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里面，等一个名叫法思特比尔的律师。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天这样坐着等他了。
对于我来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见到他，一定要访问到他，因为这一次从班加西开始的利比亚革命，可以说，他正是那根导火线，有人把他称为蝴蝶，一个煽动了这场利比亚风暴的蝴蝶。
今年39岁的法思是一名律师，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他准备组织一场在2月17日进行的示威，纪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意大利使馆门口参加“愤怒日”游行，被政府军枪杀的十四个民众。
在他被关入监狱之后，一批妇女率先走上了街头，她们都是1996年的黎波里阿布萨利姆监狱死难者的亲人。用西方人权组织的话来说，这个监狱“臭名昭著”。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卡扎菲把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警察和内政部的安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反对派人士，当然，里面有很多都是无辜者，他们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只是说了一些无心的话，而被身边的人告密。
1996年6月29日，1200多名政治犯因为抗议监狱中的不人道待遇而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送到了的黎波里郊外集体埋葬。死难者大部分来自班加西。
2004年，卡扎菲自己承认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犯人家属有权知道有关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显然这是他向国际社会塑造自己开明形象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死者的家属从来不敢探问自己亲人为何死去，随着利比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松动，一些死难者家属开始冒着风险抗议，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弄清楚亲人的尸体到底埋在了哪里，明确这次屠杀的责任人，要求相应的赔偿。
法思的三名亲人，一个哥哥、一个堂兄、一名姐夫就在那1200多名死者当中。他是受害者家属组织“阿布萨利姆家属”的发言人。从2004年开始，他每个星期都会到法院门口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坐了七次牢，遭到拷打。
但是，从2007年开始，愿意和他一起站出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这些死者的家属就会拿着家人的照片，到高等法院门口静坐，她们要讨一个说法，她们都是死者的母亲、妻子或者姐妹。多年来，利比亚政府一直否认曾经在监狱里面发生过屠杀事件，家人从1996年之后，一直给监狱里面的亲人送食物和衣物，直到2000年，4年之后，才被告知，原来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死因。2008年12月，在班加西的法庭裁决下，利比亚政府开始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死难证明，但是没有提到他们如何死亡。当局也愿意作出赔偿，条件是这些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利比亚政府的责任。班加西的大部分家属回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政府查明真相。
这一次，也就是2月15日，当这些家属知道法思被关进了监狱之后，马上走上了街头。因为这样，第二天，法思被释放出来。当人们看到有民众带头走上街头之后，不再害怕的人越来越多。2月17号，人们参加“愤怒日”的纪念游行。但是，游行的队伍里面很快出现了很多戴着黄色帽子、拿着剑和石头的人，他们攻击示威者，这些人包括了卡扎菲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被政府雇用的人。于是冲突开始，政府军开枪。2月17日被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期，在班加西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写着这个日期的旗帜和标语。
法思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代表班加西。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要采访他的原因，吸引我的，是好奇，他看上去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律师，一个在这个社会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人，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需要付出代价的道路？
他很忙，打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确定了今天的采访时间。不过，坐在酒店大堂，我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就在两天前，我们已经约定了在另外一家酒店楼下的咖啡厅见面，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他出现。他的助手在电话里面表示歉意，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约定第二天。当然，第二天他依然没有出现，于是对于这个“明天先生”最终到底会不会出现，我一点也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不管等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
两个人走进了酒店大堂，年轻一些的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另外一个稍微年长的戴着墨镜，拿着一个公式包。年长的人除下墨镜，径直向我走来，听出他的声音，是一直和我在电话中联系的他的助手。只是，虽然和年轻一点的那个人握了手，我依然无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访问的人，因为也就是一转头的时间，他和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比他们早两分钟进入酒店大堂的人聊了起来。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法思，因为说实话，两个人都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穿西装的过于斯文，感受不到一点点街头运动者的气质，穿格子衬衣的这个，又找不到一点点专业人士的感觉，过于草根，就好像香港那些专门喜欢在立法会扔香蕉吵架的立法会议员。
问他的助手，终于确定，原来就是那个穿格子衬衣的人。说实话，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点魂不守舍。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他很忙，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睡觉，但是听他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他不会说英文，这并不奇怪，卡扎菲在自己的驻地1986年被美国轰炸之后，不再在学校里面教英文，直到1997年才恢复。算一下法思的年纪，正好是他读中学以及大学的时候，所以这批年纪的人，除非到国外学习或者工作过，不然一点英文都不会。不过想到他曾经被捕八次的经历，想象一下他在监狱中曾经遭到过的拷打，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现在这种状态的缘由。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心智和体力上都是。
我们终于在一间酒店房间里面坐下，这是过渡政府在这家记者聚集的酒店专门为记者做专访而安排的房间。翻译不是他的助手，而是过渡政府的一名新闻官亲自出马，当然，看得出来，他们的私交非常的好。
访问还没有开始，他先通过助手问我，中国人对于这次利比亚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中国人是否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他，如果只看中国官方的报道，那么对于利比亚的这场变革知道得不会太多，人们只是知道反对派上街，然后打仗了，但是为什么上街，民众为何有这样的诉求，却没有太多的渠道知道。也因为这样，我希望能够把他的故事报道出来，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从他的身上，可以快速地让中国观众看到，一个普通的利比亚人是如何顽强地争取着自己的权利，如何顽强地找寻着一种公平。
法思很谦虚，他说，其实这次的变革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利比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人们不再单独依赖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次，卡扎菲为了和西方靠拢，至少在公关形象上营造自己开明的形象，确实在管制上宽松了一些。而最后，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敢于站出来，即便站出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
但是，利比亚人没有经验。2006年2月17日的愤怒日，在政府开枪之后，示威人群控制了班加西整整五天，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这次，因为有突尼斯和埃及，让他们有了可以操作的一种路径，于是最终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而所有的这些，是因为利比亚人有这样的诉求。
应该说，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没有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民众，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并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就好像突尼斯那个自焚的小贩，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已经积累了怨气，人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站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之后的变革。埃及也是一样，人民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所有的街头抗争，最终就会像利比亚在2006年那次那样，最终无疾而终，人们又重新归于沉默。当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淀和积累，随着临界点越来越低，一个小小的随机事件就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
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和那些政客不同，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一种理念，不会进行计算。当然，这样的人通常结局比不上那些精于计算的职业政客，因为他们懂得包装，懂得如何经营，而当革命进行之后，一个新的政府的运作，当然需要有更多技术方面的考虑，这也就为技术官僚、职业政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先驱者，真正走上街头的人，往往会慢慢地在新的体制里面被淡化，或者被高高挂起，很多时候还因为他们的能力在新的框架里面忽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外形气质和这个新的框架显得格格不入。就好像现在的过渡政府，虽然他们这些本土人物承担着一定的职务，忙碌地做着很多事情，但是更多时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的政治人物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他们的人脉、视野决定了他们占据优势，也提供了新政府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因为从他们一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计较过得失。就好像法思在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的时候所表示的，他现在最想的，其实是能够停下来，可以谈谈恋爱，可以做一个不需要承担太多公共事务责任的人。
我没有好意思问他个人问题，毕竟通过翻译进行的采访，一直在谈论民主自由如此高深严肃的问题，忽然插入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些突兀。对于法思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观众可以分享他的经历，知道他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中文名字写下来，他尝试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的样子，让我看到一个很想谈恋爱的男孩站在了我的面前。
晚上，去了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高等法院的大门外，这一千二百多名死者的照片还挂在那里，还有很多新增加的照片，那是在今年二月份的示威中死去的人。照片的尺寸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所有人的脸都是那样的年轻。
大门外是孩子们以及女性聚集的地方，这块空地被塑料围板围了起来。一个记者正在为一群孩子摆拍照片，孩子们拿着三色革命旗，对着镜头，高喊着口号。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在空地里面跑来跑去，你追我赶，男孩子还会拿着玩具枪对着女孩子装腔作势一番，和那些喊着口号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当然，我更喜欢孩子们这个样子，大人们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一个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下生活？
如果他们过早地介入了政治，我总是担心，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儿时的阴影：口号，枪声，死亡，所有的这些。
男性在广场的另外一边，太阳落山，他们要进行一天最后一次的祈祷。不过这样的宗教仪式，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没有那样严格的遵守，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闲逛，或者就是三五成群的站在那里。
之前采访过的那些自己办报纸的男孩来到广场卖他们最新一期的周报。拿着高音喇叭，捧着报纸，在那里转来转去十多分钟，其中一个男孩子才鼓起勇气开始叫卖。看着他们向经过的人群挥动着手中的报纸，觉得年轻真好，因为到了自己现在这样的年龄，要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做，还真的很难说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每天晚饭之后，人们就会来到这个广场，两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乐此不彼，享受着这个过去四十二年来从来没有有过的感觉。高音喇叭里面，一名男子正在控诉政府军如何对待示威民众，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听众，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声地表达。就好像萨达姆倒台之后，巴格达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到处都是高声演讲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被压抑得太久。
高等法院的旁边就是内政部，这座大楼现在变成了媒体中心。大楼前面的空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摊档，售卖小商品。这在过去同样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现在，一个自发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广场上展现出来。
一个看上去和我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跑过来用英文问我：“你是记者吗？”我点头。“你看，这是多么美妙啊。”说完，她带着她灿烂的笑脸，跑回了自己的小伙伴那里。
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不需要上学那样美妙，还有大人们的快乐，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和之前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