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躲开头上的那团乌云，但我错了。张官有个读到“贵大”大二又回乡的地主子女叫汪克伦，独自一人以游乡理发为生，我常在他处坐玩。他把我画的一张松树枝后一盘红圆月题为《暮色苍茫看劲松》的画，贴在他屋里的墙上。1971年汪某被疑为自由党成员被捕，搜家也将画搜去了。一天，大队民兵连廖连长领着两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我与汪有些什么反动言行？我说没有。提到画的事时就问我为什么把红太阳放在树后面？
我解释说，画的题词是暮色，时间表明是傍晚，红圆是初升的月亮，不是太阳。他们对我吼了起来：“打胡说！现在大家都把毛主席比做红太阳，你却比做月亮……”等他们吼了一通后，我说：“暮色苍茫看劲松”恰恰是毛主席说的话。”三人才无言离去。我想，大概他们是第一次知道画的题词是毛主席诗吧。
同年，普定城里有位女青年姜莲（化名）在张官代课。姜爱好文艺，常来我住的阁楼（其实是牛圈上矮小的粮仓）座谈，我们也情趣相投，灵犀相通。她拿了我的《全唐诗》，送了我一本《海涅诗》和一本《鲍迪埃诗选》。大队搞文艺活动，我们到区、社演出，同台共舞。我们常在月下的田园小径散步，坐在河溪边的草坪上叙谈。张官人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地就的一双。谁知有一次她回家转来气愤地告诉我，大队老汪支书和民兵连廖连长在县城开会时去了她家一趟，谈到我时，廖连长告诉她父亲：王安生政治不清，公安常调查他的问题，他把张官大队民兵连的花名册提供给某个“四类分子”……她父亲（一个企业的支书）听后吓了一跳，尽管老支书为我解释，她父亲仍然把她训斥了一顿，并不准她与我来往。我找到廖连长生气地说：“民兵花名册是你要我帮忙整理、复写上报公社的，我未留一个字。现在有人说我提供给了某个“四类分子”，你要为我澄清。”廖矢口否认，我一气之下，未提名地骂了他几句。
对于与姜莲的交往，我心里其实也有些茫然：自己处境恶劣，前程渺茫，生怕误了人家。此事过后，我渐渐退却。但姜莲却一往情深。不久，她参工回到县城，回城以后，她还一再来信表明心迹。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是“山高压不断山泉水”。但我还是请人婉言转告了我的歉意。以后她又因病难愈，不幸英年早逝。为此我一辈子都很内疚。
我在张官教书，在田间地里劳作，摸爬滚打地和张官人开凿地下阴河水，从邻近工厂引进电力（这在当时的农村寥寥无几），抬石头砌洞门，采购电灌设备并参与安装，帮助邻近大队架线安装和维修电灌设备，还说服张官人购置了广播设备，丰富了文化生活。
这时，我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努力表现自己，摆脱缠绕在头上那可怕的幽灵；二是使自己的生活有点生机。但事与愿违，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让我更加悲观失望，意冷心灰。
1971年修湘黔铁路，我积极地报了名，但大小队领导都关心地说：“修完了还得回来，不去也罢。以后有抽调的机会我们不留你。”我知道他们是（留人做事）好意，就留了下来。谁知参加修筑湘黔路的知青和社青后来都安排了工作。
1972年贵州省六枝煤矿局来招工，每个公社都发了招工表，我没有得到招工表，就跑到区里找到煤矿局的招工人员，作了自我介绍，他们都说“你们知青也正是我们要招的对象”，还特地发了一张招工表给我。我工工整整地填好表，请生产队队长签了字，请大队压了印，跑到公社盖了章，亲自送到招工人员手里，体检完后，就回队劳动，静候佳音。
后来听说被招上的都走了，我又跑到区里找到尚未撤走的两位招工人员询问，回答是：
“他们说，贫下中农不让你走。”我没有追问“他们”是谁，默默地回到了生产队。
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公社发给了我一张招生表，我认认真真地填写，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南京行营文书的历史问题也照样填了上去，并在说明栏中要求在年龄上放宽一二。结果自然榜上无名。我不甘心地写了封信到安顺地区招生办询问，恰巧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知道后，打电话询问普定县招生办，县招办有个抽调上去又认识我的知青打电话询问马官区招生人员“为什么不见王安生的招生表”，回答是：“他的年龄大了，贫下中农不让他走。”那天，我爬上了张官北面最高的龙叉山山顶，环望着四面的群山、河流、林莽，想到这世界如此的苍宏巨大，而人却如此的渺小、卑微和劣邪。我们下乡时，从动员到落户生产队，也才仅仅三天的时日，为什么回城却如此的艰难？我曾两次游张官西面三公里处玉关山上幽深的庙宇，如果不是惦记家人，我也许就削发为僧了。
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张官地方年终结算每个工（10分）仅为3角5分上下，扣去口粮款，所剩无几。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即使我是单身一人，也常以红薯、洋芋当顿。农忙时，冷饭冷菜的也将就下肚，1973年就得了个十二指肠溃疡。这一年秋收后，生产队库房失火，为抢粮食，我和几个社员钻进着火的房里扒谷子，被落下的檩子木打在腰上，当时无钱医治，留下了残疾，以后一逢阴雨天就复发痛疼。这两病折腾我至今。
农民就更苦了。那几年，张官大队在青黄不接时就发生了以下事情：六、七月，汪云和、汪俭武等几户人家就开始扳下刚冒红缨的嫩包谷，用刀削下刚含浆的包谷米，舂碎了煮稀饭吃；汪芳家两夫妇和一个少年儿子，四月间就吃完了年前分得的口粮，先是向亲朋借了些吃，然后就卖新谷，即借别人100斤谷子，秋收分到新谷后还120斤；汪良发借别人40元钱，秋后还130斤谷子，这实际就是高利贷。唐诗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想不到，一千多年前古人所言之事，我有幸得见了。谌贵益家两娘母、赵姑娘家四爷崽只好出门游乡乞讨要饭。
其实，每年两次大小季青黄不接时期，上级都有几次返销粮（包谷）划分到各大队，供应缺粮户。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部分缺粮户眼前的困难。1974年，新官有几个大队干部竟然私分了部分返销粮。此事在张官两个自然村传得沸沸扬扬。五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又都是对粮食极其敏感的人，集在一起议定：拒绝将大队划拨到各生产队的工分参加分粮分钱。那时的大队一级不是经济实体，大队干部是按每年固定补贴和出差、开会的工分划拨到各小队参加分配。
我是五队会计，也拒分了大队工分（其中也包括我的大队工分）的钱粮。张官两个自然村是以汪、林姓为家族的寨子，这事拖到年底，有三个队因家族压力，也就分了。只有二队和五队一直不分。大队干部中，就有人造我和队长的舆论。那年春节前我与女知青杜某某结婚，有个大队干部出面对五队队长和我说，因为我帮过每个小队的忙，可由大队出面，叫每个小队各支持我一些谷子办喜事。五队队长说：“谢谢大队的关心。王安生的事，我们五队会解决。”我本人也拒绝了大队某些人的“好意”。这就使我与个别领导的关系紧张起来，我和新婚的妻子因此丢了在张官的教书工作。薛家大队和我关系甚好，因我帮他们大队安灯架线，安装水泵和维修，凡逢布依族的节日，他们都要邀我过去的。听说此事后，他们愤然新办了只有一个班的学校，让我妻子去教书。我又回五队劳动，兼管大小队水泵的抽水和维修工作。
插队落户那些年，我很少回家。张官大队，高傍田多，阴河洞里6K9的大水泵有半年多都要抽水。我白天劳动，晚上抽水。那年年终，我大、小队的工分合计有四千多分。
这本来应该说明我劳苦功高，谁知却引出了个插曲来。
一天，县知青办有两位领导到张官了解我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是准备安排抽调我的事），找到我问了一下情况，就批评我和群众关系不好，不尊重领导。我才知道他们是先与某大队领导见过面后才找到我的，我说与群众关系好不好，你们应该多找几位领导和群众问问。谁知这话竟惹得其中一位训斥起我来：“我们已经问了，一年360天，就算你天天出工，也才3600分，咋你就有四千多分？”我无言了，也不想解释，任他们再换什么话题问我，我一言不发，直至他们走出屋去，我也未说一句话。自然，这次抽调又泡汤了。下乡插队11年了，我也曾有几次抽调就业和读书的机会，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落空，这次泡汤也无所谓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谤的由他谤，怪的由他怪吧！
1974年11月，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队召开大小队干部学习班，是搞什么运动记不清了。按例，区、社干部也参加了家住所在大队的学习班。学习班开办的第二天，由“文革”造反派头头而吐故纳新上来的副支书在会上发言，当他谈到张官情况时说到“有的人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过来要教育贫下中农”时，我的心顿了一下，就站了起来说：“支书，打断你一下。请问，在张官，有哪个没有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副支书说：“我又没有提你王安生的名字，你急哪样？”我说：“在张官，就只有我和杜（我的妻子）是下乡知青，除此之外，还有哪个？”副支书摆出领导架势吼道：“今天，我是在谈张官的阶级斗争路线问题，你们下乡知青只有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不要扰乱会场！”
我说：“是你说到知青问题，我也才和你谈知青问题。”副支书说：“你是要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喽。”我也忍耐不住了：“张官贫下中农给我的任何批评教育，我都虚心接受，你代表不了贫下中农。今天你说不清楚你说的话，我就要教育你。”副支书红了脸吼道：“你反了你！”这时，有人喊了句：“把他捆起来！”我听那声音，就知道是廖连长的声音。听到这句话，我反而冷静了下来，心里一下把人间所有的荣辱都抛之天外，我走到会场上背了双手说：“捆嘛。”会场竟一下静了下来。这时，一个刚安排在区里工作的复退军人林开胜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扫了全会场一眼说：“今天哪个要捆王安生，就先把我捆起来。”我看了他一下，泪水猛地涌上眼眶，但很快又收了回去。这时老汪支书和五队队长边说边上前来拍我的肩膀：“安生，不要着急。”大队长汪克贤上来拉林开胜回原位坐下，几个生产队长和会计在嘟囔：“照这样，张官要捆的人太多了。”“老子不干了！”。而工作组的三个人一直一言不发。我毅然离开会场回了家。
晚上，大队长、二队和五队队长来到我的住处安慰我：“不要理他，他是谁都要整，又整不到谁的。”我说：“怎么整，我都无所谓。要命的是以后抽调更无望了。”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工作组队员小焦也来到我处，说了些同情和支持我的话，又关心地问我：“他们要捆你，你不害怕？”我说：“我已经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了，要捆，只有捆去监狱。进去几年出来，或许还有条出路。”他默然了。
谁知这小焦因为到我处一趟，第二天下午，便被调走了。我感觉到头上的阴云又重了一层。我本想不再参加这学习班的了，无奈管着学习班的伙食账，又只得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天有征象，来学习班的这几天都是忽大忽小的连绵秋雨，阴河洞里抽水的电机必须抬上洞口来，以防水淹。那年月，购置一套水泵和电机非常困难，洞里的这套设备还是我和木支书（那时我们关系很好，他曾动员我入党，是我明白自己的底牌花，谢绝了。）辛苦奔波从一家军工厂购来的，一旦被淹，六百多亩高傍田就要望天落雨、歉收过半了。以前抬这电机都有我参加，这次是由民兵副连长汪克仁叫了几个党团员去的。
晌午时分，副连长回到学习班，把我叫出来说：“出事了，抬电机的绳子断了，电机滚进了阴河洞。”我一惊，说：“去看看。”阴河洞在寨子南面一公里远的山脚下，我进洞一看，山水还在淌进阴河，阴河面上漂荡着肮脏物片，一潭浑浊水。几个人傻着眼站在洞壁边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下去捞。”“六七米深，哪个敢下去？”我说：“我试试。”我叫两人回寨拿来了一卷的钢筋和一个花兰螺丝，我把钢筋和花兰螺丝的一头连接在一起说：“我下去摸摸，先明确电机位置，再用花兰螺丝去勾住电机的吊环拉上来。”大家都说：“你要注意安全，万一不行，不要勉强。”我说：“先明确电机位置再说。”便脱了衣裤，推开水面漂浮的脏物，一头钻了下去。凭着对阴河口开凿时的记忆，我顺着底部往下摸索，憋不住了，上来换了口气，第二次便直接潜向最深处。我十分明白，阴河的暗流就在距我两米处流淌。我紧紧抓住岩石摸索，摸到了底阀后又摸到了滚落在水泵底阀下的电机。尽管是在水里，那五百多斤的电机我仍搬它不动，只得浮上来，歇了口气，拿了花兰螺丝又潜了下去。摸到电机后又摸其吊环，直到将花兰螺丝的钩挂进吊环，我才浮出水面，叫他们慢慢地拉钢筋。我担心底阀卡住电机，还得下去想办法，就一直泡在冰冷的水里。直到洞口的人把那电机顺利地拉了上来，我才出水穿上了衣服。
回家路上，遇到了几位大队领导和工作组组长，见我的头发是湿的，大队长汪克贤就问：“安生，你落到水里了？”我嗯了一声，与他们擦肩而过。
回家换了裤子，洗了头，准备回学习班，谁知几位大队领导和工作组组长却进了我的门。老支书说：“安生，今天你又做了件大好事。”林开胜说：“像这样的同志，还要不要把人家捆起来？”工作组组长说：“前段时间，误解了你，委屈你了。”我说：“没有误解，也没有委屈，只有不活了。”
见其不解，我便说：“对我来说，误解、委屈太多，就不误解、委屈了。我们1964年下乡的知青，都被认为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下来赎罪的。任你如何表现，朝中无人，你也抽不上去。其实，我也不望抽调了，我已在这里安了家，生产队准备给点地，上级也给了点建房费，终守田园，也不是活不出来。只是占了生产队的口粮，过意不去，就尽力多做点事，多产点粮。即便这样，也不得安宁，只有不活了。”
那些年，揪资本主义尾巴的阶级斗争搞得人心惶惶。每户只限喂养三只鸡鸭，出门打工挣钱是走资本主义，要挨批斗。高度的计划经济使得农村的化肥供应少得可怜，而土地又得依赖化肥保产和增收。我与五队队长冒着违法的风险，筹备和组织了九千多斤猪肉，动用了民兵枪支，躲开了稽查，深夜运送到平坝化肥厂，兑换得三万多斤磷肥，分摊给了其他生产队和社员，保证了张官的粮食增收。这事大队也有人告到区社去，上面派人来调查，我和队长并未从中赢利，五队的各项税费也已完成，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