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沿海通道被日军占领，盟军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由滇缅公路输入，滇西一下成为运输咽喉重地。昔日冷僻的丽江县城──纳西人的聚居地，也热闹繁忙起来，每天都有大批跑印度、西藏的马帮摇铃过往。
父亲的长兄嫂在四方街经营的祖传老店也生意兴隆，正缺人手，弟弟的回来犹如雪中送炭。为了拴住他，急急忙忙为他订了婚。然而兄嫂在已长大成人的小兄弟面前失却了往日的权威，他已不是戏弄马驹子的学生娃。在纳西族家人的眼里，他是流过血、赶走过死神的英雄汉子。在亲友的崇敬与钦慕中、在长兄嫂过分的殷勤和监视下，父亲在故乡休养了几个月。故乡那浓郁芬芳的酥油茶、乳扇、火腿、腌猪头肉滋养了他军旅劳顿、疲乏失血的身子，使他很快恢复了体力，强壮得像一匹奋蹄的骏马。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狂跳了，外部世界强烈地吸引着他，终于假借外出采购货物的机会，怀揣好多金条，快马加鞭，跑了三天三夜，累死了一匹马，才逃出了他哥的势力范围。
父亲辗转来到贵阳，用带出来的钱买了几辆汽车为商家运货，当起了车老板，穿梭于滇黔川桂之间。自己开一辆吉普，自由自在地奔驰在崇山峻岭中。但是他太单纯，没有管理经验，没过多久，两个驾驶员拉货出去，再没有回来。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只好卖掉剩下的汽车，与人合伙开了家专售汽车零配件的大众拍卖行。他平生有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挣很多很多的钱，成个大富翁。然后盖一座很大的孤儿院，收容天底下所有失去父母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不再受到他所遭遇到的不幸。
在贵阳，他遇见了一个来自陪都重庆的姑娘，他就是我的母亲。两人情投意合，不久结为夫妇。
父亲有一颗善良、博大的心，他待人热情、慷慨，遇事好冲动。听母亲讲，他们婚后不久，父亲的一个朋友结婚，请他当男傧相且帮忙照相。朋友结婚那天早上，他身着培罗蒙西服、腕戴欧米伽手表、眼架金丝眼镜、肩挎着德国产高级相机，从头到脚全部时髦行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兴致勃勃地出门去了。晚上，他却只穿着衬衣衬裤、光头赤脚、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母亲以为他遭强盗抢了。经他解释，才知道他在路上遇见了战友的遗孀和孩子，大起恻隐之心，把怀里的钱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不久，父亲又弃商从军，加入了贵阳航空委员会，任团副，监测、攻击敌机，为美国援华飞虎队服务，保卫贵阳山城。在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警报一响，父亲就往他的岗位上跑，别人是跑向安全，他是跑向战斗、跑向危险。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云南60军到越南接受日本鬼子投降，任职山炮营营长。帮助万保邦、曾泽生军长整编炮兵部队，重新美式装备，并参加了中法海防之战。两位军长都很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军事人才。当60军整编装备完毕，准备奉命开往东北与共产党打仗时，父亲借病住进了河内法国人开的医院，是鼻窦炎开刀治疗。当曾泽生军长将授予他为炮团团长的委任状拿到医院时，他已人走床空。父亲从越南昼夜兼程回了重庆。父亲对家人解释说，八年抗战，国共合作，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现在却要掉转枪口相互厮杀，他实在想不通。作为军人，抗击外敌不惜马革裹尸还，他的责任已尽到。再加上他最敬重的万保邦军长也解甲归田，所以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开了小差。
1946年春回到重庆后，父亲千方百计地走后门、送礼，好不容易退役复员当了老百姓。1948年初举家回云南丽江。父母亲带着4岁的哥哥和2岁的我，在昆明跟着一个大的武装马帮，整整走了十八天才到了丽江。
云南有句俗语：娶老婆要娶纳西婆。纳西女人披星戴月、吃苦耐劳，下地干活、出门经商，男人们却在家中带娃娃。传说中的女儿国就在丽江、大理一带。听说我们的奶奶是一个勤劳、能干、美丽而颀长的纳西女子。纳西人恋爱自由，但也鄙视小老婆。不知为什么她要作爷爷的第三个老婆，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应该是为了爱情吧。她一个人在金沙江边开了一个饭馆，闲时亦参加淘金，攒下了一笔财产，临死嘱咐留给他的小儿子。父亲继承了遗产，赶马到金沙江边拾回了奶奶的遗骨葬入和家的祖坟山。1949年春，母亲刚生下弟弟一个月，全家又搬回重庆。定居在长江之南的山峦叠翠中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清水溪，离城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的外公当时是1949年前该镇民选的最后一任镇长。
十几年的奔波劳累结束了，父母亲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窝。三十岁的父亲，早年的雄心、锐气、幻想已被他的伤病和妻儿的拖累减弱了。他只想在这和平、宁静的山间小镇中太太平平地厮守妻儿，安心治病，休养生息。
为了生活，他也像当地许多人家一样做棉纱和织布的生意，时断时续，视他的身体状况而定。因父亲心地坦诚，自认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欣然接受新中国的成立。在解放后一年多时间里倒也相安无事。1951年春，当地一钱姓二流子因赌钱、抽大烟不务正业，欠了父亲600元棉纱款久未还，父亲索要不休，他就诬告父亲私藏枪支。在重庆有名的“3·13”大逮捕中，我的父亲就被关押进了重庆市看守所。据说，父亲在审讯时拒绝认罪，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没有罪，你们这样平白无故地关押我才是犯罪。”“我的枪口始终对外，我没有打过你们共产党。”“我的身上只有小日本打的枪伤……”然而父亲的傲骨招致一顿顿的毒打。父亲素来信奉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大丈夫含笑赴沙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进看守所仅仅3个半月，我的父亲、一个抗日英雄、一个铮铮铁汉就离开人世，其时年仅33岁。死亡通知称他病死。就这样，我年轻、高大、英俊的父亲走完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27岁的母亲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追随父亲而去。我们三兄妹惊恐的哭声又令她撕心裂肺，欲死不能。
父亲像纳西东巴一样会测字、占卜、算卦，他对自己的死似乎有预感。在被捕前，他曾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了一件白衣裳，爬到汪山顶上，在那里喝了一杯茶。“茶”是会意字，系人装在木头里（棺材），上面长草。他告诉母亲，这预示着他不久将辞人世，并且埋在汪山。果然，不到一年，他悲愤而死，葬在汪山。可怜孤儿寡母无钱为他立墓碑，以致几十年以后寻不着他的坟头，只记得那一片茂密的山林。
我的母亲周静秋，1924年出生于重庆一个小工商业家庭。她天资聪慧，自幼酷爱读书，学业超常优秀。因为要带弟弟，小学仅断断续续读了三年，靠自学连跳三级考入初中。初中也仅读了一年多，因为要让弟弟们读书，家里供不起她继续上学，她即考入黄炎培先生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业。从上学起她年年都拿最高奖学金，常常去当枪手为同学们替考，因记忆力特好，在学校她的绰号叫“活字典”。
抗战爆发后，才十几岁的她就和同学们奔走街头，为抗战募捐。她们背着一个募捐袋，唱着“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明天……”等抗战歌曲，在大街小巷对过往的行人伸出小手童声琅琅：“先生太太们，叔叔伯伯娘娘们，为抗战请捐出您的一文钱，买飞机、买大炮，打死日本狼。”在学校，她们为前方战士缝棉衣、做军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慰劳抗日志士的活动中。当年，最可爱的人就是那些保家卫国、浴血抗战、奋勇杀敌的好男儿。她的两个当教师的姐姐都嫁给了抗日精英──黄埔生。她毕业后到贵阳工作，遇见了父亲，他们一见钟情，很快相爱结婚。看来，周家三姐妹都有英雄崇拜，不约而同地都嫁给了黄埔生。三位夫婿都是1米8以上的个头，个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勃。在清水溪镇成为美谈。
我不知道柔弱的母亲是怎么度过父亲逝世后那段悲惨的日子的。我只知道，为了我们她活下来了。那时哥哥七岁、我五岁、弟弟两岁，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漫漫跋涉。为了我们三兄妹能吃饱穿暖，她白天纺纱、轧衣服，晚上织毛衣，又当镇上的卫生员，打针、接生等，无所不干。后来考上卫生系统会计，分配在南岸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她节衣缩食，拼命加班，以致劳累过度，严重贫血。本就孱弱的身体极度虚弱，常常晕倒。此外还有“旧军官”老婆的身份带给她的羞辱、白眼和不公正的对待，她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着，为了孩子她宁愿付出一切。
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我们住在南山清水溪外婆家，母亲在山下长江边的医院上班。
每到星期六，一放学我就要早早地等候在名叫一碗水的山崖上，遥望系着红围巾的妈妈从深深的山谷底慢慢地爬上来，一见到她我总是又蹦又跳，回到家我就寸步不离地黏住她。她总会带回来一些她加夜班后单位发的她舍不得吃的鸡蛋、饼干等等给我们吃。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美丽的嫦娥奔月、杨家将里的烧火丫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讲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母亲的故事使我的童年充满了幻想。
母亲特别爱哭，看书哭，讲故事哭，高兴时也哭，无论何时，只要母亲眼里闪现泪花，我们三兄妹马上跟着掉眼泪。我最怕看见妈妈哭，其实，她笑起来很动人，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白的牙，笑靥如花。看见她的笑脸我就很开心。那时候，小小的我成天在田野里、山林间疯跑，妈妈说我是个十足的野丫头。因为跑得快、胆子大、手疾眼快、行动敏捷，孩子们在一块做游戏我往往是赢家，输了的孩子就对我指指点点地吼叫：“和营长！和营长！肺病壳壳！肺病壳壳！……”我一下蔫了，像被剪掉翅膀的小麻雀，伤伤心心地躲到角落舔舐伤口。在我稚嫩的童心里，已意识到我是不能与别人去争什么的，我总是比别人要矮一截。可我倔强好胜的性格又不甘受欺凌，有时也会反击、发飙。但只要我一看见妈妈垂泪就马上变得乖顺，我知道我应该像妈妈一样学会忍耐，小心翼翼地不招惹人，不能顽皮，只能好好读书，以好成绩出人头地来慰藉我的含辛茹苦的妈妈。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下山与母亲住在了一起。没多久，母亲调动工作到长江以北的市中区，在重庆清洁大队（后来的市环卫处）任会计。年轻的母亲温柔、娴静、聪明、文雅，身边不乏追求者，为了我们她一概拒绝。她曾对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找个男人对孩子们不好，那就自讨苦吃；而如果一个男人对她及孩子们都好，她又不忍心用三个孩子去拖累人家。外婆常常教训我们：“你们要听话，要记住你们的妈妈为了你们几个鬼崽崽，一生的幸福都不要了，你们长大了要报答她。”在母亲的汗水和眼泪浇灌下，我们一天天成长，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告慰了她。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机关里除了母亲与党委秘书是女人以外，全部是大男子汉们，他们都可以不去，单单挑了瘦弱守寡的、还有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大家心知肚明，只因她是“反属”，她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安排。留下我们三个小孩给年迈的外婆看管。她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以后停发工资了孩子们又靠什么活下去。毫无人性的官员们不给她作任何的解释与承诺，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政策。
临别时，母亲抱着我们哭得肝肠寸断，母子四人乱作一团，我抱着母亲哭喊着不让走。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上学走人行道，横穿马路要小心，不准在马路上玩，放学就回家做作业，听外婆的话。”我们一边哭一边不住地点头。妈妈伤心得站立不住，我和小脚的外婆架住她。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个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她不舍得与我们分开，我们都还太小，她不放心，总担心我们有什么闪失，总想像母鸡保护幼雏一样地把我们拥在她的羽翼下面，不让我们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她给了我们全部的爱，独自一人吞下了人世间的苦难。那个年代，人心都被无休止的革命运动整怕了，污染了。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都被阶级斗争革掉了，人性中的正直、诚实、善良的美德都被扭曲了。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与兽的区别。可怜的孤儿寡母与世无争，能威胁到谁呢？
幸好，母亲一年多以后返城回原单位。母亲在农村干得很出色，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白天一同下地干活，晚上还打着火把去教夜校。母亲善良、热心，乐于助人，每次回家，都要买大包小包的东西送给邻居。她还把我们及亲戚家的旧衣服收集起来带到乡下，送给比我们还要贫苦的乡亲。母亲心灵手巧，教生产队的女人们编织、钩花，买不起毛线用棉线，为小孩和姑娘们用染色的棉线编织出各种美丽的衣裳。后来，这些乡亲们像走亲戚一样年年都要进城来看母亲。
1961年，我还是一个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中考过后，成天只知道疯玩。
万没想到1961年8月中旬的一天，接到的竟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哭得昏天黑地，一冲动，甚至不想活了。母亲怪我贪玩没有考好。可我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考试时也并没有失误，班上出身好成绩比我差的都考上了，是出身成分不好的原因吧？我们猜疑着。一种愤慨、一片阴霾深深地扎根在我纯净的心灵，我坎坷的命运由此开始……
谜底在四十年以后揭开了，我一个初中生的档案中有3份材料，注定了我的中考落榜。
第一份是1961年4月5日重庆四十中学（我就读的学校）党支部“为了弄清楚该学生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保证中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向我母亲单位发的调查函。
在调查事项家庭情况一栏里，母亲单位写道：“和承英（父亲）云南省丽江县人，是反动伪军官，曾在伪中央军校学习两期，任过反动营长与反动职务，在1951年“3·13”大逮捕中被捕。主要是藏枪不交，并与反革命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关押在区人民法院，因病故（监狱中）周静秋（母）现在我队工作，因其是反革命家属，时有反举。解放前是先后在贵阳、重庆拍卖行经商，成分是资本家。”
第二份是重庆四十中毕业生政治审查意见表，学校填写的是：“父：反革命分子（伪营长等职务），51年3月底被捕，同年7月死于牢中。母：资本家。”
第三份是招生报名单，上面有我报考的学校和考试成绩，四科总成绩为318.4分。引起我注意的是，按填表说明，第一志愿学校应该在“录取意见”一栏“说明录取与否及原因”。而在我的那份报名单上，这一栏是一个显目的空白。
