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和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经常通过微博进行联系。虽然我们都使用利比亚本地电话，但是卡扎菲切断了东西之间的联系，所以无法相互通话。
比东部要好一些的是，西部电话可以向外打长途。当然，很多时候我也有些疑惑，到底是只有记者手头的电话才能够自由地和外界联系，还是包括所有的当地居民。在记者们下榻的力奥克斯酒店，虽然可以自由上网，看各种卫星电视频道，但听很多人说，普通的的黎波里民众已经无法上网，电视的选择也很少。至少有一点，到现在为止，社交网站上看不到来自的黎波里的民众上载的视频，比叙利亚还要密不透风，这从某个角度证明，当地的网络管制非常厉害。
“我在这边听到许多对东边的说法，不知道真假。比如，东边的部落是不是支持反政府军？东边生活秩序不正常，学校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开门？叛军残酷地杀害卡扎菲军队的士兵，吊尸鞭挞？有平民从东边出逃？”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我所在城市的状况，只能这样告诉她：“说老实话，这里很正常。学校没有开学是担心安全，因为毕竟还是有些老卡的支持者。我们每天到处走，采访完就去吃意大利餐，然后去科斯塔喝咖啡。晚上会去散步，然后去买炸鸡吃。对于你们那边，过渡政府的人现在说起来很小心，表示他们信息也不多。这里记者很多，采访很自由，对于西边也有很多的传说，大多数是抓人、排队、加油。这里的人打电话给西边，说话都很小心，怕给对方惹麻烦。”
同事说，她所能够接触到的的黎波里的人，酒店的服务生，负责陪同他们的官员，偶尔被组织外出采访时现场遇到的一些民众，都对东部带着相同的印象：东部只有很少人支持反对派，城市陷入混乱和停顿，情况一团糟。
同样的，和东部城市的人聊起的黎波里，几乎每个人都会焦虑地觉得，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断有人消失，食物和燃油的供应出现了问题。到现在，唯一能够证实的，应该是汽车加油需要花好几个小时，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外国记者从突尼斯边境进入的黎波里，前往指定的酒店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油站，而这些日子，几乎每个记者，在不同的时间都看到了排队加油的长龙。
过渡政府在几个星期前，经常会讲述一些的黎波里的状况，甚至提出一些对卡扎菲的指控，但是，最近显得非常谨慎。发言人强调说，对于的黎波里的情况，他也是听一些从的黎波里逃出来的人讲述的，或者是这些逃出来的人带出来的一些视频而已。这当然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在未来有机会被独立论证的时候，反对派的指控如果证明是错误的，会对反对派的声誉造成影响。就好像利比亚政府对反对派的指控，其实有些自欺欺人，因为在东部，太多记者，太多各种的独立团体，可以去证明这些指控准确还是错误。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传出了利比亚石油部长叛逃到突尼斯的消息。到突尼斯，是目前为止最快捷和安全的一条通道，从的黎波里开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当然，需要通过无数的政府军的检查站。
如果不这样走的话，就需要穿越西部的沙漠地带。同事打电话向发言人穆萨确认，对方干脆关机不接电话，而快要接替穆萨的准发言人，一口否认。作为发言人，这是最忌讳的一点。对于自己不清楚或者不确定的事情，千万不要说死，就算知道真相，迫不得已要欺骗媒体，也需要用模棱两可的方式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今天中午的时候，CNN打出了走底字幕，突尼斯官方证实，利比亚石油部长已经抵达突尼斯，宣布脱离利比亚政府。高官的离去，对卡扎菲的心理压力，一点也不比北约的空袭来得小，甚至更大，是不是会有一种骨牌效应，还真的值得观察。
突尼斯到现在还没有承认过渡政府，但是从突尼斯在边境地区，对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冲突的表现，以及对利比亚难民所提供的帮助来看，实际上已经站在了过渡政府这一边。
一个来自突尼斯的政党代表团今天到达班加西，他们宣布，会对过渡政府提供医疗上的支持，他们会安排航班，从突尼斯运送医生到班加西，每批医生会在利比亚停留一个星期左右。
这是一个在突尼斯刚刚建立的政党，叫做“国家和平繁荣联盟”，在突尼斯已经是第六十八个登记的政党，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参加七月份的宪法委员会的选举。
他们的发言人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律师，这一直是让我觉得钦佩的地方，不管是埃及、突尼斯，还是利比亚，总有一批专业人士站出来，愿意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很难保证独裁者下台之后，国家能持续和稳定地发展，避免走向极端。
“我们并没有胜利，我们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这个叫做法利娜的女律师很认真地告诉我，“从现在到七月份的宪法委员会选举，才是关键的阶段，是不是有足够的参与，选举是否公平，选举之后，新的政府是否真的有所作为，回应民众的诉求，所有这些，需要时间。”“那么作为走得最早的人，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利比亚人借鉴？”“利比亚要走的路比我们还要长，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而利比亚首先需要制定宪法。”法利娜把手机还有电子邮箱很认真地写在我的本子上：“希望七月份选举的时候，可以在突尼斯看到你。”嗯，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也一直认为，不管是埃及还是突尼斯，后穆巴拉克时代，或者是后本阿里时代，更值得关注。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制度，那民众走上街头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革命而已，而革命未必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今天遇到一个利比亚同行，当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好奇地问：“说心里话，你们想回到中国，还是留给英国？”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存在假设的吧。”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还是那句话，历史不会从头再来。
“那么，你们现在觉得自由吗？如果不自由，学习我们，革命。”“不用担心，香港很自由。”“是吗？”对方显然被我们搞晕乎了，因为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的印象。
“一国两制，明白吗？”“哦。”尽管他点了点头，我并不确定他是否明白一国两制到底是怎样的含义和模式。“还是不要革命的好，革命会流血。我们是没有办法。”停顿了几秒钟，这位同行若有所思，留下他的忠告，从我们的身边飘走了。
今天在微博上提到了奥贝迪的事情，那个出现在的黎波里酒店，政府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会上，高呼自己被卡扎菲的人强奸的女孩。国际刑事法庭也表示，正在调查卡扎菲的手下是否有组织地进行强奸，因为有证据显示，一些人配备了“伟哥”。
这样的事情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已经超出了常理。也难怪在微博上，一些中国的网友认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认同利比亚官方的说法，认定这个女孩是在诽谤利比亚政府。不过，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不代表并不存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苏丹政府军强奸妇女，这些都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事情。尽管很多人会觉得，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却忘记了有些人的残暴，忘记了“反人类罪”在不同地方都在发生。
对于奥贝迪这样一个穆斯林女性，要公开承认自己被强奸，需要比其他社会的女性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有些部落或者村落，对于女性的要求相当苛刻。
在巴勒斯坦，一名女大学生失踪了。两个月之后，她的尸体终于被找到，警察也找到了凶手，原来就是她的叔叔，以及他的叔叔随便叫来做帮手的一个陌生人。因为认定自己的侄女和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损害了家族的声誉，于是，这个叔叔和那个陌生人一起，把侄女塞进车子，扔到了荒漠中的一口井里面，女孩被扔进去的时候还在呼吸。
女孩的叔叔被捕后，他也承认自己过于冲动，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侄女是否做了有辱家风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巴勒斯坦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团体发起游行，要求法律认定这种为了保护家族荣誉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在女孩的葬礼上，很多年轻的男性加入了抗议的队伍。
伊斯兰社会本身也在对原有的一些风俗习惯进行反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挑战这些风俗的理由是，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其实并不是宗教行为，因为作为法律依据的伊斯兰教义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一些部落或者村落的习俗而已，而习俗如果和教义冲突，那就应该废除或者改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奥贝迪选择讲出真相，根据当地的风俗，她的未婚夫可以休了她，甚至为了家族的荣誉而像那个女大学生的叔叔一样杀了她。也因为这样，事发之后，她的父亲马上去找她的未婚夫，希望他不要惩罚自己的女儿，因为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奥贝迪已经是夫家的姓氏，也就已经是夫家的人。
未婚夫答应了，但是两个人的未来却很难确定。就在奥贝迪到了多哈之后，她的未婚夫拒绝跟随，并且告诉她，两个人可以定期通通电话，因为他需要时间来看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够接受她，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那么将来两个人只能够各走各的路。
奥贝迪接受了这个现实，从她决定要公开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对于她来说，是要重新开始生活。她说，经过这一次，她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
“我现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知道，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班加西的迪拜大街有很多时装店，和其他的中东国家城市一样，即便是最保守的沙特，很多都是出售性感晚装的。当然，这些服装只能在家里，或者是婚礼上，女性之间相互欣赏，因为男女宾客是分开的，正如只要有条件，家里面通常会有两个会客室，一个给男性客人，一个为女性客人准备。
但是，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包着头巾，但是她们平常不会穿着黑色袍子，而是牛仔裤，还有现在最流行的长度刚刚过臀部的衬衣和贴身外套。
如果去ZARA或者H&M，从去年到现在，女装部几乎都是这样的款式，贴身或者宽松，分不清是连衣裙还是长衬衣，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于中东，以及印度这些地方。而这些西方品牌设计的服装款式，又成了这些地方的流行装束。结果，我经常发现，自己的穿着风格，和当地的那些女性几乎没有分别：长衬衣，紧身裤，还有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唯一的不同，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学会包头巾的方法，无法像她们那样一丝不苟。
今天去餐厅吃饭，居然要等位子了。年轻夫妇带着婴儿或者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年长一些的夫妇带着快要成年的子女，餐厅里面，终于不再是外国记者们的天下。
看来，这些日子，至少是有钱人回来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