，也许从一片树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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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附近的那株千年古槐，而今绿了新枝；秦城遗址上的那片百年柿林，而今红了树梢。大自然的使命是呈献生命的果实，全人类的宗旨是建立人性的完整。如果从灭绝了的人性谈起，那么关于共产党监狱对于国民党战犯的意义就进入一个实质性的主题。
在所有的国民党战犯当中，他们的罪恶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不同的职业手段所产生的行为特征的差异，人民对他们的罪恶的仇恨色彩却有些不同。不是公开地出现在碉堡战壕，而是隐蔽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历来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在善良的人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把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恶行当做这柄匕首特有的寒光。在这束寒光沐浴下得以成长的特务头子沈醉，不仅身体力行，虐杀无辜，而且恶种流传，广收弟子，大陆人民乃至海外同胞均以“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称之。
在由人到鬼的进程中，沈醉意外地遇到一堵墙。那是他在昆明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时候。他的小洋楼对面正是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军大学校长的爱国将领杨杰的寓所。一个春光融融的时刻，沈醉悄悄关上了房门，与4个彪形大汉挤在一起，密谋着一个罪恶的勾当。他宣布了蒋介石以参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活动的罪名暗杀杨杰的密令，策划了行动员于前花园下手以便分头离去的方案。待彪形大汉领命而去，沈醉拉开窗帘忍不住一声狞笑。儿子的笑声引起了母亲的哭语，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沈母罗氏打着冷噤走进屋来：“……你的儿子叫他杨伯伯，今天下午他的杨伯伯就要死在院子里，你的儿子会问你，哪个坏人杀死了杨伯伯？你怎样回答你的儿子。我又怎样回答我的儿子！你要杀杨杰，先把你的儿子和母亲杀掉罢……”沈醉愁肠百转，行前三思，哀叹之余，收回成命。其实这仅仅是“杨杰事件”发生地点的改变；1949年，杨杰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19日由云南绕道赴北平途中在香港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沈醉在业已完成由人到鬼的全部演变之后，并不准备效法《聊斋》里的罗祖，放下刀子，立地成佛。他之所以顿收邪念只因为母教的感化力。今古圣贤大都把自己的美德归功天然的母教，却不料恶棍的儿时也一样为母所训。原来情理的感化只能制约一时的心机，真理的感召方能促成一世的意向。
沈醉的母亲罗裙是一位诗人（南社成员），她认为可以传颂千古的旧词首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沈”应为“沉”，“沉”、“沈”相通，于是罗裙为自己心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沈醉”。
莫道千古绝唱，沈醉已知归路。
在由鬼到人的进程中，沈醉意外地遇见一道光，那是他此间在秦城农场从事劳动的时候。随着管理处干部家属的陆续到来，秦城农场大门西侧的坡地上出现了一座托儿所。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讲，托儿所与战犯宿舍之间是应该有一条界线的，所以沈醉与另两位战犯这天的任务是建造一条篱笆。沈醉蹲在这边，聚精会神地编；一个小男孩站在那边，全神贯注地看。出现在篱笆两侧的性灵几乎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然而，世界上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位小男孩勇敢地披露了自己的观点：“天快黑了，你还不回去，你妈妈在家里等你呢。”透过篱笆间隙的柔软的神光，竟如同子弹一样射进了沈醉的胸膛。他没有想过一只擒魔的大手为什么不去指画鬼的所在，更没有想到一个稚嫩的生命也能为他指明人的去处。他在隔着一道篱笆的宿舍里，在与托儿所的小床一般高低的大通铺上，想到的是如何为自己插上一个起码表明是人的标记。
沈醉在黄色的后脖和蓝色的衣领之间插上了一把黑色的梳子，每当烈日当空的正午或是屋檐滴水的时日，他便在宿舍台阶上昂然挺立——替人理发是需要弯腰的，沈醉把它当做人在站立之前的姿势。至于维持这种姿势所需要的心理当然还是他自己写下的日记。
1958年11月20日星期日晴
旧社会的剃头匠是最下贱的，可是重新做人，我情愿从下贱的事情做起。我这句话也许不对，因为新社会的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剃头匠被称为理发员。今天上午为王陵基补了一件衣服，还为十几位同学理了发，当看到自己的手理出一个个漂亮的头来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
在这以前，替国民党将军理发的是一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管理员。理发自然不能算作什么高档的享受，可是每当管理员把凉爽的剃须膏轻轻地抹在他们的脸腮，敏感的国民党将军竟会突然想起旧生活的一幕。尽管不倒虎威者依然进行着无端的挑剔，自惭形秽者却能承受无限的惆怅。就在学习委员会坐商抗击“过去可耻的寄生生活”（王耀武语）之际，帐下站出南北两员大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和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副司令官牟中珩。
沈醉手中的令箭，对于他人来说，没有什么广告的色彩；对于本人来说，却有一些商业的性质。他用情感换得了行为，又用行为换得了情感，当行为与情感的交换发生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们便并列地出现在同一条传送带上，输入人的血管，开始血的循环。于是，存在决定着意识，意识支配着行动。沈醉在一则日记中披露的他们的心路历程，证实着他们被迫接受的人类世界的一个最伟大的理论。
1959年9月1日星期二晴
昨晚入夜时分，一阵大风刮来，竟把快要成熟的葡萄全部刮落。今晨起床，看见同学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葡萄糟踏成这个样子，真教人痛心不已！李科长捡回一些葡萄分给大家吃，我和同学们都吃不下。我到现在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地主掠走农民的劳动果实，农民会起来反抗，我要是一个农民，相信也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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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出身的邱行湘从事着农民的劳作。
秦城农场有20余亩田土——恰恰与他父亲当年购置的面积相同，昔日的东家少爷自然不必过问季节、风雨、收获，今日的生产队长必须讲究精耕细作。他在稻田里想到了邱仁才，他在麦地中想到了沈锁斌，他想到了当年他家的这两位长工在土地上的全部工作。他像他们那样犁田，像他们那样播种，像他们那样薅秧……可是他希望不像他们那样仅仅得到半温半饱的收获。
邱行湘此生希望的建立只有这一次得到成功。
如果说杨伯涛挑断一根扁担而走在将军队伍的前列，那么邱行湘则挖断两根锄把而登上军官学校的讲坛。那是从绿化工地回来的时候，学习委员会指定他在劳动阶段总结会上介绍挖树坑的经验。邱行湘从未领受过此种类型的荣誉，他甚至第一次为讲话而红脸：“惭愧，惭愧……现在有一句话叫做苦干加巧干，苦干我不敢和同学们领教，巧干我倒愿意琢磨琢磨。挖树坑可以取用切大饼的方法，一块一块地挖，一块一块地刨，挖一点刨一点，又省力又省事。
若是等到把整块地全部挖松再来取土，那就少慢差费啦。”邱行湘讲得愉快，廖耀湘听得舒适。他对邱行湘的发言的评价是：具有主观的努力，因而具有客观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