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挫折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背上的“原罪”竟是那样沉重。
“脱胎换骨”路漫漫
李自森
“人生没有笔直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人们常说的话。几十年来，我与父亲两代人走过的人生路如出一辙，正好是对此话的一种诠释。
本文作者我的父亲出生在四川省达县地区穷乡僻壤的农村，祖祖辈辈是佃农。他六岁给地主的儿子作书童，伴读，上私塾，念小学，凭着过人的天赋，通过不断的拼搏，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到了重庆谋生，后来娶了大资本家胡子昂的妹妹为妻，成了地主。这样，他脱胎换骨，从“被剥削者”变成了“剥削者”，由达县人变成了重庆人。由于出众的才干，父亲仕途亨通，他加入了国民党，当过国民政府合江县征收局长，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1949年后，父亲先在西南贸易部工作，继在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工作，后来调到重庆合作商业局。最后在重庆棉麻站工作至退休。
我出生在喧闹繁华的山城重庆，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是地主的儿子，是国民党员的儿子，1964年高考自然落榜，上山下乡去了达县地区。经过顽强努力，我在那里入了团，参了工，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脱产读了大学，追求进步二十多年入了党。我娶了工人的女儿为妻。这样，我彻底脱胎换骨，从“二等公民”变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居然当了达县外贸局局长，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退休。四十多年过去，我由重庆人变成了达县人。两代人的经历真可谓“脱胎换骨”路漫漫。
1964年8月，我在重庆名牌学校重庆六中（现名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除了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外，还是学校篮球队长、校报《朝霞》主编、班上的英语科代表兼语文科代表。我踌躇满志，十分自信：不是大学选我而是我选大学。殊不知自己竟名落孙山，升学无门。一时我陷入迷惘，幻灭，在学校十几年正统教育中接受的信念濒于坍塌。
那时的重庆城，毛主席的教导天天在播放-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董加耕、邢燕子的事迹到处在宣传-农村是天，天高任鸟飞；农村是海，海阔凭鱼跃。达县来接知青的人更是绘声绘色地在各个街道办事处鼓动-大巴山人杰地灵，是革命老前辈王维舟、张爱萍的故乡，是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成千上万红军将士浴血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大巴山的山水一定能把你染红。
我从困惑中醒悟：骏马得在崇山峻岭中奔驰，蛟龙得在惊涛骇浪中遨游，雄鹰得在狂风暴雨中搏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得走脱胎换骨之路。九月初，我告别了山城，告别了父母，父亲百感交集地说：“孩子，去吧，去老家恢复祖业吧。”我随着那成百上千的知青大军奔赴达县，来到了地处该县边缘的新桥公社林场。
林场建在达县、开江、梁平三县交界的连绵起伏的群山里，一个当地人叫鹰嘴岩的石峰下面。这里，传说几百年前是乡民躲避匪祸的山寨，山门上依稀可见“天音寨”三个字。
这里，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枯树横弋，荆棘遍野，常有麂子、野猪、野兔、豹子出没。建场初期，我们常听到麂子在夜里凄凉地哀鸣，我们曾目睹野猪偷吃包谷留下的一片狼藉，我们在大白天曾亲眼看见豹子叼着小猪逃窜。
第一年，林场有26名知青，分别来自重庆、达县城关、万家公社街道。场长叫颜鲁海，是当地农民，四十开外，复员军人，据说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知青爱戴。
白手起家建林场，艰苦到极致，创业之艰辛不堪回首。
由于我们住在大山上，所在公社无粮管所，几乎每两天就得派人到二十多里外的万家公社挑米，购油，风雨无阻。
煮饭没有灶，我们与当地社员一样，沿袭古代人的方式，在屋梁上吊下一个可以升降的铁钩，将铁罐子挂在钩上，底下生火。头几个月知青炊事员刘俊芳、周志英缺乏经验，煮的饭不是生就是煳。吃饭无好碗。无论是饭碗、菜碗，统统是从山下碗厂捡回来的缺碗，那些土碗有如出土文物。
长期没菜吃，几乎顿顿是盐巴米汤泡饭，当地社员没种菜卖的习惯。有时社员送点腌菜，也是杯水车薪。
解手无厕所。林场二十多人仅有一个用茅草搭的“人”字棚，一个蹲位，棚口又无遮挡，常常发生“撞车”。多数知青解手是在一人多高的茅草地野外作业。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常哼着：大雪满山坡，屎胀莫奈何，风吹屁股冷，留到明天屙。更让人为难的是，解大便没有手纸，知青被迫学当地农民，用篾片刮。
住宿更麻烦。几十个人住在一个长二十米宽十多米的大茅草屋里，屋的四周及中间隔墙都是不到两米高的土墙，四面透风，地面是原生态的地，不少地方仍长着青草。每人一架小床，铺上稻草、席子或床单，挂上安置办公室发给的小蚊帐，盖上“安办”发给知青的薄棉被，睡到天亮周身都是凉的。因为潮湿，床下的鞋子两三天不穿就要生霉。饥饿成天伴随着我们，寒冷随时袭击着我们，政府发的每月两元钱生活补贴实在捉襟见肘，男场员的头发几乎都是相互用剪刀理成清一色的“马桶盖”，相当多的场员只能用盐巴刷牙。城市与农村，如此大的生活落差时刻考验着我们，我们坚持着，咬紧牙关挺着。一天天，一月月，我们深深地明白，脱胎换骨就得闯过生活关。
当时，我们曾创作演出过“诗朗诵-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
山城的儿女啊，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三个石头砌个灶，茅棚里面把家安。
喝的是高山的清泉，吃的是盐巴米汤下饭。
说苦，比城市里难道不苦！
苦中有乐，我们仍然觉得幸福。
说甜，比旧社会难道不甜！
甜中有苦，我们更不忘幸福来之不简单……几个月后，我们搭起了厨房，建起了大灶，盖起了“猪楼”，有了厕所，基本上解决了“进出口”难题。一年半后，我们修建了一楼一底的瓦房，得以安居乐业。
林场，顾名思义应该是育林，造林，护林单位，可是上级要求我们在一至两年内达到粮食自给，经济自立。国家将在一两年后取消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补助和两元钱的生活补贴，简称“断奶”。
不管叫林场还是叫农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大面积的开荒种粮自然是当务之急。寒露胡豆，霜降麦，农时不可误，季节不等人。几十号人紧锣密鼓，早出晚归，烧荒挖地，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成天腰酸背痛，双手打满血疱，我们坚持再坚持，决不退缩。
公社党委刘廷寿书记带领公社干部上山支援开荒，武装部杨启富部长带领公社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来开荒挖地，接受监督改造。我一看这些“五类分子”，除了十几个老头和中年人外，其余都是年轻人，特别是还有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有点纳闷，怎么这点年纪也是“五类分子”呢？中午吃饭时，一打听才知道，那些老“分子”年迈体弱上不了山，由他们的儿孙来顶替。我恍然大悟，这叫父债子还。短短二十多天，我们就开荒整地好几十亩。
为了解决种子难题，我与五位场友远征南岳公社挑麦种。从林场到南岳往返有一百多里地。那天，天下着小雨，山路很滑，我穿着一双长筒胶靴，一大早就出发下山。中午，赶到南岳已深感体力不支。吃过中饭，挑起六七十斤的麦种往回赶。上路不久，肩膀就开始痛起来，于是把担子在两个肩头之间换来换去。硬是迈不开步，一路上总是掉队。
我咬紧牙关走了15里地，到了大树公社，两只胶靴有如一副铁镣，寸步难行。于是我脱了胶靴，成了寇准背靴，赤脚大仙。场友黄昌政是本地知青，他比我年长体壮，帮我挑起了胶靴和衣物，我顿感轻松了许多，步子也快了点。走出大树公社场口，踏上那碎石路，赤脚经不住渣石的折磨，不能走了，只好又穿上胶靴。哪里知道脚上的泥没洗干净，那泥脚在胶靴里滑来滑去，脚又痛起来了。此时此刻，腰酸，背痛，腿软，脚底有如针刺。我咬牙跟着走，老是跟不上，雨水、汗水、泪水混在一起不停地往下淌。好不容易才走到万家公社，在昌政家洗了那已是血肉模糊的脚，换了双解放鞋，又把口袋里的麦种倒了些给昌政，再一同去追队伍。来到山脚下，天也快黑了，我给昌政挥挥手说，老哥，我不行了，你挑得重，先走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说：“我先走了，回场后再下来接你。”
陡峭的山，崎岖的路，我爬一阵歇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半山煤厂。天已黑尽，我终于倒下了。等到战友们打着火把将我接回去，我似乎只有一口气了，躺倒就睡。第二天我坚持参加播种，那麦种播在土里，那麦种永远种在了我的心里。
播种结束，进入农闲。为了给林场创收，我们又组织了副业队下山挑煤。半山煤厂到山下碗厂有五里多路，我起早贪黑从每天挑五趟到挑六趟，从每挑100斤到120斤。
一个月后，肩上磨破的皮、脚上打起的疱都好了。在此期间，我又学会了使用打杵，有了打杵，我每挑都在150斤以上。生产队的社员和碗厂的工人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知青崽儿硬是不简单。”我心里明白，我要用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灵魂，若要脱胎换骨，就必须闯过劳动关。
脱胎换骨需要正式的认可。下乡不久，我就向公社机关团支部交了入团申请书。这是我继初中、高中后第三次申请入团。
到林场一个月，场长颜鲁海在会上宣布：经请示公社党委同意，任命李自森、连丽先二同志为林场管委会委员。我心里洋溢着受到组织信任的喜悦，干劲倍增，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下山挑米，上山施肥，特别是推磨，将购回的包谷在社员家的直径约七十公分的大石磨上磨成粉几乎成了我的专利。不少场员转上几圈就头晕目眩，我一推就是半天，甚至一天。我嘴里说推磨不晕，其实，那也是把昏与累藏在心里而已。
更考验我们的是那次山林火灾。那天，场员陈国清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烧山时火巷没有留够，一点火又遇上风，酿成山火，整个山林一片火海。火光就是命令，明知火烧人，偏要闯火海。几十个场员冲向火场，我冲在最前面。见到陈国清还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叫唤：“我要去劳改了，我要遭劳改了！”我不由分说，冲上前踢了他两脚，“赶紧起来灭火！立功补过。”
我们几十人每人摘下几根松树枝，用它们扑打火苗。眼看火快扑灭，我们稍微松劲，火又燃起来了。火仍在蔓延。累，真累惨了。口干，似乎喉咙在燃。忽然一阵大风，火借风势，死火复燃，四面是火，大火险些将我吞噬。衣服着火了，在地上滚灭，后来我干脆脱了衣服，赤膊上阵。颜场长不停地高喊：“大家再加把劲，决不能让火翻过山，不然就扑不灭了。”大家拼命，真的拼命。我的身上已经散发出那烤乳猪的焦味。说来也怪，也许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上帝，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有老天相助，我们在山梁上终于挡住了野火。
几十个人全部躺在山梁上，至少半个小时，没有人说话没人动。望着梁那边连绵的原始山林，那一片接一片的竹山，我真是不寒而栗。看看一个个烧焦头发、烧光眉毛的场友，宛如麻风病人，我险些见到死神，我的“胎”、我的“骨”，连同我那“阶级的烙印”差点被熊熊烈火烧为灰烬。
两个月后，公社党委刘书记找我谈话：“重庆知青中，你表现不错，还需要坚持，公社准备发展你入团。”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算看到了脱胎换骨的希望。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开始了。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四川省在达县地区试点，达县地区又在达县试点，我们公社首当其冲。社员们在喊“运动了，运动了”，我们也在喊“运动了，运动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仅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知青来讲，啥子叫运动，一问三不知。过去只是耳闻：土改运动给他爹戴个地主帽子；三反运动给他爹戴个不法资本家的帽子；肃反运动给他爹戴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反右运动给他爹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想：我都下乡戴了农民的帽子了，还可能戴个“外星人”的帽子吗？没有谱，难免有点紧张。后来一打听，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首先让所有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逐个接受社教工作队、组的审查，问题搞清楚了才让出来工作，这叫干部“洗澡下楼”。
很快，社教工作组进驻刚建几个月的林场。一夜之间，场长颜鲁海、副场长赵平顺被责令停职审查，我和几个成分不好的场管会委员被免职，接下来是林场场员按成分排队，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除了冯在兴、刘方明、周锡蓉、陈泽兰等几个十四五岁小知青成分好外，其余是一挑沙罐下岩-没得一个好的。这些人不光是资本家和所谓地富反坏右，还有其他诸多头衔，如国大代表、绥定府中级法院院长、国军师长、黄埔N期少校、国军连长等等。工作组很快任命冯在兴为副场长，上述几个好成分组成了新的场管小组。
林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彻底打乱了。一时间，我感到天低云暗，空气变得如此的紧，让人喘不过气来。
工作组罗组长是巴中最偏僻的公社大队小学校长。他工作一丝不苟，总想在林场揪出几个“四不清“的干部。他带领四个文化都在初小以下的好成分知青，天天晚上组织我们学习。台上五个人一盏马灯，台下二十来个人围在火堆旁靠柴火照明。台上，罗组长天天念文件，翻来覆去地念，冯在兴就跟着罗组长说，虽然磕磕巴巴，但总还可以翻版。
刘方明就是那几句：无产阶级打江山，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我就是无产阶级。两名女领导几乎一言不发。下边的人鸦雀无声。这样的会维持了几天。
这天，全体场员下公社参加民兵组织成立大会。碗厂工人和林场场员大家整整齐齐站在操场上，公社武装部杨部长讲话后宣布：“从今天起，公社机关成立了新的民兵组织，碗厂是基干民兵连，林场是民兵直属排……任命冯在兴为直属排排长。下面请冯排长讲话。”冯在兴雄赳赳气昂昂上台就讲：“我们林场现在正式成立了民兵组织，我们叫植树造林排，我们的任务就是植树造林。”下面一片哗然，捧腹大笑。杨部长瞪了他两眼，大声纠正他：“直属排，直属排。”小冯仍然不理解：“植树排就是植树……”杨部长骂人了：“奶奶的，立正！散会！”人散尽了，冯排长愣头愣脑地还站在台上。
工作组罗组长主持的学习会天天晚上照例开着，他念完文件，冯排长不说话了，刘方明话自然多起来了。他说：“我就是无产阶级，我一无所有，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