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地方出现战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后，记者们蜂拥而至，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酒店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类似新闻中心的地方。新来的记者不需要感到担心，只要住进对的酒店，很快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
2001年采访阿富汗反恐战争，我从塔吉克乘坐直升机到了北方联盟的基地，一个距离喀布尔四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谁都对喀布尔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印象，就算是和我们同行的经验丰富的两位英国记者。对于绝大多数记者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反恐战争，很少有机会去关注阿富汗这个地方。不过，我们都知道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因为那是记者们的聚集地。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知道这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目标。我和我的同事携带的设备太多，只能够分坐两辆出租车。我们约定，最终在洲际酒店会面。
这次的目的地是班加西的乌祖酒店。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闻中心，大堂放了一块巨大的黑板，过渡政府如果有记者会，就会在黑板上写上时间，地点就在乌祖酒店里面。互不相识的记者们显得非常友善，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早上，刚刚坐下准备吃早饭，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西装、典型记者装束的男子走过来，声音很腼腆：“打扰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者，外面的黑板写了，麦凯恩九点钟在高等法院那里有个活动。”我低头一看表，不到十分钟九点。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英国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人员，协助过渡政府协调媒体采访。
昨天晚上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我，对于整个城市还没有任何方向感，不过职业习惯让我知道，这是自己不应该错过的采访机会。趁着这名同行绕场一圈通知完所有吃早饭的人再次经过我身边时，我叫住他，询问去高等法院需要多长时间。“五分钟，坐出租车，他们都认识。”从他有些诧异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意识到我是新到的记者，因为新闻中心就在那里，身为记者，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本来就打算吃完早饭去新闻中心，因为需要办记者证。和在黎波里不同，那里的记者算是受到利比亚政府的邀请，可以办理签证。也因为这样，活动范围只是在酒店里面，只能够参加政府安排的集体采访。在班加西，则是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拿不到利比亚签证的记者。到过渡政府的新闻中心申请一张记者证，只不过显得正规一些。事实上，采访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检查记者的证件，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国人长相，拿着摄影器材的人。
酒店门口排满了出租车，这个时候，外国记者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顾客和雇主。在酒店大堂，坐满了等候雇主一起出发的司机、翻译，或者是在寻找工作机会的当地人。他们绝大部分很年轻，看到陌生面孔出现在酒店，就会上来询问是否需要翻译或者司机。
这同样很像在喀布尔，我的翻译就是在洲际酒店找到的，当我们在酒店等候同事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上来，询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翻译。这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尤其是当地人英文水平不高的地方，翻译成为我们和当地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桥梁。当然，这些翻译的英文水平非常差，在阿富汗，他们都是自学成才，依靠听美国之音广播，而在利比亚也是一样，因为卡扎菲并不鼓励民众学习英文，特别是在1986年卡扎菲遭遇了美国的轰炸之后，民众一直被教育要向西方社会宣战。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开始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利比亚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世界。而互联网，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都成为利比亚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英文也成为年轻人渴望学习的语言，他们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就通过英语广播以及电影和歌曲来学习。
当我们赶到高等法院，麦凯恩的车队已经到了。很像是在拍电影，麦凯恩在过渡政府副主席的陪同下，参观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类似于埃及解放广场的地方。现场有二十多个拿着利比亚国旗和美国国旗的民众在那里示威，麦凯恩则和这些示威者握手交谈，从镜头上来看，场面很是热闹。
我很好奇，九点钟，加上正好是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街道上安静得几乎看不到车辆经过，为何会出现这些示威者。等到麦凯恩离开，谜底揭晓，示威人群里的几个女性，本身就是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这是一个安排给麦凯恩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场面。如果说卡扎菲那边对记者控制得非常严格的话，那么在反对派这一边，至少从现在来看，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的手法显然已经非常熟练。麦凯恩的记者会举行前，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会场布置，背景当然是国旗，两旁贴满了写着“自由利比亚”、“一个利比亚，的黎波里是首都”的标语。
不管是过渡政府的成员，还是普通的班加西民众，和他们聊天时你会发现，经过两个月，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国际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诉求是虚假的，或者只是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同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经济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点。
利比亚每天出口160万桶原油。因为原油的品质更好，价格也比一些中东国家昂贵。但是，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并没有让大部分利比亚人受惠。看看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就算是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比不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三星级酒店。整个社会似乎停留在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
当然，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欢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高楼多了，环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根据美国CIA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变成中东的国家，不要说阿联酋，只要和卡塔尔进行比较，都会让没有富裕起来的利比亚人感到不满和沮丧。
在酒店看到很多熟悉的，但是说不出名字的同行面孔。在阿富汗见过，在伊拉克见过。十多年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头发也已经白了，就好像我自己，身心都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应该是好事情，因为想的没有那样复杂，反而能够从容面对。看着那些年轻同行紧张亢奋的样子，终于明白了，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遇到一个BBC的同行，一个住在伦敦的利比亚人。在酒店大堂，他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的眼睫毛长长的，就好像假的那样。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他被他的眼睛迷住了，呆看了好久。当然，这是中东人的天赋，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副长长的像假的一样的眼睫毛。
他说他在班加西已经三个月了。我忽然很同情他，因为我们的这份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浪漫。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每天都要发掘出不同的新闻，最好还要有足够的新闻价值，这对每个记者都是不小的考验。从我以往的经验来说，一个月已经足够让人烦恼，因为电视记者和报纸不同，需要画面，需要被访者站在镜头面前，而平面媒体则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可以有细节的描绘，可以是关键人士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我总觉得，如果是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在一个地方能够呆上一个月或者三个月，那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于每天都要交功课的电视记者来说，如果每天都是静态的新闻，观众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是现实，电视观众很多时候就是喜新厌旧。
我们聊起在米苏拉塔死亡的两名同行。就在我和我的同事抵达班加西的当天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班加西。死亡是记者这个职业要面临的风险之一，特别是进行战地采访。也因为这样，国外的记者都有高额保险，以及高额收入。特别是一些大媒体，他们的收入是按日计算的，每天有差不多几千美元的报酬，而这些钱，是直接给他们指定的家人。高投入培养出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但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人，只要是在战场，和死亡的距离就只有一线之差。
他说，他只有一个希望，能够从陆路到的黎波里。这也是我的希望。只要战事平息，这个希望就可以成为现实。但是何时结束，这才是最关键，也是谁也不知道的问题。
他告诉我，BBC正在打算通过海上，将一队采访队偷运到的黎波里。目前，只有官方邀请的记者才能够进入的黎波里。而进入的条件是，必须呆在指定的酒店里面，不能够随便外出，只能够进行官方安排的采访。这很像2003年美国开始向巴格达轰炸，萨达姆还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些日子，陪伴我们的是政府指定的翻译，我们不能够在街头随便拍摄。每天，新闻部会用一辆车安排我们去采访那些政府说是被美军炸毁的平民住宅。至于里面住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办法核实。即便是街头采访，翻译也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永远都是如何热爱萨达姆。而这一点，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发现，因为我去美联社传送稿件的时候，他们的雇员是当地人，他听完原声以及英文翻译之后告诉我，翻译把被访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
我明白BBC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非官方的采访，才有机会看到的黎波里正在发生怎样的事情，也有机会听到的黎波里民众真正发自内心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的黎波里刚刚宣布，抓了一名西班牙记者，而这名记者被允许和父母通电话。在没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的黎波里，被抓到之后，至少是非法入境的罪名。
想起出发之前看到的一篇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这篇博客被翻译成英文，讲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玻璃窗，看到的的黎波里街头的情况，题目是《恐惧中的幽默》。虽然不长，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压抑。对一些的黎波里的民众来说，这种压抑已经处于临界点，只不过因为恐惧，还没有爆发。
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是一个月前在突尼斯拿到的签证。现在，突尼斯的利比亚使馆已经关闭了，北京成了目前还在正常运作的为数不多的利比亚驻外机构。签证官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四五个中方雇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围着电脑在看网络新闻。想起同事告诉我，的黎波里的新闻官罢工，因为卡扎菲拖欠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结果现金不够，给他们发黄金，不知道这个使馆的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女孩子们的工资是不是会受到影响？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拉克驻中国使馆里面就发生过纠纷，领事和大使争吵，结果还开了枪，所幸没有人受伤。
结果我没有等到签证官回来，于是把同事的护照又送去了使馆，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来替换班加西的同事。两边都有记者，这样在篇幅、倾向性方便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平衡，但是现在，因为的黎波里的同事签证到期只能离开，替换的同事的护照还躺在利比亚驻北京大使馆，只剩下我们一组人在反对派这边。如何不让观众感觉有偏向性，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思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