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看到同事从的黎波里发给我的邮件，询问我一件事情：“求证一件事情，两天前的晚上，这边电视台说班加西八个居民区升起了绿色卡扎菲国旗，还有很多人打电话到西边，说愿意和卡扎菲在一起。结果，的黎波里的人疯狂了，到处庆祝对空鸣枪。我想是不可能的，你那边是不是根本没有听说？”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我告诉她，“班加西的人现在都懒得搭理这些了。”
就在三个多星期前，当我刚刚到班加西不久的时候，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就用过去班加西游行支持卡扎菲的画面告诉民众说，卡扎菲在反对派的大本营同样也有支持者，结果在班加西，人们拿着反对卡扎菲的标语旗帜走上街头，用行动表达立场。
当然，这样的呼应，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西部的民众，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东部民众的这场集会，尤其是的黎波里，卫星天线接收受到控制，国营电视台成为唯一的消息来源。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同事类似的询问，她没有到过东边，对于班加西，只能够通过媒体来进行了解，就好像我对现在的的黎波里的了解那样，只能够通过BBC和CNN驻当地的记者，还有就是自己的同事。也因为这样，发现不同的记者，差别就是巨大，同样的一个采访场面，有的可以从里面发现问题和疑问，有的却是照单全收。
对于班加西，在我没有到来之前，我并不关心，只是有一些零星的印象，都是来自媒体以及同行的描述：很混乱，有基地分子，反对派是乌合之众。准备来班加西之前，才开始认真地搜集资料，看了很多在当地的独立记者以及学者的博客，中东以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发现自己原本的印象是多么的错误。当然，即便这样，我也不想快速地下结论。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判断这里的反对派们。
说起反对派，似乎是一小撮人，这也是很多人对反对派的定义和印象，却忘记了从班加西开始的反抗是没有组织性的，也因为这样，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民众的称号，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认为反政府行动一定是由一些团体，或者一小撮人组织起来的观念，因为这里走上街头的人民，一开始就没有组织，就是自发的。
今天是西班牙马德里广场示威的第六天，也是非法集会的一天，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在投票日前，不能够有任何的街头示威活动。但是，这二万多人并没有离开。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来自各地的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受到埃及民众的鼓舞，通过社交网络的呼吁来到这里。这是新的形式的街头运动方式，也许有那么一个人或者一批人，可以被称为组织者，因为毕竟需要有一个人带头提出一个建议，但是呼应的人的多少，是不是可以成为真正的行动，却不是提出建议的人可以控制和预期的。对于马德里的这些年轻人，国际媒体一开始并不关心，直到昨天，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成了头条新闻。
同事的每次询问都让我提醒自己，在看着这个地方，以及通过媒体看的黎波里的时候，尽量不要被一些固有的印象阻碍了自己的判断，尤其不要急于进行判断。但是，有一些基本事实还是有助于进行判断的：的黎波里的记者们不能够自由采访，的黎波里的记者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支持卡扎菲的民众，虽然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发自内心。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突然出现这样的人群，总是让人觉得可疑，就好像刚刚过去的巴勒斯坦受难日，过去十多年都不被叙利亚政府允许出现在戈兰高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居然那天可以在那里集会，甚至钻过铁丝网，而叙利亚方面不进行干涉。这至少说明一点，叙利亚政府不再阻拦。
同样的用一些基本事实来进行判断，在班加西这个反对派的大本营，我还是相信会有程度不同的支持卡扎菲的人。我同样相信，在这里的环境下，这些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们未必会像的黎波里公开表示反对卡扎菲的人那样，被抓或者消失，但是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只是口头的表述也会遭到周边人的痛骂。不过，我不相信在班加西这里，过渡政府会对这些人采用私刑，因为毕竟聚集的媒体太多，大家每天都在发愁如何发现新闻点，而这些媒体和过渡政府自己的媒体不同，不是宣传工具，因此，一旦利比亚政府通过国营电视台有怎样的指控或者描述，在这里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独立的核实。
就好像前两天，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北约原本要袭击军舰，但是打偏了，打到了旁边的游艇，的黎波里的记者们没有办法进行独立核实，因为不被允许去现场拍摄。很快，北约展示了空袭这些军舰的影片，也很快，的黎波里的记者们被安排去拍摄被炸毁的这些军舰，这次政府的解释又改变了，表示这些军舰不是北约说的去投放水雷的，而是护航舰，但是对于记者询问的能不能够展示出航记录，则避而不答。
我可以想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虽然可以上网，也可以对外进行联络，但是毕竟和这个城市没有一种实质性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是必须随机地和这个城市的民众进行交谈，所以我总是会去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随便走走，或者在街头截车，就是为了避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过于依赖我的司机和翻译，因为他们讲述的，带着他们的思维痕迹，以及他们的判断。
今天去科斯塔，进来两对男女，惹得我不断偷看他们，因为两个女孩是亚洲人。从她们的长相还有装扮，我的判断是菲律宾人，竖起耳朵偷听了一下他们的对话，语气娇嗲夸张，有浓重的菲律宾口音，在香港实在听得太多。
这两对男女没有坐在一起，而是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动作都非常的亲昵，男孩子搂着女孩的肩膀。
哈迈德也忍不住看了他们好几眼：“奇怪的人。也许是男女朋友吧。”虽然也见过不少年轻情侣在这个咖啡馆出现，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亲热的动作，特别是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更是显得很扎眼。我闪过一下和他们搭讪的念头，因为很想知道这两个菲律宾女孩到底是做什么的，毕竟，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外国人，不是记者，就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是一些外资公司的职员。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当我的眼神和她们接触的时候，她们显得并不友善。这同样也是奇怪的，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目光相遇，相互总是会用微笑来打招呼。虽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八卦心理，但是至少说明，这里开始歌舞升平了。
终于有了那个德尔纳的巴勒斯坦男孩的消息，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我：
亲爱的闾丘：
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这样晚给你回邮件。我使用的上网服务，我无法控制可以上网的时间。谢谢你帮助我的女朋友找到了我。她讲了好多次，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说她尝试过很多其他人来帮她，但是你却是唯一一个帮助了她的人。
我必须向你道歉，因为错过了和你见面的机会。那天我把我的电话留在了家里面，我的姐姐看到有打入的电话，就把电话关机了。真的非常的可惜。
我的女朋友告诉我，你写了一篇文章，而在互联网上，很多人认为我爱她没有她爱我那样多。哈哈，不是这样的。我爱她甚于一切。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有着美丽的心灵。我相信，她是真主赐给我的礼物。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不要客气，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我的女朋友说，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会祈祷真主保佑你们，让你们在利比亚，还有你的人生中的其他地方平安。请保重，也感谢你为我们，以及利比亚所做的一切。
我有些感动，因为他对女孩的描述，和女孩之前对他的描述，有着一种相似之处，让人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属于同样类型，至少他们都很看重一个人的内心。
在我的文章刊登之后，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多数是祝福，也有一些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担忧，担心女孩子是不是过于的一厢情愿，甚至有人认定她遇人不淑。
也因为这样，这个女孩在看完了那些评论之后，发了邮件给我，讲述她是如何看待她的这段感情，讲述她的信心来自哪里。而这封邮件，应该是这个女孩，希望让我相信她所讲的一切。
其实，我是否相信并不重要，这段感情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当然在于两个当事人。
我忽然想到了那两个菲律宾女子，或许也是因为爱情的力量，让她们回到这里，看望分开了至少两三个月的男友，也因为离别，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会这样的旁若无人。
这场冲突，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分离，异国的，或者是他乡的，也许还会有因为变成了敌我阵营而分手的。
和解，这是在班加西这个地方，人们总是在强调的一点。如果在街头问路人，怎样看卡扎菲的那些士兵，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责任在卡扎菲，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他们很多时候是被欺骗的。”
一个被反对派俘虏的政府军士兵告诉BBC记者，他们上前线的时候，上司告诉他们，是去打基地分子，但是到了前线才发现，原来让他们打的是自己人。
这样的问题，在记者会上，也经常被利比亚当地的媒体提起，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些外来者，不会想得如此仔细。
一个班加西的记者问过渡政府发言人：“曾经在国营电视台工作的媒体人，解放之后，他们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在媒体工作？如果他们的专业水平足够的话。”
“如果他们现在选择依然在国营电视台工作，那么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过，我们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谁都可以自己办媒体，如果愿意的话。”
类似的问题，之前过渡政府也回答过很多次，他们总是用这样一种说法：
“一个卡扎菲的官员，手上曾经沾染过人民鲜血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但是，每次我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界定有没有沾染鲜血呢？除了那些直接下令的人可以清晰地界定，那些从犯呢？那些在体制内不得不执行指令的执行者呢？也因为这些问题，未来的利比亚人内部的和解，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知道这个体制是错的，人却在体制内，离开会有风险，或者根本没有离开这样一个选项，怎么办？
过去，我会觉得，尽忠职守是值得尊重的品质，但是现在，我想人总是需要为自己设定底线的，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体制的反抗者，或者烈士，但是可以选择一种不合作、不配合的方法，或者，最低限度，不要刻意地去做得完美。
就好像在柏林墙倒下之后，德国法官在审判一名守卫柏林墙的士兵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你不能够选择不开枪，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
看了一下同事今天在的黎波里的活动安排，又去拍摄被北约炸毁的政府大楼，谴责北约造成了平民伤亡，但是同事质疑，为何无法采访受伤的民众。
这次的安排和之前的采访安排比较，显得没有那样用心，不知道是这些新闻官员的故意敷衍，还是已经有些乱了阵脚，没有了心情。
这些还在的黎波里努力工作的官员，他们此刻的心情才是最五味杂陈的，尤其是那些能够毫无障碍地获得信息的人，他们的处境要比那些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人来得更加复杂，因为凭借他们的智商和能力，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实环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是否陪着卡扎菲赌上这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