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沙沙，卡沙沙（谢谢）。”其他知青也都把自己多余的衣服送给彝族老乡。我们又给阿普、阿妈（爷爷、奶奶）洗衣服、被子，教阿衣（小孩）学文化、唱歌、说汉话。他们直夸我们“如阿礼心肝嘿几嘿，瓦几瓦（知识青年心肠好得很）”。他们也教我们说彝话，唱彝族歌，比如“妈妈的儿子嘿卡嘿卡哟，自由幸福嘿卡哟（妈妈的儿子多快乐，自由幸福多快乐）……”给我们讲古老的美丽传说，如火把节的来历等。送给我们布票，弄好吃的，比如嘟拿粑。劳动中，在地里挖到了野地瓜，总是先给我们吃；劳动的间歇中，请我们吃烧洋芋、炒包谷子。有时还扯一把黄豆，连秆一起烧完后，在灰烬中刨烧熟的黄豆给我们吃；有时又采一些栽秧果（一种野果）、野李子、刺糖梨给我们吃；收核桃时，又让我们吃个够……这些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当时粮食不够吃、人人吃不饱的情况下，却是十分珍贵的。过火把节、彝族年更不用说了，家家户户都争相拉我们去做客，并把我们当贵宾，让我们坐上座，还要给垫上厚厚的擦尔瓦（一种羊毛织的披衫）。火塘里熊熊的大火噼啪作响，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面庞。坨坨肉、包谷酒、酸菜汤、嘟拿粑、老豆腐应有尽有；彝话、汉话、团结话、俏皮话，此起彼伏，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人人高举酒碗，频频互致祝词。
在酒酣耳热中，在浓浓的民族风情的氛围中，在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什么想家呀，乡愁啦，都一股脑儿烟消云散，不知去向了。
刚下乡时，不但领导器重我，知青也都羡慕我文化高，读过大学，当组长似乎是顺理成章；我也认为读书时当过团支书，教中学时当过班主任，当个知青组长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谁知不久就现了相。由于知青之间年龄差距大，文化程度悬殊，高的上过大学，低的初小都没读过，连家信都写不起，戏称“文盲知青”；大家经历也各不相同，除少数刚离校不久外，大都在社会上混过几年，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最爱说吊二话，“出口成脏”。我当起组长来力不从心，无法胜任。几次向领导要求辞职都未获准，还反被别有用心的童某某造谣我诬告曾某某要夺我的组长权。于是曾某某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给我找别扭。还有一次，我一句无心的玩笑话竟激得张某某火冒三丈，大骂了我的祖宗三代，气得我夜里捂在被盖中大哭一场。
刚到农村时，由于与社员语言不通，知青们又不理解，我们队离城又远，干部们少有下来，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在农科所实行亦工亦农时，我好心在分饭时给同桌的知青多分些，自己少分点，被说成是虚伪、假惺惺；我做活路时拼命大干，被说成是假积极、好表现；我不参与说想家、说吃穿，被说成是清高、脱离群众……总之，在知青们眼中，我一无是处。我无话可说，也懒得辩解，于是成了说话没人听、做事无人帮的“光杆司令”。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矛盾一下爆发了，我成了众矢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我袭来，什么“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啦，“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啦……有些平时说过的话，我都忘记了，却成了知青们手中上纲上线的钢鞭材料。有一次，开知青会，会议室先到了一些人，我随便在一条空长椅上坐下来。知青们陆续来齐了，其他的长椅子都挤满了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一条长椅子上，而且大家还指指点点，挤眉弄眼地嘲笑我。我真想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躲起来。开完会，别人都走了，我却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当时，我尊敬的领导成了走资派，我自己则成了御用工具、黑爪牙、知青中的走资派，被彻底孤立。我不敢与任何人说一句话，怕被揪斗，在极度的恐惧、孤独中度日如年。
于是，我感到信仰倒塌，理想破灭，整个精神彻底崩溃了。最后，精神病复发，而且由抑郁症变成了分裂症，只好赴重庆治病，住进精神病医院。后来，医院也成了武斗的后方医院，而且两派对立，为了安全，又不得不回家定期到临时的医疗点门诊治疗。这时的我整天唱《国际歌》、“语录歌”，而且泪流满面。有时半夜三更睡不着就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弄得四邻不安。我产生了幻觉，总觉得有人要迫害我，不如自己死了干净。为了达此目的，我甚至到大街上去打解放军，喊反动口号，心想这样就成了反革命了，就可以被枪毙了，死了就一了百了，因为活着太累了，太痛苦了……多亏亲人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经过三年漫长的岁月，病情才得以缓解，返回了凉山昭觉。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男少女们，早已为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甚至当了爷爷奶奶。年轮刻上了我们的额头，青丝变成了白发，除大多数退休回了成都外，我等十多个人像一粒粒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永远锁定在大凉山了。
对此，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早已把凉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和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与淳朴的彝族同胞结下了不解之缘。唐素清、周淑芬、阮尚瑶三位漂亮的女知青还分别嫁给了三个英俊的彝族小伙子。我们已经与凉山融为一体了，我们甘愿把骨灰撒在大凉山上，永远安息在她温暖的怀抱之中。我们能够为大凉山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令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们每个亲历者而言，它不仅是刻骨铭心的，更是生命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上山下乡虽然让我们失去了许多机会，备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历经人世沧桑、坎坷风雨，流过伤心的泪，却也有过开怀的笑，得到过丰硕的收获，如甘甜的劳动果实，纯真的友谊，甜蜜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奋斗。在凉山一日千里的进程中，有我们矫健的脚步声；在凉山的巨变中，融进了我们的青春、智慧、心血、汗水。我们见证了凉山的历史，我们践行了当初的誓言，我们的青春在奋斗中闪光，我们的生命在成长中绽放异彩。我们尽力了，我们有作为，大凉山可为我们作证！
作者简介
徐孝清，女，1963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肄业（因病休学），曾任成都青羊宫民办中学教师、街道少先队辅导员。1964年4月8日到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南坪人民公社跳坝大队插队。1971年4月招工到昭觉县水泥厂。
故乡的云
周国威
一位朋友的来信让我又拾起了尘封多年的纸墨。朋友向我约稿，说是当年的老知青们正在集体撰写回忆录。
“回忆录”这几个字有些刺痛我。以前的知青朋友大多已返回重庆，一些人事业有成，再不济的也是个城里人，他们写回忆录，那真是在回忆恍若隔世的过去岁月。而我却至今仍滞留在“老少边穷”的南江正直乡，仍然天天面对着别人阔别了几十年的“现实”，“回忆”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事实上，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江老农民，伴着土生土长的山里老婆，带着土生土长的乡下儿孙，这里的人们也似乎早已忘记了我身上那已经很久远的“知青”的称谓。
然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并未磨灭。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艰辛的生存，那些坠落的理想，那些一度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那些对故乡重庆的深深思念，便都伴着文字如飞流喷涌而出！44年蹉跎岁月，那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都是真的啊！
费翔《故乡的云》那一唱三叹的旋律，就是我的那份失落与伤感。
我不堪回首的一生，是从下乡那一天拉开序幕的，从下乡那一天起，我就“死”了！
1963年，我高考落榜，郁郁寡欢地回到天府煤矿家中。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高考会名落孙山，自我在天府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发蒙始，我的学业就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我又顺利考上了全省重点中学之一的巴蜀中学，这可是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圈定的西南地区高干子弟中学校，落榜没理由啊！
家庭的文化氛围也助长着我的求学精神。我家祖籍湖北汉口，世代书香，礼教甚重，家训极严，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立命安身信条。父亲博览群书，古文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魏碑。且多才多艺，年轻时常票京戏，曾和梅兰芳等名角一起出入梨园。我们兄弟五人皆深受父亲影响，喜爱文学、艺术，一部《古文观止》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自信高考分数不会在录取线下。
后来我才弄清楚，当年我落榜是由于父亲的原因。父亲虽然从1938年起就成了天府煤矿的一名“红色”工人，但不幸他有历史问题，我们家仍然成分不好，我便成了父亲历史问题的替罪羊。
本来我准备复习一年再考，退休在家的父亲也支持我，还陪我一起读古文。但是事不从人愿，贯彻阶级路线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宣传者们一日紧似一日地加强了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攻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只是所谓动员实在有些像哄骗，他们夸张地鼓吹红色南江是“金铺路，玉砌街，手捉野鸡棒打鱼”等等，同时又以下户口、扣口粮等方式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深深领教了什么叫“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64年6月，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上山下乡大潮终于把我这个“待业青年”卷下了乡。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下乡便是一生！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人生如同下棋，一步走误，满盘皆输；人生犹似演戏，一句唱错，全场都砸。此生大势已去，我是棋也没下好，戏也没演好啊！有时独处时我也会想，当年要是考上了大学，抑或落榜后没有下乡，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然而我又想，当年硬撑着不下乡行吗？-我不知道。
1964年6月26日清晨，我们一行下乡知青乘坐几辆大卡车，离别了天府煤矿，离别了美丽的山城重庆，离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艰难跋涉了七天，我们于7月1日下午抵达了南江正直镇。
我被分到正直公社正直社办林场，还被当地政府指派的场长、场指导员委任了一个副场长兼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大巴山深处的“通南巴”是历史上有名的川北苦寒之地，从此我彻底告别了莘莘学子的生活，在这广阔天地里开始经历刻骨铭心的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
林场建在大垭深处，荒渺几百亩，劳作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我们白天在密林里开荒地，割松脂，抬头望不见天；夜晚住宿在古祠里，黑暗中不时传来令人惊悚的野兽悲嚎。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割松脂。操作时，用一种特制的松鹤形的割刀在大松树两米来高处割一个“丫”字形的口子，松油便顺着受伤的口子流到挂在树干上的竹筒里。在割松脂的日子，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赶到离驻地一里多的大松林里去，上百棵大松树必须在前半上午割完，若等到太阳升高，松油就流不动了。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危险的劳动，因为多数树都长在悬崖边，割松脂时得一手抱住树干，另一只手拿着刀操作，两只脚则一脚踮在岩边，一脚悬空吊起，因此不敢十分用力，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悬崖粉身碎骨。
大约十来天收一次松脂，收下的松脂装在木桶里，挑到街上木材站去卖。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我体力大长，一担百十来斤的松脂，可以一口气不歇从驻地挑到木材站。
林场里养了蚕，也就有了采桑的劳动。采桑叶得到林场外的生产队去，采下的桑叶用背篼装上背回来，路途远，劳动量很大，这都是我们几个大点的男生义不容辞的任务。
有一次，场指导员带领我们背桑叶回场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本来就沉重的背篼进了水，越背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半路上，我真想把背上的背篼扔掉，然后躺倒在雨地里歇一歇，但是我又想到我是林场的副场长，而且知道这是林场知青赖以维持生计的东西，也就只好咬咬牙挺下来。雨越下越大，大家脚底下像泼了油，艰难地跋涉着，谁都不说话。后来天黑尽了，行走更加困难，我们就靠着天上闪电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挪动。
直到深夜我们才勉强拖回场里，我感到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当年在林场里，像这样超负荷的劳动简直数不胜数。
生活也非常苦。到林场头一年，当地政府拨给我们每人每月40斤大米，8元钱生活费，还算过得去。但第二年就分文没有了，吃穿全得靠自食其力。
即便是第一年，由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竟然也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
当时，我们的生活费由林场会计统一掌管，会计一次将我们半年的生活费领回来，部分钱交给公社粮站，我们再按月到公社粮站去背米。
这年冬天特别冷，田里的水结了冰，山泉水结了冰，崖边悬挂着水桶粗的冰挂。冰天雪地中恰恰场里的粮食也吃完了，我就跟大家商量下山去背米。我们十来个人每人背一个背篼，带一条口袋，踩着山间小路上的冰凌，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走去。
来到山下的河边，大家都傻眼了，往日的渡船全不见了踪影，而这时河风刺骨，赶路汗湿了的内衣比冰还凉。我们又冷又饿，都不约而同地向着空空的河面喊起来：“过河！
……”喊了好久，我们差不多已绝望了，没想到凄厉的喊声终于惊动了对岸公社的干部，他们叫来船家把我们摆渡过了河。
我们匆忙赶到了粮站，谁知粮站不给我们发粮，说我们林场没有交钱给粮站。后来才知道，那年冬季征兵，林场会计当兵去了，走时把我们的全部生活费也卷走了。
我们怏怏地回到林场，向附近的农家四处央求，借来些谷子。农家大嫂教我们把谷子擂出来，放在碾盘上碾，再一点点用碓窝杵，用小簸箕扬去糠壳，最后筛出了白生生的米。吃着来之弥艰的糙米饭，我不禁身有感触地脱口而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肉和油就更少见了。每月二两菜油、半斤肉，吃一回肉就叫“打牙祭”（也就是“祭牙齿”）。由于每月肉、油太少，劳动量又太大，人人捞肠刮肚，这月刚打了“牙祭”，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下个月的“牙祭”。为了能多吃点肉，有时我们就带上绳索和节省下来的米饭，到沤河沟去下套打野兽。
知青的文化生活尤其贫乏。在南江这个“老少边穷”地方，除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队伍经过这里曾经住过的山洞、残留的宣传标语，几乎再没有什么文化踪迹。只有放露天电影时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